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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格 155mm×235mm 16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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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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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张 23.75插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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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次 2011年10月第3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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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数 3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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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价 3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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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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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能生活（第2版）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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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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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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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 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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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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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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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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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能生活（第2版） 修订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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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本哲学著作使人毫无收获，那是罪过。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使人有所收获，无论读后是同意我的理论还是痛恨我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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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能生活》是我在伦理学方面的第一本著作（1994年第一版），在这之前甚至也没有写过任何伦理学方面的论文。在上世纪80年代，我原来主要对知识论和方法论感兴趣，尤其是关于先验论、怀疑论、分析技术和元逻辑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脱离实际的”。当时有朋友开玩笑说，你写的那些方法论和元逻辑什么的，自己写完自己看就可以了，反正很少有人知道说的是什么。也有朋友引用希腊故事鼓励我，说的是有个希腊哲学家的言论引起大家喝彩，于是哲学家不喜反忧，他说：“天哪，我一定说了什么蠢话”［1］。这个故事当然是想说哲学家的思想通常如此“高深”以至于大家不能正确理解。不过我倒一直没有这种西方哲学家的鸿鹄之志，在本质上我属于中国哲学，因此所追求的与其说是大家都不明白的“高深”还不如说是大家都明白的“高明”，虽然讨论的是一些深刻的大问题，但力求清楚明白而且对于实际生活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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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能生活》出版后（1994，1995），有许多相关的争论和批评，读者的意见和厚爱，从不敢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建议出版《论可能生活》的修正版，这样我有机会重读了这一青年时代的作品（这本书写作于1992—1993年间）。结果我发现，有部分基本思路至今仍然是我所坚持的，但现在我另有了一些新思路，在许多问题的理解上已经有所不同。如果要真正进行修改恐怕等于重写。重写是坏办法，不做。与过去不同的新想法将会在新的书里去表达。这里不改动原来的分析框架，基本保持原来的思路并给予强化，但也进行了某些重要的修改，加上了一些论证，读者可以注意到，新版比老版增加了很大篇幅，也比原来的文本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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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自己认为我现在的伦理学理论是推进了和比较“成熟”了，但这只是我的主观看法和个人偏好，一些读者未必这样想，有些人可能比较同意原来的理论。有些学界朋友曾经向我指出，他们更喜欢诸如《论可能生活》这样更具“激情”也更具纯粹的理想主义色彩的理论，而不是很同意我后来把许多“丑恶的”知识背景比如政治学、经济学和人类学之类考虑在内的哲学。这种批评于我很重要。的确，我过去的哲学是“纯的”，只关心普遍必然的原则，现在的却有些“不纯”，在分析问题时总要把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俗世知识所揭示的丑恶事实考虑在内。但这并不是真的要从“纯的”转向“不纯的”哲学，而是怀有更大野心，我希望在给定了恶劣的俗世事实的条件下，忍着去发现能够真正是普遍必然的原则。世界丑恶，我们不得不忍着。至于什么类型的理论更好，这没有客观标准，即使作者本人也没有理由进行判断，因为已经交给社会了。我所以改变了某些思路，当然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我现在关心的问题，而没有理由认为原来的理论不如现在的理论。如果某些读者喜欢原来的理论，一定也有他们的理由。旁观者的理由对我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启示。因此，在进行修正时，我采取的是这样的方法：仅仅按照当年的思路去把过去没有说清楚的说得比较清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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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本书需要读许多遍才意识到其中真义，自己的想法也需要想和说上许多遍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维特根斯坦曾经讥讽有些人声称自己有些非常深刻的思想，可就是“说不出来”，他认为，说不出来就是因为还没有想清楚。这很有道理，但太极端。思想毕竟很容易受到情感背景和特殊的社会背景的影响，就容易说不清楚，并非真的没有想清楚。这次修正，由于脱离开当时特定的情绪和特定的社会背景，因此有机会把当时的思路说得比较清楚一些，尽量把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以及故作深沉的文字以及废话改掉，以免浪费读者时间。孔子、老子、柏拉图和维特根斯坦，用极其平易的语言说清楚高深的道理，我一直无比佩服。说得比较清楚无非是把一种思路的优点和缺点更加显眼地表达出来，从来没有一种人文思想能够是完全无可置疑的真理，优点和缺点一定是搭配着的，说对的地方总是以说错的事情为代价的，因此不必担心让缺点变得更显眼。哲学尤其如此，如果一种哲学观点不够极端，就必定是些废话。为了保留优点，只能同时保留缺点，因此，我保留把真理恶狠狠地说出来的风格。其中有些狠话难免令人反感，还请读者见谅。另外，尽管我强调逻辑性，但还是发现我在书中的论述也有某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至少是似乎自相矛盾的地方，出于对逻辑的非理性崇拜，我本来试图给予改正，但忽然意识到，世界和生活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决定还是保留那些矛盾。我相信，有些特别复杂的问题，决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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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简单地重述当年写作此书的背景有助于读者进行批判。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是个向西方学习一切的年代，包括像我这样对中国怀有深厚情感的人也对西方学问常怀崇敬之情。而1989年世界各地发生了划时代的事情，这为人们创造了一次全面反思的机会。见仁见智，各见各的，各有所见。对于福山等人，“后89”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对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重开了历史。而对于我，“后89”意味着现代性失去了光辉，尤其是西方意识形态失去了光彩。看来，没有某种意识形态能够比另一种意识形态更好。我意识到，哲学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去自由思考了，即使是康德这样的大师，也要保留对宗教的敬意，即使是马克思这样的无神论者，也在反对宗教的同时又以宗教的观念格式去想像与宗教同构的共产主义。宗教是后希腊的西方人的思维限度，它使得西方人不能进行肆无忌惮的彻底思考。如果哲学不能超越所有不被反思的价值观去彻底思考，我们就没有彻底思考的机会了。行为不能放肆，但是思想必须放肆。哲学的思想状态必须是元意识形态的（meta-ideological）——在比《论可能生活》更早的《哲学的危机》里，我讨论了meta-ideology，当时称之为“元观念学”，但还不太成熟，不过可以看出与怀疑论的联系（这里是比较广义的怀疑论，如果从西学的思路看，我更多继承的是苏格拉底和维特根斯坦的怀疑论，当然与皮浪、笛卡儿和休谟的怀疑论也有关系）。于是我怀念思想还没有被宗教和其他意识形态划定界限的时代，那就是古希腊和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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