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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价 3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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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能生活（第2版）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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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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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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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 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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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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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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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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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能生活（第2版） 修订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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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本哲学著作使人毫无收获，那是罪过。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使人有所收获，无论读后是同意我的理论还是痛恨我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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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能生活》是我在伦理学方面的第一本著作（1994年第一版），在这之前甚至也没有写过任何伦理学方面的论文。在上世纪80年代，我原来主要对知识论和方法论感兴趣，尤其是关于先验论、怀疑论、分析技术和元逻辑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脱离实际的”。当时有朋友开玩笑说，你写的那些方法论和元逻辑什么的，自己写完自己看就可以了，反正很少有人知道说的是什么。也有朋友引用希腊故事鼓励我，说的是有个希腊哲学家的言论引起大家喝彩，于是哲学家不喜反忧，他说：“天哪，我一定说了什么蠢话”［1］。这个故事当然是想说哲学家的思想通常如此“高深”以至于大家不能正确理解。不过我倒一直没有这种西方哲学家的鸿鹄之志，在本质上我属于中国哲学，因此所追求的与其说是大家都不明白的“高深”还不如说是大家都明白的“高明”，虽然讨论的是一些深刻的大问题，但力求清楚明白而且对于实际生活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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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能生活》出版后（1994，1995），有许多相关的争论和批评，读者的意见和厚爱，从不敢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建议出版《论可能生活》的修正版，这样我有机会重读了这一青年时代的作品（这本书写作于1992—1993年间）。结果我发现，有部分基本思路至今仍然是我所坚持的，但现在我另有了一些新思路，在许多问题的理解上已经有所不同。如果要真正进行修改恐怕等于重写。重写是坏办法，不做。与过去不同的新想法将会在新的书里去表达。这里不改动原来的分析框架，基本保持原来的思路并给予强化，但也进行了某些重要的修改，加上了一些论证，读者可以注意到，新版比老版增加了很大篇幅，也比原来的文本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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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自己认为我现在的伦理学理论是推进了和比较“成熟”了，但这只是我的主观看法和个人偏好，一些读者未必这样想，有些人可能比较同意原来的理论。有些学界朋友曾经向我指出，他们更喜欢诸如《论可能生活》这样更具“激情”也更具纯粹的理想主义色彩的理论，而不是很同意我后来把许多“丑恶的”知识背景比如政治学、经济学和人类学之类考虑在内的哲学。这种批评于我很重要。的确，我过去的哲学是“纯的”，只关心普遍必然的原则，现在的却有些“不纯”，在分析问题时总要把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俗世知识所揭示的丑恶事实考虑在内。但这并不是真的要从“纯的”转向“不纯的”哲学，而是怀有更大野心，我希望在给定了恶劣的俗世事实的条件下，忍着去发现能够真正是普遍必然的原则。世界丑恶，我们不得不忍着。至于什么类型的理论更好，这没有客观标准，即使作者本人也没有理由进行判断，因为已经交给社会了。我所以改变了某些思路，当然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我现在关心的问题，而没有理由认为原来的理论不如现在的理论。如果某些读者喜欢原来的理论，一定也有他们的理由。旁观者的理由对我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启示。因此，在进行修正时，我采取的是这样的方法：仅仅按照当年的思路去把过去没有说清楚的说得比较清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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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本书需要读许多遍才意识到其中真义，自己的想法也需要想和说上许多遍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维特根斯坦曾经讥讽有些人声称自己有些非常深刻的思想，可就是“说不出来”，他认为，说不出来就是因为还没有想清楚。这很有道理，但太极端。思想毕竟很容易受到情感背景和特殊的社会背景的影响，就容易说不清楚，并非真的没有想清楚。这次修正，由于脱离开当时特定的情绪和特定的社会背景，因此有机会把当时的思路说得比较清楚一些，尽量把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以及故作深沉的文字以及废话改掉，以免浪费读者时间。孔子、老子、柏拉图和维特根斯坦，用极其平易的语言说清楚高深的道理，我一直无比佩服。说得比较清楚无非是把一种思路的优点和缺点更加显眼地表达出来，从来没有一种人文思想能够是完全无可置疑的真理，优点和缺点一定是搭配着的，说对的地方总是以说错的事情为代价的，因此不必担心让缺点变得更显眼。哲学尤其如此，如果一种哲学观点不够极端，就必定是些废话。为了保留优点，只能同时保留缺点，因此，我保留把真理恶狠狠地说出来的风格。其中有些狠话难免令人反感，还请读者见谅。另外，尽管我强调逻辑性，但还是发现我在书中的论述也有某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至少是似乎自相矛盾的地方，出于对逻辑的非理性崇拜，我本来试图给予改正，但忽然意识到，世界和生活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决定还是保留那些矛盾。我相信，有些特别复杂的问题，决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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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简单地重述当年写作此书的背景有助于读者进行批判。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是个向西方学习一切的年代，包括像我这样对中国怀有深厚情感的人也对西方学问常怀崇敬之情。而1989年世界各地发生了划时代的事情，这为人们创造了一次全面反思的机会。见仁见智，各见各的，各有所见。对于福山等人，“后89”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对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重开了历史。而对于我，“后89”意味着现代性失去了光辉，尤其是西方意识形态失去了光彩。看来，没有某种意识形态能够比另一种意识形态更好。我意识到，哲学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去自由思考了，即使是康德这样的大师，也要保留对宗教的敬意，即使是马克思这样的无神论者，也在反对宗教的同时又以宗教的观念格式去想像与宗教同构的共产主义。宗教是后希腊的西方人的思维限度，它使得西方人不能进行肆无忌惮的彻底思考。如果哲学不能超越所有不被反思的价值观去彻底思考，我们就没有彻底思考的机会了。行为不能放肆，但是思想必须放肆。哲学的思想状态必须是元意识形态的（meta-ideological）——在比《论可能生活》更早的《哲学的危机》里，我讨论了meta-ideology，当时称之为“元观念学”，但还不太成熟，不过可以看出与怀疑论的联系（这里是比较广义的怀疑论，如果从西学的思路看，我更多继承的是苏格拉底和维特根斯坦的怀疑论，当然与皮浪、笛卡儿和休谟的怀疑论也有关系）。于是我怀念思想还没有被宗教和其他意识形态划定界限的时代，那就是古希腊和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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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人们对超越了人的概念的某种最高存在的绝对服从。在这里，宗教是个隐喻，不一定非是个严格的宗教，任何一套不许怀疑的价值观都相当于宗教，当代最著名的例子是人权。人权是现代性的宗教，是基督教“所有人都同样是神的子民”的与时俱进世俗版本。中国早期文化是没有宗教气质的，和古希腊一样都表达的是无限制的思想。但宋明以来的中国思想则发展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格式，如果套用李泽厚先生的话，那就是“半哲学半宗教的”。现代新儒家作为对新儒家的一种叙述，也似乎更愿意强化其“半宗教”性质以便与世界“接轨”，所谓儒教。所以是“半”宗教的，是因为它强调的是“内在超越”而不是“外在超越”。但内在超越在学理上说不大通，因为“内在”并没有什么“更高的”（the higher）地方可去——对于人，没有能够高于真实生活和真实幸福的东西；对于人类，没有什么可以高过人类自己的命运的事情。康德的“绝对命令”已经发挥了内在超越的最大潜力，结果遇到的是非常空洞的一些原则，一旦要注入实际意义，就无可救药地回到永远分歧的意见和冲突的理想——在希腊就已经发现了纯粹理念很难超越混乱的意见。也许超越性是人的一种欲望，但它肯定不是一种思想。宗教所主张的具体价值未必不好，但是宗教的本质是反对思想。思想要求在问题意识和观点上的绝对自由，虽然思想的目标是某些不可怀疑的结果，但其工作方式首先是怀疑论的，而宗教却必须无条件地保护某些假设，它必须拒绝怀疑论。所以宗教的本质是“反思想”——关于宗教的本质有许多理解，宗教被认为是超越的欲望的表达，是对终极问题的关怀和解释，是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和世界观，是人民的精神鸦片，诸如此类，都对，但都不够深入，宗教真正要害的本质是反思想的和排他性的信念体系。如果不具备明显的反思想和排他特征，即使有宗教的其他特征和社会形式，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例如佛教和道教，佛教更接近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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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把宗教（典型的是基督教模式）看作是个隐喻符号，就很容易发现各种意识形态与宗教的某种同构性，各种“主义”，各种伦理规范体系，各种政治信念，都有着不许质疑的立场。任何不许质疑的立场都是对思想空间的自由性、纯粹性和创造性的破坏。思想空间是以逻辑为框架结构的，这是思想的唯一合法限制，事实上，它是思想没有办法违背和突破的限制，如果违背了逻辑，思想就必定失去传递性，还必定产生各种自相矛盾，就变成“语无伦次”。除了逻辑的限制，思想拥有合法的自由，思想的合法对象是任何可能世界，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所划定的地盘。这样思想才能够有创造有发展。意识形态（包括宗教、规范体系、政治信念和学术“主义”）对于思想所以是非法的，就在于（1）它仅仅承认某个由它定义了的可能世界而拒绝其他可能世界。这样思想空间就变得非常狭隘，不仅如此，这还注定了它不可能产生真理，很显然，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是由多种观念所构造的多种可能世界共同构成的，并不能由某种观念说了算，而只能由多种观念说了算；（2）它的基本假设拒绝被检查和反思，而各种问题的答案又都由各种基本假设事先规定好了，这样就等于不许“思”而只许“学”。按照哲学的术语来说，它只允许仅仅由它的假设来“分析地”生产同义反复的“知识”（实际上是废话），而不许生产任何原创或者“综合的”新知识。正因为各种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和政治信念，总是试图封死思想，以重复性生产的知识代替思想，所以人类知识体系才特别需要哲学这一纯粹的思想方式。哲学无论思考的是像逻辑这样的纯粹问题还是像政治那样的不纯问题，它的思想行为和思想方式都是纯思的，也就是永远向所有可能世界开放着的创造性思想。因此，哲学就是思想本身，是自由思想之源。因此，所有意识形态都要反对真正的哲学——因为哲学破坏了意识形态一统观念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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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各种“主义”像西方各大公司一样入住中国，至今情况仍然大致如此。这些新来的“主义”成为反对中国当时已有的各种“主义”的理由，欢迎新的“主义”的热情如此澎湃，以至于使人忘记这只不过是用意识形态反对意识形态。1989年世界情况巨变之后，大家都感受到全球化运动的冲击。以全球为规模的物流、人流、信息流以及观念流和制度流的宏观流变，明显冲击了过去那些以国家、地区和传统为思考单位和传承线索的知识体系与问题体系，似乎出现了知识报废和问题变型的现象，就是说，我们原来的那些知识和问题似乎与新的事实脱节了。当然这种感觉多少是夸大了的，但是，今天的知识体系和问题体系确实发生了变化，不仅出现许多新问题，老问题也似乎需要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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