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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规范的个别行为“错误”又有什么关系？做人才是根本的。做人与做事其实是从两种不同的观察角度去观察一个事实，是一个事实的两种不同的性质，但是，通过区分这两种角度，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一个事实的内在伦理学意义。例如，说真话是一个行为事实，但它可能是为了遵守规范，也可能是为了表现人性的光辉，两者的价值高下立判。我们可以讨论“雷锋问题”。雷锋故事有多大的真实性，这不是伦理学问题，所以这里不予讨论。要讨论的是作为毛泽东的杰出作品的“雷锋形象”。雷锋这一形象所要说明的不是如何如何遵守规范，而是为了创造一个新模式的伟人，即又平凡又伟大，在平凡中见伟大。这是很难的，因为平凡与伟大互相矛盾。毛泽东的创造性解决是，雷锋被假定为一个永远做好事的人，并且，做好事就是他做起来最愉快因此最喜欢做的事，因此乐此不疲。仅仅因为事情本身的愉快而做事情，而且永远愉快，这是高难度的，做到高难度的事情就是伟大，于是，平凡成功地转化为伟大。可以看出，这里的伦理学问题是如何从肤浅的规范问题转换为深刻的做人问题。做人的魅力远远超越了规范。茅于轼先生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1997）中曾经讨论了“雷锋问题”，他的分析结果是相反的，或多或少可以看作是从规范伦理学角度对德性伦理学的反驳。他认为，雷锋式人物的存在是坏事情，因为，雷锋的伟大反而纵容了其他人的懒惰、无赖和“搭便车”行为，所以，尽管雷锋自己伟大，但是社会客观结果却不好，社会道德水平反而因此降低。茅先生这一分析非常有趣，而且涉及一些深刻的问题，不过我相信这一分析是错误的。问题主要出在计算“普通人”或者“其他人”的心理情况时非常可能漏掉了一些本来必须计算在内的必要条件，就是说，“普通人”的心理中固然有喜欢“学坏”的一面，但也有喜欢“学好”的一面，有对庸俗物质利益的关心，也有着对伟大精神幸福的追求。如果漏掉人性好的一面去计算问题，就会出现计算失误。事实上，如果人性没有光辉的方面，那么人类文明根本无法坚持，早就死掉了。而且，就历史事实而言，在“学雷锋”的毛泽东时代，社会的痛苦主要是物质水平低下，绝非道德水平低下，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风气比现在这个反对雷锋的时代要好得多得多，而且当时许多人很愿意做好事情，“搭便车”现象并非主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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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问题是伦理学最根本的维度，是“做事”的伦理意义的根据。如果不以做人为最终根据，那么，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被论证成具有“道德价值”，因为制造一种有利于某件事情的规范或理由是很容易的，只要乐意，就可以编造出种种理由。在为利益而辩护时，人们从来不缺乏想像力。任何一条规范，就其本身而言，都只是在特定的某种约定的条件下才是必须遵守的，既非普遍必然，又非永恒不变，只不过是时过境迁、与时俱进的东西。如果规范与做人的要求相悖，则本来就不值得尊重；如果它与做人的要求相符，那么，实际上我们所尊重的是人性的光辉而不是规范。可以说，规范的伦理价值永远是相对的，而人性的道德价值才是绝对的；做事的价值是相对的，而做人的价值是绝对的。几乎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假设我们在进行一项正义的事业，我们的敌人所做的事正是我们所反对的，但如果他们做人的方式光明正大，则仍然会得到我们的道德上的尊重；而敌人的叛徒、逃兵和投降者却会被蔑视，尽管他们的背叛或逃跑行为在功利上符合我们正义事业的利益。这类事实说明了做人有着位于利益之外的价值。做人追求的是人类形象最优化，做事则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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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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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讨论关于行为事实的一般模式。假如一个人拥有几乎无障碍的行动自由，就会有一个理想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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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某人的全部可能行为（A1，A2…An）中，A1是他的首选偏好，那么他无论如何都将选择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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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一个人仅仅拥有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就会有一个策略性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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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某人的部分可能行为（A1，A2…Am）中，A1与其他选择相比之下是占优策略，那么他将选择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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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对这两种行为模式进行价值分析时，或者是把行为选择看作是价值判断的根据，或者是把某种价值观念看作是行为选择的根据。如果按照前者则有这样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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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在某人的全部可能行为（A1，A2…An）中，他无论如何都将选择A1，那么A1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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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在某人的部分可能行为（A1，A2…Am）中，相比之下将选择A1，那么A1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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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实际选择去定义行为价值的解释模式的困难在于，当说到“我选择A，所以A是好的”时，“我”并不是作出选择的理由，而只是作出选择的经手人，即使说成“大多数人都选择A，所以A是好的”，大多数人同样只是经手人。经手人什么也说明不了，选择的理由还没有被说出来，显然，事情是“我”做的，是“我”选的，但“我”不是我做出选择的理由，我的选择当然是根据着还没有说出来的某个理由。于是，“我选择A，所以A是好的”必须扩展为“根据理由R，我选择了A，所以A是好的”，这样才能够被理解。可以看出，其中真正决定价值判断的是理由R。理由R的存在意味着我们总有着充当价值判断根据的某种价值观念，选择不是选择的理由。因此，只能采取第二种分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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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案引入了价值理由R，可以有这样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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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是好的，因为R。所以选择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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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必须必然蕴涵A是好的，否则没有意义。假如R是某规范N，那么有两种可能性：（1）任意一个规范N都蕴涵A是好的。这种解释显然没有意义，因为存在着不同甚至矛盾的各种规范。虽然人们的确往往会因为A符合某规范N而认为A是好的，但是这至多只是解释了一种原因而不是理由。A因为符合规范，所以A是好的，这是因果关系，不是理由；（2）仅仅是某规范N，而不是任何别的规范，蕴涵A是好的。这种解释虽然不会导致混乱，可又是不彻底的，它没有到达最后的理由，因为这一特定的规范N又必须被证明是好的，否则就弱于怀疑态度，别人可以不接受或不承认规范N。显然人们必须进一步寻找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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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证据必须是必然的证据。假定我们已经对“好”的实质有所了解，至少是假装有所了解，给定这种情况，寻找证据就表现为把理由R解释为“A必然带来结果X，并且X是被假定为显然好的事情”。于是有这样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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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是好的，因为A必然导致X，而X显然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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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满足于这种论证，虽然这种论证并不总是出错——这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人们毕竟有着某些清楚的伦理直观——但在理论上毕竟是不可靠的，很容易掩盖真正的问题。考虑这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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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好的，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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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吸毒是好的，因为吸毒引起无可比拟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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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按照伦理直觉会认为（1）是正确的，而（2）是荒谬的，然而这两者的逻辑说服力是相等的。而且，即使是（1），实际上也很可疑，比如核武器、生化武器和某些生物工程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是有害的。至于（2），人们可能会反驳说：“吸毒终究是坏的，因为它危害健康。”但是，为一件事情举出一个坏的理由并不比为它举出一个好的理由更有力，完全可以设想吸毒者的回答：“尽管吸毒危害健康，但快感比健康更重要。”诸如此类的互相反驳都不是真正可靠的论证，所找到的理由都没有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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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上述的论证形式有缺陷。我们需要一种更为严格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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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是好的，当且仅当，A必然导致X，并且X是显然好的，而且，要有X就必须要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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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以这种更严格的方式去进行论证，我们就没有理由去反驳诸如（2）这类谬论。因为（2）的证据“快感”也是“显然好”的事情，谁也不能说快感不好。按照这一新的形式来表述（2）则有：“吸毒是好的，因为吸毒必然引起快感，并且要获得快感就必然需要去吸毒”。这样其中的荒谬就变得一目了然了，显然，追求快感并不必然要去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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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论证形式需要两个辅助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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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允许附加条件原则。即允许在这一证明形式中的A和X项目上附加某些条件，从而满足这一证明形式的必然性要求。事实上，附加条件在许多情况下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将有无数行为无法理解。例如，当一个国家遭受侵略，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的荣誉，在这种条件下，牺牲许多军人的生命就成为好的。又如，出于医疗上的考虑，对某类病人注射毒品也是好的。人类的伦理实践表明，许多冠冕堂皇的几乎被公认的伦理“原则”——诸如平等、民主、和平以及一系列人权原则等等——从来都不是无条件被执行的。真正具有绝对意义的原则肯定为数不多。规范主义者经常真糊涂或假糊涂地制造一些伪问题，诸如“死刑是否人道”、“堕胎是否正当”之类，或者一些妄断如“民主制是最好的政体”之类。其实，这些问题都仅仅在特定条件下才成为问题，而并非普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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