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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场运动也已经开始波及欧洲，而且不用怀疑，它的影响只会在下一个十年里迅速扩大。事实是，在法国，以人民优步 [12]为代表的共享经济仿佛在一夕之间冒了出来。虽然GAFA [13]（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还有微软、推特和领英都是美国公司，但他们在法国的受欢迎程度却不比在美国低。它们在法国的兴起相当晚，主要在2014年到2015年之间，但这一点意义重大，说明欧洲人已经真正意识到网络巨头公司开创的新科技为我们打开了经济领域的新视野，带来了“全球优步化”。说实话，欧洲此前竟然如此低估优步、BlaBlaCar、Airbnb、Vente-privee.com [14]等电商，低估其对日常生活乃至对就业和消费的巨大影响，着实奇怪，甚至有点令人担忧。这些电商平台依靠互联网工具、社交网络和大数据成为出租车、租车租房、酒店和百货商店等行业的竞争对手，也就是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那些推动超人类主义运动的技术。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旦这个过程启动，优步化很快就会席卷全世界。当然，我们会在下一章里用最简单明了的方式对上述重要概念进行定义和解释，我已经多次验证了法国大众对这些概念仍然很不熟悉，包括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或政界官员（顺便提一下，这两类人有时候并不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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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主义运动近十年来声名鹊起，主要是由于四份重要的报告将它先后推到了美国和欧盟关于伦理、政治和科学的核心争议的中心位置，以至于这一思潮变成了——毫不夸张地讲——“不可回避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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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份重要报告让超人类主义在欧洲及全球范围内赢得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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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案头就摆着这几份报告。我认真地读了好几遍，你也很容易就从网上下载到 [15]。报告一开头就显示出超人类主义革命的不同路径之间的巨大差异，有些甚至截然相反，且不说它们完全势不两立，但有时确实过分夸张，几乎令人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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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报告出自美国，于2002年写成，2003年发表，题为《用以增强人类功能的技术的汇合：纳米技术、生物科技、信息技术及认知科学（NBIC）》。这篇报告充满了乐观和热情，引起了很大反响。报告建议大力投资超人类项目（谷歌将很快有所动作），因为会带来巨大的好处。此外，报告在结论中提出，如果不这样做，美国将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可能被不那么审慎、不那么民主的国家赶超，比如朝鲜，甚至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也可能加入这场竞赛，因其没有太多伦理上的阻碍，反而会更快获得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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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出炉的第二份报告——《超越疗法：生物技术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反对第一份报告的结论，拉开了“生物进步主义者”与“生物保守主义者”之争的序幕，这些争论如今愈演愈烈。这份报告写于2003年，由美国生物伦理委员会撰写，其成员由当时的总统乔治·布什任命。参与撰写的还包括两位美国思想家——迈克尔·桑德尔和弗朗西斯·福山——他们无疑是美国最敌视超人类主义的思想家。他们对这一报告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下文会进一步分析两人的主要论点）。报告极力反对“增强”人类机能的计划，不顾一切地强烈建议医学及使医学取得飞跃式突破的新技术完全停留在以治疗为唯一目的的传统框架中，完全排除任何“改良性”治疗，尤其从根本上批判利用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来“制造”“超级（优秀）儿童”、“不会老化的身体”和“充满快乐的灵魂”等普罗米修斯式计划。我们在阅读报告时注意到，至关重要的是，报告非常严肃地看待超人类计划的现实性，而不是将之视为幻想或乌托邦式理想。报告认为其实现的可能性已经很大，这也证明报告所表达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如果人类机能增强计划不被视为可行的计划，这份报告的态度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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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公布的第一份专门研究超人类主义的正式报告出现在2004年，由菲利普·比斯坎专员指导，标题耐人寻味——《技术汇聚——塑造欧洲社会的未来》。尽管此报告也是用英文写成的，却带有欧洲大陆的印记。正如我们可以预期的那样，这份报告附和了福山和桑德尔的生物保守主义态度，不仅拒绝超人类主义者提出的“改良性”治疗以及投入全球竞争的紧迫性，而且明确地坚持古典人文主义的传统，即欧洲启蒙时期的人文主义，主张新技术应该被用来改善社会和政治而不是生物和自然。这一报告将平均主义视为神圣不可动摇的价值，因此它极力反对人类的“基因强化”计划，认为这一致命的逻辑将导致无法忍受和不可弥补的不平等。尽管这份报告敌视超人类主义的论点，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它没有把超人类主义说成疯癫或不现实。相反，正是因为它极为严肃地对待超人类主义，所以才会拉响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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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欧盟出了一份新的报告，态度有别于前一份，没有那么决然地反对。这份报告不是出自欧盟委员会之手，而是出自欧洲议会。报告题为《人类增强》，也是用英文写成，说明美国在这一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一统天下，报告主体部分来自德国和荷兰的研究。正如比利时哲学家吉尔伯特·霍托伊斯指出的，尽管该报告更加谨慎和节制，但它比较接近美国的第一份报告。虽然没有洋洋洒洒的抒情或对技术的狂热，它同样主张对治疗和增强不加区别。报告认为超人类主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大势所趋，并且称“嘲笑超人类主义的做法本身是可笑的”。该报告终于试图对超人类主义计划会带来的危险（必定是不小的风险）和不可否认的益处（谁也不能轻易否定）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我认为这是对的。因此，并不该简单地允许或禁止一切超人类主义计划，而是要开始思考界限在哪里，思考国际上应该对其实施哪些监管。正是这个思路使它成为一份重要的报告，随后欧盟各机构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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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述报告也说明，超人类主义运动引发了诸多争议，有时甚至是极大争议，这一运动中包含形形色色的倾向，牵涉到不少重要人物，从最严肃的学者到正儿八经的公司再到备受争议的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眼下声名大噪的奇点大学校长，奇点大学 [16]位于美国硅谷，是由谷歌资助的最大的超人类主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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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超人类主义基本上分为两个阵营，一部分人“仅仅”想改善人类，不牺牲反而加强其人性，而另一部分像库兹韦尔那样的人倡导用技术制造“后人类”来创造一个新物种，有必要的话，可以将人类与体力和智能无限优于我们的机器进行结合。对前一阵营而言，超人类主义是某种“非自然主义”的人文主义的延续（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从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 de la Mirandole） [17]到孔多塞（Condorcet）的人文主义发展而来，主张人的无限完善性。后一阵营则与人文主义完全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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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民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对新技术仍然一无所知、缄口不言，令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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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全城与全球气候问题，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可以为此频繁参与各大媒体/政治盛事，其实应者寥寥；而面对那些将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新技术，各个民主国家几乎完全失语。我们（法国）的领导人以及我们（法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哀叹国家的衰退甚至衰落，沉迷于昔日、国界、身份迷失等问题或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辉煌的怀念，除了极少数例外，似乎都对这些新的人操纵人的技术一无所知（且不说昏昏失智），仿佛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家最珍视的“敢于求知”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也许再也没有什么时候比眼下更迫切地需要理解当下以及当下正在涌动的风潮。在新形势下，“监管”这个词显得如此关键，具有决定性作用。当前的新形势也许是不可逆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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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以下两种态度都是站不住脚的（且不说荒唐）：一个是主张阻止一切，另一个是许可一切，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凭着极端自由主义和技术至上的幻想，认为所有科学上有可能实现的都应该成为现实；认为所谓“人性”在宗教或世俗意义层面上神圣不可侵犯（两个层面的说法都有，下文会进一步讨论），不可触碰且不可剥夺，因而禁止一切超人类主义计划，对超人类主义或多或少带有的“优生学噩梦”卷土重来的种种可能防患于未然。这种想法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坚持的，理由很强大也很明显：没有人能与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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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有朝一日（现在还没有成为现实，但这种假设将很快出现，且必然出现）医生都能够“在胚胎状态下”将最糟糕的疾病根除，比方说（可惜这仍然是假设）阿尔茨海默病、囊肿性纤维化和亨廷顿病 [18]（且不提各种癌症）。再想象一下，如果这只能在对人类基因组进行不可逆的操作的前提下实现，谁能真的反对这么做呢？即便是出于对家人的爱，出于对我们未来孩子的幸福的考虑，出于对那些备受病痛折磨的人的同情，我们也会选择走向“进步”。当然，会有一些阻力，首先来自宗教，他们连最简单的医学辅助生殖都敌视（顺便指出，这种敌视并未能阻止任何人甚至包括部分信徒接受人工辅助生殖），但这种阻力很快就会被人们对免于痛苦、疾病和死亡的渴望一扫而光。需要用数字来说明吗？97%的孕妇在知道会生出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之后选择流产——这说明某种自由选择的优生学已经不再是禁忌（如果说优生学的确曾是禁忌）。另一方面，很明显，对一切超人类主义计划开绿灯，创造出人/机/动物混合，与当前的人类相去甚远的怪兽，这种想法也会把我们大多数人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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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面对超人类主义革命，广泛一点来说，面对那些使之成为可能的新技术，我反复强调，关键词就是“监管”。就像在生态、经济或金融方面一样，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力求规范，设置限制，应尽可能做到明智和细致，避免站不住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逻辑。但是，这一领域的规范难度超过任何其他领域，包括“传统的”生物伦理学领域——这也是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告知，使人们了解实际情况、关键问题和超人类主义所引起的争议。因为新技术有两个特点使之能够轻松逃脱普通民主程序的监管：发展速度极快，严格讲是以指数曲线急速发展，而且非常难以理解，更难控制。首先，因为相关理论和科学知识一般超出政界人物和公众意见有限的知识水平；其次，因为其背后的经济势力和游说集团非常巨大，且不说过分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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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新技术不仅服从著名的摩尔定律（粗浅地说，根据摩尔定律，计算机的能力自其发明以来每十八个月便增强一倍），而且无论是纳米技术、网上“大数据”的处理、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还是人工智能，每一个学科（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所有学科）都可能足足需要一辈子才能完全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您就可以明白，这些技术的汇聚，无论是在医药领域还是“共享经济”领域——我们也将花一整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领域——是如何异乎寻常地难以追踪、鉴别，因此极难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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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物学到经济，新技术如何彻底改变市场和医疗：“共享经济”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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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觉得奇怪，在这一本书里讨论两个看似很不相同的问题：一个是人类身份在生物和精神意义上的未来，另一个是新型经济，它本质上是绕过专业从业人员建立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法国人最近才刚刚通过优步认识这种新型经济：从巴黎到圣保罗，优步，尤其是人民优步（一种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完全不可想象的低价“不正规出租车”服务，以大大出乎公共权力意料的方式突然降临，对城市交通的传统商业模式造成冲击）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与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冲突。而优步的例子与在不久的将来等待我们的那个世界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公共权力这种缺乏预见的表现本身也是一个迹象，一个令人略为吃惊的征兆，表明我们的领导人对超人类主义运动完全摸不着头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反应正如我们可以预期的那样过分简单化。他们以为通过禁用相关的应用程序就能立刻把火扑灭，但这就像是用滤茶器来拦截亚马孙河一样。不要被愚弄，这个禁令只是一个临时补丁、一块橡皮膏，维持不了多久，没法彻底解决问题，只能暂时起效，无法阻止以人民优步为第一波汹涌而来的海啸。世界正在“优步化”，而大部分行业和贸易部门都有可能在某一天受到来自优步一类的应用程序的竞争。许多（不是全部，我们后面会解释为什么）领域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在其他很多领域，我已经提到过的很多公司（Airbnb、BlaBlaCar等）已经发起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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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应该理解，这第二种革命，即所谓的“共享经济”，与超人类主义意识形态有着表面看不见却很深的关联。这两种革命至少有四点彼此相关，重叠度很高。首先，两者都只在具有广泛通用的技术基础设施的背景下才可能实现。当然，共享经济用不到生物外科，相反会用到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3D打印机和机器人技术也都渗透到这两个领域，使它们变得可行。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技术，超人类主义或共享经济都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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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止于此。在哲学层面上，这两种情况都是在人的自由和人对自己命运的控制之中引入了大量的真实可控性，而这些在不久以前还属于命运的范畴。超人类主义变运气为选择（超人类主义运动的奠基之作之一就名为“变运气为选择”），把从听天由命的遗传基因随机决定变为自愿选择和积极追求的基因操纵/增强。在一定意义上，这对个人之间的网络共享经济来说也是一样，新的经济模式越来越倾向于——至少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让人获得解放的使用权而不是使人受到束缚的所有权。如果我使用共享单车可以更自由，为什么要在巴黎拥有一辆自行车？如果我能自己更便捷更便宜地租用某一个人的房间，为什么还要在“专业”酒店订房？更何况这个人可能跟我情况相同，实际上是另一个我自己。如果我可以使用共享汽车或拼车，为什么还要拥有一辆价格昂贵又带来麻烦的汽车？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为了把我们自己从各式各样的异化和束缚中解放出来，即摆脱大自然的原始和残酷，挣脱以传统方式组织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任意强加给我们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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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难怪超人类主义和共享经济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共同的哲学和技术基础，还有共同的政治基础。两者都属于某种多少带有社会民主色彩的自由主义，甚至是纯粹的、死硬的极端自由主义。它悄悄驱动着那些不顾一切想要甩掉强加给个人的传统包袱的人。举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创客 [19]已经越来越多，他们想要摆脱集体惯性乃至国家法律的束缚，在自由选择的社交网络和小型社区里，运用3D打印机和开源软件，自己制造电力、家具、家用电器等。为什么不呢？总之，他们能够制造一切必要的和足够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福利和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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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毫不奇怪，超人类主义和共享经济完全符合西方民主发展的根本进程，这是一个缓慢但不可避免的演变过程，并且自20世纪末以来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这一进程，至少从启蒙运动开始，就是不断地将那些在由习俗、文化遗产以及历史传承构成的人类传统社会中被先验地排除在人的自由决策之外的东西，进一步推进到人的自由决策这一轨道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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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禁开始对自己的身份感到昏乱无措，因为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想成为什么这一定义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我们自己，而在远古时代，我们认为这个定义取决于上帝、习俗或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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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也是这本书的第三大目标，与上一本《破坏性创新》的思路直接相关，同样旨在尽可能促进人们对目前经济、科学和医疗创新的深刻而本质的理解，以及对这些新技术带来的道德、政治、精神和形而上学方面的颠覆性变化的理解。因为，我坚持认为，有了史无前例的共同技术基础设施和全球数字化的极速发展，这些初创公司才能问世。如果没有大数据，没有我们在“共享经济”一章中讨论的各种形式的互联网会聚，“第三次工业革命”简直不可想象。成千上万的类似优步的应用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导致了社区网络的产生，社区网络本质上是去监管化和商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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