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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超人类主义宣言所写，所有可能经历痛苦或快乐的生物，包括动物，有一天也许还包括智能机器，都应该被纳入超人类主义道德的考量，因为超人类主义至少在这方面是深受平均主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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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种“解构主义”、平均主义、反物种主义和生态主义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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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功利主义直接相关的民主理想基于如下信念：古代社会由于种族、性别和物种歧视（歧视动物，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权利）或贵族歧视而忽视了一种生物的存在，但民主运动至少在近两个世纪里始终致力于扭转这种灾难性的逻辑：在很晚才承认黑人和奴隶这些“野蛮人”的权利之后，我们承认了妇女、儿童、疯子的权利，现在轮到动物进入法律保护的领域。霍托伊斯正确地指出，超人类主义极度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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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人类主义者，就是要谴责这些幻想及其后果：物种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将其他生物与人类截然分开，压迫或毁灭它们；这是一种虚构，其主体无视所有限制其自由和洞察力的决定论（无意识、经济、文化、思想、社会……）。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是种族中心主义、性别歧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西方的发明……它主要关注西方白人男性形象。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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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主义要摒弃传统人文主义的一部分，只保留其“积极”的遗产，笼统地说，包括理性主义、批判性思维、平均主义、自由和人权，并以“后人类人文主义”之名拒绝其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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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张以慎重、民主和道德的原则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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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许多超人类主义者都显然意识到他们的计划所带来的科学上的风险和伦理问题。他们一般对批评者的批判烂熟于心，不断努力据理力争提供答案（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些争论）。但是，现在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们在选择了绝对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同时，至少在原则上，依然接受持续的开放性讨论，且大多数时候真诚而强烈地呼吁民主对话，尝试找出风险最小也最合理的解决方案。一般来说，超人类主义者都热爱说理，不逃避矛盾而是寻求矛盾，因为他们相信，要解决基因操纵这类困难的议题所引发的不可避免的纠纷，不是靠教条，更不是靠暴力，而是靠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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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洛朗·亚历山大虽然是个狂热的超人类主义者，他也提到风险考量和治疗模式过渡到“改良”模式过程中的伦理问题都不应该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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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基因组是脆弱的，它靠几十个非常精妙的机制来运行，其中哪怕出现一个小小的变化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我们刚刚走过的上个世纪里，基因学被利用来证明种族主义、大屠杀，甚至各种保守的和殖民思想的合理性。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是建立在种族理论的基础上，从误入歧途的基因学获取灵感……生物学必须非常谨慎，永远不要忘记，它曾被利用来实施最疯狂的种族灭绝行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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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该在两个层面上保持谨慎：首先在科学层面上，绝对不能随便以人为对象任意做任何实验，在尝试对我们的基因进行实验时，也许因为人体的无限复杂性，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同时在道德层面上，我们必须质疑、必须权衡生殖细胞实验的优点和缺点，这种实验可能非常可怕，因为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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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必须直面的正是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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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革命：生物科技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 第二章 生物技术的二律背反—“生物保守主义者”vs“生物进步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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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针对超人类主义计划的最严肃的反对意见不一定是最复杂的，更多的是常识或证据方面的，比如我们立即想到：生殖遗传操纵具有遗传性和不可逆性，这样做难道不会带来医学和科学上的巨大风险？难道我们可以确定这个改善人类的计划真的能往好的方向走而不是走向最糟的恐怖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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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超人类主义者总是回答说，如果科研不受阻碍，而是被鼓励和资助，谁也不能先验地声称永远没有可能祛除与衰老相关的各种病理。其理由总是一样的：鉴于基因学和新技术在最近几年取得的进展，关闭革命的大门是荒谬和不负责任的，科学很有可能实现根治衰老和无法治愈的遗传疾病，甚至改善整个人类，这是为了全人类的福利，只要谨慎，万事大吉。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一直以来，科研的进步都是强调大胆冒险，而不是实施预防。此外，如果我们始终遵循这一该死的原则，今天市场上连阿司匹林都不会有！重要的是合理和理性地从伦理和医疗层面上管控实验，而不是禁止实验。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换个角度来看，博斯特伦在恶龙小寓言的结尾写道：今天真正的风险是完全不冒险！对于那些我们并不一定关心的道德顾虑也是一样，因为一旦真的出现改善人的境况的可能性，阻碍这种可能性才是错误的举措。只需这样想一想便可以想通：父母如何向孩子解释，他们被剥夺了享受科学带来的好处的权利，就因为某个不合理的伦理或宗教原因禁止他们的父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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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有关事实和常识的问题，除了超人类主义者试图提供的回答，我们还必须牢记，如果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全盘否定或肯定，而是从监管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思考的是涉及原则的终极问题——超人类主义的主要优点之一正是迫使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本章将揭示、深入分析和评估这些问题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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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引入这些问题，我们来看看已成为经典的艾伦·布坎南的《超越人类？》。我在此翻译了开头的一段话。布坎南在这里试图用简短的几句话概括反对超人类主义的哲学、神学和道德上的批评（主要是我们已经提到的两个美国哲学家桑德尔和福山）和他对这些批评的主要回应。这可以让读者正确地理解什么是“生物保守主义者”和“生物进步主义者”的“二律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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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首先是由“生物保守主义者”提出的，布坎南概括了这一派最有力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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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人类生物学乃至人类基因组可以通过人的行为来塑造。但是人体是一个均衡的整体，已被精细地调节好，是苛刻复杂的进化过程的产物。所以随意破坏大自然的智慧、伟大的进化工程师的杰作，以求好上加好是毫无道理的。当然，目前的状况是不完美，但它显然是令人满意的。因此，仅仅为了增强而冒这样的风险是错误的。那些想在生物医学层面上增强的人实际上想追求尽善尽美。他们被自己的欲望冲昏了头脑，凭着这种态度完全无法正确欣赏我们已得到的一切，感激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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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短短几句话很好地总结了保守或传统主义的道德家、神学家对超人类主义计划的主要批评。在反题支持者眼里，问题在于正题包含的所有断言都是“大错特错”，正如布坎南所说和他们所认为的一样，不值得稍微有点理性的人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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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他的反题，也是他的书重点阐述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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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地球上出现人类开始，人类行为不断改变和塑造了人类生物学和人类基因组：从土地革命到城市、政治体制和先进交通技术的出现，人的能力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善，引发了自然选择，并将原本孤立的基因组混杂组合。人体根本不是一个“均衡的整体，已被精细地调节好”，因为进化不会创造出和谐“完整”的生命体。相反，它产生的是变化多端、过渡性的尝试、针对某一暂时的“设计”缺陷而拼凑出的解决方案，根本不在意人类的福祉。大自然不是明智的（也不是不明智的），进化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伟大工程师的手笔，反而类似一个蹩脚的修补匠干的活儿，他非常躁动和盲目，对道德完全不在意。千百万人的境况一点也不令人满意，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甚至为了维护我们当中比较走运的那一部分人的福利，可能有必要进行生物医学上的改进。为了解决我们自己制造的各种问题，比如环境污染、人口过剩、全球变暖的问题，人类应该提高知识能力甚至道德。寻求生物医学上的改善并不是追求完美，仅仅只是改进。渴望改善人的某些能力以提高人类福祉，或保护那些我们已经享有的能力，这些跟想要控制一切的意愿没有关系。正确评价我们所拥有的与寻求改进一点也不矛盾，如果有必要改进，我们有权要求改进，以求维护我们已经被赋予的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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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简单的总结可以看出，最尖锐的批评矛头直指其原则和后果，在保守派眼里，生物技术革命可能带来的后果难以管理。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保守派的观点，从福山的小书《人的终结：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开始。福山故意给这本书取了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在这本书里他打算用理性的传统主义反对现代性，一种被古希腊人称为hybris——自大、傲慢和过分——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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