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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反对意见当然不可忽视，但如果将其作为普遍原则就变得相当可怕：是不是要决定不治疗吸烟者的肺癌、酒鬼的肝硬化？从什么年龄开始停止为老人治疗？福山无疑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但我们想知道他提供了什么样的答案。他对老树的低调赞颂也许让我觉得不错，只是我自己年事已高，我发现我仍然热爱生命，我不想离开，再活十年，哪怕衰老，我也愿意，如果对照五十年前，我现在的想法确实有点令我自己意外。如果“让位给年轻人”这一口号并不能打动我，这是纯粹的自私吗？而如果有钱人某一天想花钱延长自己的生命，难道要以平均主义之名禁止他们这么做吗？是否要取消对老人的医疗福利？但是从什么年龄开始？从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开始吗？需不需要一个伦理委员会来决定从多少岁开始让老人自生自灭？请记住，青春是一个极其短暂、脆弱的状态，像布扎蒂的著名故事所说的那样，今天驱赶老人的那些人明天也会生出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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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超人类主义的第三种批评着眼于以牛顿和康德为代表的现代理念——认为自然是道德败坏的，既自私又懒惰，如布坎南指出的那样，自然倾向于盲目选择，对弱者毫不怜惜。福山借鉴社会生物学家和进化道德理论家的观点，对自然持一种非常不同的看法。和古希腊人一样，他认为自然是一个实体，一个和谐、公正、美与善的宇宙，人类应该好好效仿自然。这个论点继承了达尔文进化论道德，采取了一种极端形式：人类最终会选择利他的道德理念。自然进化将使人类最终明白应该合作而不是对抗，应该选择和平而非战争，应该选择互助而非个人主义和自我封闭。比如，美国哲学家迈克尔·鲁塞（Michael Ruse）就是从这种新达尔文主义思想出发写了一篇《为进化伦理学辩护》的文章，生物学家让-皮埃尔·尚热将这篇文章收录到一本合集中出版，这本合集的题目本身就野心勃勃：《道德的自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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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鲁塞自称达尔文的忠实信徒，他说：“道德，也就是对好坏和义务的意识，其实是进化的产物。”“我的意思是，”他说，“这是自然演变及其对随机突变的行动的最终产品。”在达尔文的弟子看来，人类最终会在许多随机的基因突变中选择像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那样的，以对他人的尊重和人权为中心的平均主义道德。为了便于理解，鲁塞提出要区分两种利他主义——“生物利他主义”和“道德利他主义”。前者已经存在于动物世界，不需要良知的干预：即使是蚂蚁也会帮助同胞搬运虫子的尸体；蜜蜂也会贡献出自己的一部分蜂蜜来喂养幼虫。然而，鲁塞说，特蕾莎修女（他举的例子）的利他主义不一样，她为他人奉献时需要她运用对价值的意识。但事实上，这里面仍然可以找到道德的自然基础，两种利他主义实际上是一体的，因为第二种是人道主义者的利他主义，本身也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后者选择这样的道德，是因为它比任何其他道德更有利，更能让人类继续广泛地传播自己的基因。鲁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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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的是，为了让我们成为生物利他主义者，自然使我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利他主义思想。我认为我们不仅天生拥有成为社会人的能力，还能成为真正的道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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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道德起初并非天生，只是潜在的能力，经过演化和自然选择的漫长过程，道德最终从能力变成了行动，成为现实，以至于自然与文化、生物与道德、道德利他主义与生物利他主义最终呈现出完美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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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对道德的看法幼稚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在别处已经在哲学层面上对其进行过批评，读者想看的话可以参考以下注释 [37]。在这里，我想从哲学讨论降低到简单的可观察的事实：从世界历史的走向看，我有点怀疑尊重他人的道德“在自然/本性中生了根”，最终被进化选择。20世纪，土耳其人制造了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二战”中6000万人死亡，犹太人大屠杀，1960年以来在拉美地区、印度、柬埔寨、卢旺达、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叙利亚、中非共和国、利比里亚、马里、伊拉克发生的屠杀，总之，几乎发生在世界所有地方，还有最近出现的“伊斯兰国”的追随者，“伊斯兰国”似乎扩散到了全球：我们是否能绝对肯定人类最关心的是合作与互助、团结、和平与友爱？我们真的能确定人的本性如此善良，所以绝对不能改良，而且要怀着感恩的心维持原样？除非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大学里，身边围绕着好心的同事和可爱的学生，从不跨出校园一步，否则进入真实世界之后这样的世界观会变成什么样？我认为：会碎裂到几乎一点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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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不能证明改善人类的计划是合理的，因为善恶取决于我们的自由，没有什么能先验地变得“更好”。如果说人确实具有道德的能力，我也愿意承认这一点，这能力并不像所谓古代或达尔文主义道德所认为的那样是天生的。相反，它是——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从自然/本性中痛苦剥离的产物、高度完善的民主文化的结果。所以，人类不需要对抗本性就能考虑他人的利益这种想法在我看来很可笑（且不说是痴心妄想），看看人类历史上的一桩桩事实就很清楚。真相是，人类很可能并不完全是被本性控制的，人有自由的余地，使他可以不断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有时候他表现得像是天底下最慷慨的人，但有时又好像连最野蛮的畜生都不如。一个人可以全心为了别人，同样能够极为残忍地杀人害命、酷刑折磨，堪比野兽。只要人类继续存在，人似乎就注定是可能性的动物，不是被什么“自然基础”控制而一心向善的动物，而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存在，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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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普遍的看法相反，这并不是对我们生物性和动物性的部分进行否定，但应该能让我们区分“情境”和“决定”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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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以前经常在我的书中解释的——因此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地重申一下——我们永远“在情境之中”。当然没有人能否认这点，否则就是否认现实。我们处于一种生物性和历史性的“人的境况”中：我生而为男或女，具有特定遗传基因，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身处某一社会环境、某个国家、某种文化之中，说某种语言，出生于某个家庭，生活在某个年代，等等。因此，我总是身在某个特定“情境”中，而这个特定“情境”可能变成“决定”，这种可能性被萨特正确地称为“恶意”。但是这个“情境”并非必然变成“决定”，它不应该与毫无自由的情境混为一谈：不是因为我生而为女，我就不得不当家庭妇女，死死盯住厨房和孩子的教育。不是因为我生在无产阶级家庭，我就一定会成为“红色”革命者：我也可以加入法西斯党，成为自由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我有选择。同样，生于资产阶级阶层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会成为反动派，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资产阶级，但他们是革命派。在所有这些例子里，我们看到的都是“情境”而不是令人失去自由的“决定”。人跟老虎不一样，无法纵身一跃三米远，但我因此就没有老虎那么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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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说福山主张的道德基础归于本性并没有说服我，而且是一点都说服不了我，因为在我看来很清楚，道德与天性毫无关系。此外，只需看看我们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就能知道——教他们学习基本文明礼仪已经是几乎教不完的任务，需要耗费多年时间——如果道德和文明是天生的，那他们应该无师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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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其他批评者，比如桑德尔，他的观点可能角度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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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的批评或“指控完美” [38]：谦卑、无辜和互助价值观的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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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注意，对法国读者来说，桑德尔与福山一样是最知名的美国哲学家，他不仅在美国知名，还闻名世界各地。他的书和福山的书一样都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被全球大多数知名大学当作教材，在此只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他在知识界的知名度：他出版了一本书《反对完美：基因工程时代的伦理》，激烈批判超人类主义，此书的德国版（2008年）由哈贝马斯作序，在德国引发热议。桑德尔在著名的哈佛大学任教三十多年，一直积极与福山一起参与伦理委员会的活动，该委员会由美国总统于2002年设立，致力于反思NBIC新技术革命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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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的书包含五个主要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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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集中陈述反对超人类主义倡导的从“治疗性”医疗模式过渡到“改良性”医疗模式的理由，并分析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增高、增强肌肉力量、父母选择孩子的性别、外貌特征等。（这一点我们过后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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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论述这种增强人类的逻辑可能对体育领域造成的影响。他的结论很明确：跟使用违禁药物一样，如果有一天运动员凭借基因操纵获胜，我们将不再钦佩他们的高超表现。桑德尔不无幽默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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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增强/改善的作用扩大，我们对运动员的表现不会再刮目相看。或者说，比赛从看运动员的能力变成了看医师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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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主要突出的是哈贝马斯的观点，涉及“父母的生育计划”和“婴儿商店”这两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如果父母不仅可以选择（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孩子的性别，还可以选择孩子的眼睛颜色、头发、身高、体力及其（未来的）智商（为什么不呢），这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吗？最让桑德尔担心的是，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这些可能性会导致极大的风险，父母会为追求完美而开始疯狂的比赛，但这可以理解，在这种新形势下，父母不想让自己的子女落后于邻居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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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涉及优生学的问题，并试图缩小超人类主义主张的自由/积极优生学和20世纪30年代的灭绝性/国家/纳粹优生学之间的区别。桑德尔认为，无论是极权国家强制的优生还是个人自由选择的优生，都不会改变问题的本质。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人，尤指将诞生的胎儿，都被“物化”了，成了商品，是按照父母的意愿打造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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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题为“控制与天赋”，在这一章里我们才会读到作者做出上述批评的真正理由，所以我想多谈谈这一章。事实上，桑德尔的中心思想是，超人类主义会使我们从现存的伦理——对天赋的感激——过渡到一种新的伦理（如果还可以用伦理这个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对自身和外部世界拥有绝对的掌控权。注意，“天赋”的概念并不一定与特定宗教立场相关：无论是上帝（对信徒而言）赋予我们天赋，还是自然（对非信徒而言，是不是信徒并非重点）赋予。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一种超验的、高于人类的外部存在赐予人类这一切。超人类主义抛弃的正是这种与偶然性、随机性和上帝的神秘的关联，进而转向疯狂的控制欲。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态度会彻底粉碎对人类共同生活来说必不可少的三种基本道德价值观：谦卑、无辜（因我们自身的责任范围急剧扩大而消失）和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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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解释一下这三点，因为桑德尔的批判——批评制造“超人类”或“后人类”的想法是傲慢、过度和自大的表现——最终基于这三种价值观（以下为笔者意译桑德尔此书第五章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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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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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革命瓦解了我们对人的能力和品质是天赋的看法，因而改变了道德领域的三个根本点：谦卑、无辜和互助……我们深深爱着我们的孩子，但迄今为止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要拥有什么样的孩子，这让父母学会敞开胸怀接受自己并不一定希望的现实。这种开放的心态不仅在对待家人时应该受到鼓励，在面对外面的世界时也一样。它要求我们接受意外，忍受不和谐，抵御想要控制一切的轻率冲动。在电影《千钧一发》中，父母习惯于选择孩子的性别和遗传特征，这样的世界将是一个不能容忍意外和非所愿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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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凭着这种傲慢，这种想创造一切、控制一切的欲望所固有的狂妄自大，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谦卑，同时失去了对天赐的感激和开放的精神，以及接受不同、非所愿和意外的能力。第二重损失桑德尔认为也很惨重，我们失去了无辜，而我们的责任呈指数级扩大，几乎被迫选择孩子的生理和心理特质，以防其他父母选择改善子女的能力，致使自己的孩子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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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为增强/改善人类会毁掉人的责任……其实完全相反，责任没有被毁掉而是暴涨！当谦卑不再，责任会变得无限大。我们不再归功于运气而更多地归功于选择。父母要为选择或未能选择孩子的恰当特质而负责，运动员为获得或没获得那些能帮球队获胜的技能而负责。我们把自己视为创造物的好处之一——不管是自然、上帝还是幸运女神的创造物——就在于我们无须为我们是什么而负责。我们掌控遗传禀赋的程度越高，我们对自己的才干和表现所负有的责任就越重。今天，当一个篮球运动员投篮未中，教练可以责备他站位不对。明天教练就会责怪他长得太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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