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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不能证明改善人类的计划是合理的，因为善恶取决于我们的自由，没有什么能先验地变得“更好”。如果说人确实具有道德的能力，我也愿意承认这一点，这能力并不像所谓古代或达尔文主义道德所认为的那样是天生的。相反，它是——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从自然/本性中痛苦剥离的产物、高度完善的民主文化的结果。所以，人类不需要对抗本性就能考虑他人的利益这种想法在我看来很可笑（且不说是痴心妄想），看看人类历史上的一桩桩事实就很清楚。真相是，人类很可能并不完全是被本性控制的，人有自由的余地，使他可以不断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有时候他表现得像是天底下最慷慨的人，但有时又好像连最野蛮的畜生都不如。一个人可以全心为了别人，同样能够极为残忍地杀人害命、酷刑折磨，堪比野兽。只要人类继续存在，人似乎就注定是可能性的动物，不是被什么“自然基础”控制而一心向善的动物，而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存在，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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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普遍的看法相反，这并不是对我们生物性和动物性的部分进行否定，但应该能让我们区分“情境”和“决定”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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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以前经常在我的书中解释的——因此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地重申一下——我们永远“在情境之中”。当然没有人能否认这点，否则就是否认现实。我们处于一种生物性和历史性的“人的境况”中：我生而为男或女，具有特定遗传基因，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身处某一社会环境、某个国家、某种文化之中，说某种语言，出生于某个家庭，生活在某个年代，等等。因此，我总是身在某个特定“情境”中，而这个特定“情境”可能变成“决定”，这种可能性被萨特正确地称为“恶意”。但是这个“情境”并非必然变成“决定”，它不应该与毫无自由的情境混为一谈：不是因为我生而为女，我就不得不当家庭妇女，死死盯住厨房和孩子的教育。不是因为我生在无产阶级家庭，我就一定会成为“红色”革命者：我也可以加入法西斯党，成为自由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我有选择。同样，生于资产阶级阶层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会成为反动派，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资产阶级，但他们是革命派。在所有这些例子里，我们看到的都是“情境”而不是令人失去自由的“决定”。人跟老虎不一样，无法纵身一跃三米远，但我因此就没有老虎那么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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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说福山主张的道德基础归于本性并没有说服我，而且是一点都说服不了我，因为在我看来很清楚，道德与天性毫无关系。此外，只需看看我们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就能知道——教他们学习基本文明礼仪已经是几乎教不完的任务，需要耗费多年时间——如果道德和文明是天生的，那他们应该无师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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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其他批评者，比如桑德尔，他的观点可能角度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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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的批评或“指控完美” [38]：谦卑、无辜和互助价值观的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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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注意，对法国读者来说，桑德尔与福山一样是最知名的美国哲学家，他不仅在美国知名，还闻名世界各地。他的书和福山的书一样都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被全球大多数知名大学当作教材，在此只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他在知识界的知名度：他出版了一本书《反对完美：基因工程时代的伦理》，激烈批判超人类主义，此书的德国版（2008年）由哈贝马斯作序，在德国引发热议。桑德尔在著名的哈佛大学任教三十多年，一直积极与福山一起参与伦理委员会的活动，该委员会由美国总统于2002年设立，致力于反思NBIC新技术革命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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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的书包含五个主要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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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集中陈述反对超人类主义倡导的从“治疗性”医疗模式过渡到“改良性”医疗模式的理由，并分析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增高、增强肌肉力量、父母选择孩子的性别、外貌特征等。（这一点我们过后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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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论述这种增强人类的逻辑可能对体育领域造成的影响。他的结论很明确：跟使用违禁药物一样，如果有一天运动员凭借基因操纵获胜，我们将不再钦佩他们的高超表现。桑德尔不无幽默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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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增强/改善的作用扩大，我们对运动员的表现不会再刮目相看。或者说，比赛从看运动员的能力变成了看医师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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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主要突出的是哈贝马斯的观点，涉及“父母的生育计划”和“婴儿商店”这两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如果父母不仅可以选择（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孩子的性别，还可以选择孩子的眼睛颜色、头发、身高、体力及其（未来的）智商（为什么不呢），这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吗？最让桑德尔担心的是，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这些可能性会导致极大的风险，父母会为追求完美而开始疯狂的比赛，但这可以理解，在这种新形势下，父母不想让自己的子女落后于邻居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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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涉及优生学的问题，并试图缩小超人类主义主张的自由/积极优生学和20世纪30年代的灭绝性/国家/纳粹优生学之间的区别。桑德尔认为，无论是极权国家强制的优生还是个人自由选择的优生，都不会改变问题的本质。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人，尤指将诞生的胎儿，都被“物化”了，成了商品，是按照父母的意愿打造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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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题为“控制与天赋”，在这一章里我们才会读到作者做出上述批评的真正理由，所以我想多谈谈这一章。事实上，桑德尔的中心思想是，超人类主义会使我们从现存的伦理——对天赋的感激——过渡到一种新的伦理（如果还可以用伦理这个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对自身和外部世界拥有绝对的掌控权。注意，“天赋”的概念并不一定与特定宗教立场相关：无论是上帝（对信徒而言）赋予我们天赋，还是自然（对非信徒而言，是不是信徒并非重点）赋予。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一种超验的、高于人类的外部存在赐予人类这一切。超人类主义抛弃的正是这种与偶然性、随机性和上帝的神秘的关联，进而转向疯狂的控制欲。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态度会彻底粉碎对人类共同生活来说必不可少的三种基本道德价值观：谦卑、无辜（因我们自身的责任范围急剧扩大而消失）和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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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解释一下这三点，因为桑德尔的批判——批评制造“超人类”或“后人类”的想法是傲慢、过度和自大的表现——最终基于这三种价值观（以下为笔者意译桑德尔此书第五章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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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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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革命瓦解了我们对人的能力和品质是天赋的看法，因而改变了道德领域的三个根本点：谦卑、无辜和互助……我们深深爱着我们的孩子，但迄今为止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要拥有什么样的孩子，这让父母学会敞开胸怀接受自己并不一定希望的现实。这种开放的心态不仅在对待家人时应该受到鼓励，在面对外面的世界时也一样。它要求我们接受意外，忍受不和谐，抵御想要控制一切的轻率冲动。在电影《千钧一发》中，父母习惯于选择孩子的性别和遗传特征，这样的世界将是一个不能容忍意外和非所愿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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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凭着这种傲慢，这种想创造一切、控制一切的欲望所固有的狂妄自大，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谦卑，同时失去了对天赐的感激和开放的精神，以及接受不同、非所愿和意外的能力。第二重损失桑德尔认为也很惨重，我们失去了无辜，而我们的责任呈指数级扩大，几乎被迫选择孩子的生理和心理特质，以防其他父母选择改善子女的能力，致使自己的孩子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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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为增强/改善人类会毁掉人的责任……其实完全相反，责任没有被毁掉而是暴涨！当谦卑不再，责任会变得无限大。我们不再归功于运气而更多地归功于选择。父母要为选择或未能选择孩子的恰当特质而负责，运动员为获得或没获得那些能帮球队获胜的技能而负责。我们把自己视为创造物的好处之一——不管是自然、上帝还是幸运女神的创造物——就在于我们无须为我们是什么而负责。我们掌控遗传禀赋的程度越高，我们对自己的才干和表现所负有的责任就越重。今天，当一个篮球运动员投篮未中，教练可以责备他站位不对。明天教练就会责怪他长得太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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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以后那些天生失聪或失明的孩子会如何责备他们的父母？会不会起诉父母，指责他们没有花心思去做基因测试和基因操纵？如果他们不信教，不保持谦卑，不对天赐、多样性和世界的偶然性持开放心态的话，他们本可以也本应该做这些事？我们理解桑德尔认为这种指责是不对的，甚至是不堪的，但是难道就没有其他人反而觉得这样的指责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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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互助的终结带来的问题同样令人不安。这又和普罗米修斯式的傲慢直接相关，控制的欲望逐渐超过了对自然或上天给予我们的一切怀有谦卑、感激和开放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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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我们对自己的命运、孩子的命运的责任极度扩大，可能会降低我们的休戚与共意识和对那些天赋比我们差的人的同情。因为我们越是相信人的命运主要看天生的运气，我们越是有理由同情别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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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阐明他的观点 [39]，桑德尔举了保险的例子：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或他人在未来生活中的风险，所以都同意支付保险费，即使别人可能从中获益多于我们自己（或者相反）。大家不知道，也不清楚未来会怎样，但每个人的风险都是一样的，因此接受另一重风险——投了保结果任何风险都没发生。但是，一旦我们开始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负责，包括缺陷、将来可能发生的疾病或疾病基因的根除，“互助”就可能会被“人人为己”、各负其责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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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市场采取互助的做法，前提是人们不知道自己有哪些危险因素。假设基因测试有了更大突破，使人们能够可靠地预测未来的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那么，那些有足够理由预期自己拥有良好的健康和长寿的人将离开保险这条船……一旦拥有优良基因的人不再和缺少优良基因的人一起参与保险，保险的互助性质也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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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的这本书和他所有的书一样充满了论据和具体例子。他还进一步从更为政治的层面来批评超人类主义：在这些新的人对人的操控力面前，不同的家庭并没有均等的机会。基因工程的费用想必高昂，至少在最初的阶段价格不可能低，在这种情况下，贫富差距会变得越发令人难以忍受，因为它变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更糟的是，多种人类今后可能共存，在过去曾有过尼安德特人与克罗马农人共存的情况——而人们开始觉得这种共存绝对不是什么和平共处。再说，超人类主义的支持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已逐渐认识到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以便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后人类”。例如，博斯特伦说应该防止出现一个“只顾改善自己及其后代的特权阶层”，这样就不会致使最终出现“两个人类物种，他们除了拥有共同的历史再无其他共同点。享有特权的人可以永不衰老、健康、智商超高且外形完美无缺……无特权的人停滞在目前水平，这可能会夺去他们的自尊，使他们产生妒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流动性可能会非常接近于零” [40]。这还是很恼人的，所以博斯特伦考虑应采取政策措施以减少这种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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