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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正如我们看到的，应该得到最充分的考虑。然而，尽管有上文提到的这些反对意见，毫无疑问，将来还会有许多其他可以想象的批驳，但是想要逃避疾病、衰老和死亡（自己的和亲人的）这三重祸害的欲望毫无疑问会战胜它所招致的合理或不合理的反对意见。因此，我坚信，在禁止一切和允许一切的两种极端之间，我们必须开创另一条道路。但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应该如下文的哈贝马斯一样，从现在开始就预见并进一步反思新技术日后对人类构成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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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对超人类主义计划的批评：禁止改善，停留在治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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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性的未来：走向自由优生学？》 [41]一书中，哈贝马斯从一个新颖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孩子的角度。如果孩子的父母决定修改孩子的基因组，不是为了修复和治疗，而是为了增强和改进遗传基因，也就是说与超人类主义的想法一致。孩子的“自由”——或用哈贝马斯一贯的术语来说，“他与自身自主性的反思性关系”，更简单地说也就是，这个孩子日后如何理解自己是自由的——至少在哈贝马斯看来，孩子会因为基因操纵手术受到很深的影响，因为父母的选择（增强某种能力而非另一种能力，例如，增强运动能力而非艺术和文学方面的天赋）是强加于他的。这就是他在《人性的未来》里用很大篇幅探讨的主题，他在2002年12月1日接受法国《快报》采访时用更为精练的方式进行了表述。这位德国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最终看法非常接近桑德尔，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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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人类的本性到目前为止仍属天赐、不可触碰，现在却有可能被操纵和设定，一个人因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刻意改变他人的遗传物质和天生禀赋……我好奇的是，如果父母获得的这种选择自由越来越大，那么父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破坏了孩子的自由，包括孩子自我决定的可能性？……我想，一个年轻男子或年轻姑娘如果有一天得知，他的基因物质在出生前已被改变，但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治疗性理由，他（她）会怎么想？一旦父母带着改善孩子未来机会的良好意愿采取这种优生方式，他们只能是以自己的喜好为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将来成年后会赞同家长的想法和偏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不认同，他就会质疑，比如，为什么他的父母让他拥有数学天赋，而不是运动或音乐能力，后者可能对他从事喜欢的体育事业或成为钢琴家来说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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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设想的情况下，哈贝马斯用“数学天赋”而不是演奏钢琴的天分做例子，这在科学上是不合理的。尽管人们总说存在所谓的“数学神童”，但没有哪个严肃的生物学家声称可以通过基因操纵来获得这样的天赋。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正如哈贝马斯说，要做的是预测和想象“如果……会发生什么”——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天要面对这一情况。但是，不举数学和钢琴天赋的例子，很可能发生的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选择孩子的一部分身体特征——因此，哈贝马斯提出的问题至少原则上还是切中要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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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他提出的问题——父母的自由与孩子的自由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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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哈贝马斯的记者很快对他提出异议，教育的问题难道不是跟这一样吗？在教育方面，父母为自己的孩子做出种种选择，选择什么学校、选择教他们什么语言、让他们选择什么专业，无论哪种，他们传递给孩子自己的道德、政治、精神方面的价值观，这些将终其一生伴随孩子，孩子要么接受、要么摈弃。这些选择跟影响孩子的禀赋和生物基因机制的选择又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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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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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没错，但以这种方式传达的（父母）意图是对个体进行社会化：跟家长决定孩子基因命运时的意图不一样，确定的方式不同，也不像后者那样是隐形的。而且，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别，即孩子能否在青少年时期以批判性的态度面对父母。对于前者，孩子可以通过反思来主导自己的历史，对于后者，孩子面对的是一个基因设定，一个沉默的事实，它无法回答孩子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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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孩子可以像跟自己的父母讨论教育选择一样讨论基因选择。哈贝马斯的论点尽管看似有道理，在我看来却很难令人信服。让我们继续看他的推理。他立即从中得出结论说，必须坚守治疗和增强之间的区隔，这在道德层面上非常重要。注意，哈贝马斯并不敌视所有的基因操纵，包括生殖方面的，但似乎他只接受以在胚胎阶段根除没有人想拥有的疾病基因为目的的基因操纵。在这种简单的治疗性基因操纵的情况下，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会反过来：他不仅不会怪他的父母介入他的基因规划，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相反，他后来会责怪他们没有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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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健康或避免疾病作为主导思想。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影响另一个人终生的自然资源分配。基因干预应该以获得本人的同意为原则……我关心的是由他人做优生决定所带来的危险。但是，当改变某一特征的基因干预是以治疗为意图时，我们可以预设此人会同意干预，那这种危险就不存在，但这仅仅是在确定遗传疾病基因会带来极坏后果的情况下。除非是为了避免极坏的后果，否则我们无权假设能获得广泛共识，因为恰恰相反，涉及正面价值的时候，人们的意见往往分歧很大。因为这个原因，民主立法者应该在仔细权衡利弊并明确说明之后列出一个可授权进行干预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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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哈贝马斯对治疗性基因操纵持开放态度，他仍然明确敌视植入前诊断，因为他认为植入前诊断涉及工具化使用胚胎，违背了康德的主张——永远不要把他人仅仅当作一种手段，而应该始终把他人当作目的（我认为刚好相反，让一个注定要忍受痛苦和过早死亡的孩子在可以避免其出生的情况下出生，在道义上是不负责任的，但目前这不是重点，让我们继续跟随哈贝马斯的思路）。有人可能会说胚胎不是“他人”，而是一堆无意识的细胞，但哈贝马斯试图用教会的论点——人类胚胎是“潜在的人”来反驳，他认为据此我们就不能把“这一堆细胞”视作简单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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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哈贝马斯的批评的四个可能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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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如果真的出现哈贝马斯所说的“孩子特质超市”，我们还是能从四个角度驳斥他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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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强调天赋和社会教育的不同，这一点在伦理层面上难以令人信服。要记住（因为尽管这句话表述的是事实而非原则，在讨论中仍然很重要），没有科学证据表明，我们有一天能像哈贝马斯假设的那样轻易地设定孩子具有艺术或科学天赋，而且是单一特征性的。人的任何一项认知活动都有8万到11万个基因参与其中，想象修改某个单一基因就能改变认知活动并对其进行设定是毫无意义的。这也是为什么超人类主义宣言所树立的目标比较笼统（总体上更聪明、更强壮、更灵敏），并没有提到特定品质，提高与某一特定学科相关的能力。在此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先假设哈贝马斯所说的情况真的存在，但无论哈贝马斯怎么辩解，我们依旧不明白，通过教育传递的社会、语言、道德和文化遗产，怎么就不比天赋来得更潜移默化，怎么就更容易与孩子商谈。无论是从社会教育层面还是从天赋层面来看，正如我前文所说，人总是处在某个情境中，而任何情境都不是决定性的（就其对人的自由的影响而言）。换句话说，任何自由都是相对于历史和自然所给定的一切而言的。我们的父母选择我们读什么学校，学什么科目，强加给我们很多不可逆转的文化元素，包括他们的母语、世界观和道德原则：这些跟父母决定给孩子多加一些（基因）天赋有什么不同？孩子日后不也一样可以就其天赋与父母商谈？天赋是静默的，哈贝马斯说。但是，他不明白，任何情境，无论是天赋的还是历史的，都是一个基础条件，并不能阻碍自由，而是构成人行使自由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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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走得更远一点。假设天赋比历史、社会背景和教育更“固定”、更“静默”（尽管这一点在哲学上不经一驳，但看似符合常识），但无论如何，不加干预跟干预一样会带来深远影响。哈贝马斯认为孩子可能会责怪父母为他们选择了某些天赋基因，而这种选择跟父母在教育方面做的选择后果不一样。但是，难道他不明白不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在干预是可能的情况下，不加干预也是一种决定。此外，假设我们的父母无意地留给了我们特定的遗传基因，这些遗传基因并不是他们自主选择的，但这个事实不改变另一个事实——我们也是无意地继承了这些遗传基因。哈贝马斯引用了布坎南的《从运气到选择》，但布坎南肯定会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无论我们不加干预还是选择进行特定的改善干预，我们的孩子都可能责怪我们，依赖运气怎么就比选择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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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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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假设（仍然是假设，且为了论辩之便），大家不接受我提出的反对意见，反而同意哈贝马斯对布坎南的批驳，我们仍然看不出病理性和非病理性的缺陷在道德上有什么区别！超人类主义不仅旨在提高人类智力和道德，它首先主张的是帮助人类摆脱与年龄、疾病、衰老和死亡相关的痛苦。即使假设我们不希望变得更强壮或更聪明（这种假设不大可能，但可以接受），谁真的想变老和死去？可能某些人有他的理由，有些人厌倦了生活想了结性命，可实际上后一种可能性即自杀是永远存在的，但我们得承认这不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在这种前提下，哈贝马斯提出为避免病理性缺陷而改变基因（因为是以治疗为目的，所以仍在合法框架内）可以获得共识，而为避免非病理性缺陷（主要指衰老乃至死亡）则不然，这种区分在道德层面上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已经举过侏儒症或天生外貌丑陋的例子，还有整容手术和某些兴奋剂（万艾可）的例子：从个人的角度可以不想这么做，但既然不愿衰老和死亡的共识与祛除疾病的共识一样广泛和普遍，人们希望改善自己和孩子的基因又有什么不道德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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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穷匕首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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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假设大家不接受前三个反驳意见，最后这一个在我看来也足以超过其他所有驳论：哈贝马斯的哲学和我的一样以自由为基础。他反对以改善孩子为目的进行基因操纵的整个论证基于以下这一点：这种基因操纵日后会妨害孩子的自由，不可逆转地破坏孩子心目中自由人的自我形象。但很明显，这又混淆了情境和决定。这一点在我眼中是如此重要，请原谅我再次重复。显然没有人否认，我们总是受制于某个环境，处在具体的历史和自然情境下。但是一个情境——不管是什么情境，哪怕是监狱——是且永远是人行使自由的环境而已。无论这情境是不是其他人选择的，比如父母选择的，都不改变这一点，因为，如前文说过，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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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让我们承认——我恐怕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对超人类主义的批评引发的这场讨论尚未结束。我相信，读到这里很多读者会想做出回应，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反驳和再论证。有些人很可能更赞同桑德尔、福山和哈贝马斯的看法，而不是我的。我的本意就是如此，这是为了让大家明白我们需要组织讨论。不过，我希望大家遵循一些原则，我将在本书最后一部分具体谈到这些原则，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理由、没有经过论证，只是出于个人看法和立场就禁止基因操控。以上这些都是怀着谦卑的心情说出的，因为我清楚，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判断错误，并且在与他人的讨论过程中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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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关于长寿乃至不死的讨论无疑是最激烈、最精彩也最混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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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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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不死：噩梦还是天堂？论世俗的长生不老理想带来的一些形而上学、道德和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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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抗衰老和死亡的计划激起了无数反对，首先来自宗教方面，因为宗教有可能因此失去很大一部分存在的理由，而且宗教也一直都在抵制任何形式的生物操纵。其次是一些世俗思想认为，如果人类有朝一日寿命大大延长——这还未成为现实，但在几十年后也许会被证明可能——这将构成极大困扰。确实，如希腊神话里阿斯克勒庇俄斯和西西弗斯的故事所示，他们担忧的这些问题是非常实在的，乍看之下甚至让人觉得无法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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