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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少数一些批评只看到目前的现实就称其异想天开：不可能，我们永远不可能“终结死亡”，甚至不可能真的战胜衰老，超人类主义完全是科幻。基督教思想家伯特兰·韦尔热利（Bernard Vergely）正是从这个角度嘲笑超人类主义，因为科学开始与宗教相抗衡，抢去了宗教最钟情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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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死亡的想法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幼稚无知。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见过一个永远活在世上的人。目前在世的最长寿的人是一个日本女人，大川美佐绪，116岁。而正式的长寿纪录是一个法国女人——雅娜·卡尔芒，活了122岁。所以，我们怎么能说死亡很快会被消除？我们怎么知道？没关系，即使没有任何理由这么说，也有人相信。更妙的是，竟然宣布能终结死亡。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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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反驳这种论点太容易了。这种论调从古至今一直被用来反对一切在无知者看来不可能的创新：他们曾讥讽说，不可能，比空气重的（飞机）不可能飞起来，汽车时速不可能超过60公里，不可能即时将图像、声音和信息无线传送到千万公里之外，不可能在月球上行走，不可能对人类基因组测序、随意剪切复制，不可能用人工心脏维持一个人的生命，不可能用干细胞来修复损坏的器官，不可能通过植入视网膜后方的芯片恢复盲人的视力，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发明。莫里哀喜剧人物式的、学识渊博的神学家们曾斩钉截铁地咬定不可能实现之事，现在却变得理所当然。一般而言，说某个东西过去不曾存在所以不可想象它在未来成为现实，坦率地说，这论点太傻，哪怕是一个从根本上反对超人类主义的人，听着也会觉得可笑。其实，伯特兰·韦尔热利一点都不愚蠢，所以不得不马上补充了以下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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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人可能不死，如果是这样的话，将出现两个问题。（1）没有人死去，地球将人满为患……人类很可能会饿死。（2）如果为了不让地球变得过度拥挤，人们停止生儿育女，人类将不再延续。”——他刚刚断言永生不可能，马上转而分析这个被他说成乌托邦幻想的计划可能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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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我在导论中指出的，目前尚无严格的科学实验证实科学已经战胜人类的衰老，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此外，无论如何我们永远有死亡的可能，因为即使获得极长的寿命，我们总是可以因为自杀、意外或袭击而死亡。但是以下假设还是合理的：假如有一天，哪怕是在非常遥远的未来，人的生命能够显著地延长，死亡更多地来自外部，就像我在书的开头提到的祖母的茶具，总有可能被碰碎。所以，伯特兰·韦尔热利的做法也不荒谬，马上未雨绸缪，思考这样的假设有朝一日成为现实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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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一般反对超人类主义的人就这一关键问题所提出的主要批评——之所以关键，是因为人类增强计划的终极目标就是解决衰老和死亡的问题。我们已经见过一些这样的批评，深入思考之后做一个小结不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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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反对意见最显而易见，就是人口方面的预期后果。如果没人死亡，或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正常活一百五十年到两百年，如何避免人口过剩？除非去殖民另一个星球或不再生育，只允许生死人数相抵，目前还不清楚如何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我们还不得不艰难地承认，死亡对活着的人有好处。我们难道真的愿意活在一个没有孩子的、拥挤的世界里，每个人只想着保住自己的性命，尽可能活得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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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反对意见涉及社会问题：有关养老金的政治纷争肯定会变得大不一样，再没有人可以考虑退休——除非机器人替我们工作，除非我们不堕入终日无所事事极度懒惰的深渊——大家都知道这个致命的恶习能引出一系列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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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谈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反对意见，今天世界上的贫富差距已经令人难以忍受，基因操控难道不会加剧这一不平等？有人会说，差距已经存在，如收入差距比或者说财富差距比，目前已经是1
:1000。但我们在这里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汽车或房子比邻居好，而是生死问题。由于延长寿命的成本很高，因此对穷人或富人来说问题的答案会大不相同——显然，这会给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平等问题增加具有争议性的新维度。谁有权利活着，谁又有义务死去？难道仅仅是钱的问题？如果是这样，人们肯定要求机会均等，那如何筹资？更何况洛朗·亚历山大已经指出，医疗费用可能急速上涨，从老年时期转移到童年时期，从病人身上转移到健康人身上，健康人显然会千方百计增强自己，以保证自己一直健康，未患病的人治疗的花费甚至比生病的人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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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将很难避免出现“遗传和生物技术定量配给”，也就是双重治疗。卫生系统将无法负担全部健康人口的医疗。我们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难以承担这一新的医疗类别——跟胚胎、儿童和青少年有关——激增的费用。个体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得花费很多钱，因为在胎儿出生之时甚至之前就可以通过基因组分析得知易患哪些疾病。这将是一个革命。现在医疗支出高度集中在老人身上，70%的医疗开支用于10%患有老年疾病的人口。换句话说，卫生系统日后不仅需要负担病人，还要负担健康的、要求不生病的人。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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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如洛朗·亚历山大在书中所说，地球将不可避免地变得人口过剩，有点像克罗马农人与尼安德特人共存的时代，几种不同的人种将会共存。那些接受了人机混合等各种形式的“增强”新技术的人，将比那些出于宗教原因仍然保持“人”原本特质的人衰老得慢得多。可能——反正超人类主义者如此笃信——“修改”和“增强”后的人类更强壮、更能抗病甚至更聪明。尼安德特人被更强的克罗马农人灭绝的历史会不会重演？即使不发展到那个程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那样的世界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让我们读一读洛朗·亚历山大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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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将获得几乎免费的DNA测序，下一代将目睹不成熟的“修复”遗传缺陷技术的迅速发展。阻止衰老的技术尚未研发成功，因为需要在儿童时期进行早期干预，所以跟我们没关系。这种基因上的差距显然会带来一个痛苦的过渡期，一边是从童年就开始受益于这些发明的幸运儿，一边是其他人，新技术“之前”和“之后”的人类之间将出现一道鸿沟。之后的人类寿命长，几乎永生不死，只要不发生意外、自杀或谋杀，而出生在死亡的终结之前的传统人类没有这种运气。一个“之前”的八十多岁的人和一个“之后”的同龄人在生理状态上会存在巨大差异。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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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旅游会怎样发展？我们知道，在整容手术领域已经出现技术旅游，基因工程很快也会如此。在这个领域里与其他领域一样，保护主义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人们可能且很容易在别处进行手术，某一个国家禁止这样或那样的“增强”手术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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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地缘政治层面上，如果极权独裁政权大规模改善他们的人口，使之优于他国人口怎么办？有些人已经这么考虑了，实行优生政策轻轻松松提高本国人的平均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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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现在从政治和社会层面上升到道德、形而上学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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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道德层面上，改变人的本质，是否如福山所说，颠覆甚至彻底毁掉了根植于人的“自然权利”中的人文主义伦理根基？如果人的本质变了，随之而产生的道德怎么能不变？变成什么样？岂不是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不清楚盒子里是什么，因此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比如最差的结果？在形而上学层面上，赋予人生以意义和兴味的不正是死亡？一支曲子、一部电影或一本书如果永不结束，还有意义吗？如果我们永生不死，我们还能不能行动起来？会不会注定陷入完完全全的懒惰和最彻底的无意义？在宗教层面上，窃取生的权利，就是窃取上帝独有的权力，因此犯下狂妄自大的罪过，是对上帝的最大亵渎，陷入过度和骄傲，不受限制的人会把自己当作上帝。最后，人们可以实现超生物学意义上的永生不死这个想法——智能机器通过后人类代替人类，人类的记忆、人格被存储在U盘里——是不是很可怕？尤其是当我们想到智能机器首先做出的决定可能就是消灭旧人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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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个假设，正是奇点大学当前的想法——有一天可以把我们的智力、记忆和情感存储在极其精密的机器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个假设是基于一种所谓“唯物主义”的哲学学说之上的，即认为最终人脑和配备有一个所谓“高级人工智能”的计算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差异，前者只是比后者复杂一点。从根本的哲学观来看，我认为这种假设是非常幼稚和错误的，正如笛卡儿在他那个时代把动物简化为复杂的自动装置。下面让我们试着用几句话总结这一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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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超人类主义的局限性：幼稚地混淆人与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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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论完全依靠纯粹的行为主义的方式来对待人类智慧的问题。其第一个前提是，只要具有高级人工智能的机器能够通过图灵测试（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与一台电脑交流时无法判断它是机器还是人），就没有理由认为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存在本质区别。这样的机器具有自我意识和体验情绪的能力，既然它们能表现出生命体的所有特性、思考能力还有人类的感情和激情，那就应该和我们人类一样拥有法律地位、权利以及义务（为什么不？）。它们将跟人类一样独立，而它们的智能是人类的千万倍，计算机能够从容战胜国际象棋或围棋的冠军已经让我们做出如此猜测。机器还可以日夜工作，不断发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自己，繁殖，表现幽默或感到同情，总之，它能在世人面前表现出人类的一切行为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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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设这种方式推导出的新的“一元论”为真——谓之一元论，是因为他们把意识纯粹看成物质的产品。在这样的前提下，至少对真唯物主义者来说，人与机器之间仍然存在哪些明确的区别，特别是伦理层面的区别？应不应该拟定类似人权宣言的机器人权宣言？“奇点大学”派的超人类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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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凭直觉，哪怕只是凭简单的常识，我们不得不得出另一个答案：即使机器能够完美地模仿人类，甚至比完美还完美，但因为机器的能力超出了我们人类的能力，因此机器终究无法体验快乐和痛苦、爱和恨，无法拥有真正的自我意识。当然，它可以表现得“像有”，但它并没有任何感觉，因为要感觉到情绪，需要拥有一个身体，需要有生命——因此，只看外部标准，只看行为，是不够的，甚至是惊人的幼稚的。话虽这么说，但我们确实需要能够“设身处地”地体会机器的感觉，体会它能感觉什么、不能感觉什么，来判断它是否具有人性。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奇点大学”派的超人类主义者就是利用这种不可能性来宣称人与机器不存在差别。唯灵论者会说，即使它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和任意性，机器仍然被设定的软件禁锢；而有逻辑的唯物主义者可以回应说，人类也是完全一样的，人的大脑不过是一个复杂的机器，人的情绪是由人的神经机制设定的，其所谓的自由意志是虚构的，因为我们的思想、价值观和所谓的选择只不过是结果，完全被我们的历史和生物特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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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恰恰是错误所在。且不重复我在我的书中经常驳斥的观点，我只提一下唯物主义决定论为什么只是一个假说，而这个假说既不科学又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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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指出，与那些自认为是“理性主义者”的人普遍接受的看法相反，决定论并不“科学”，是无法证实的形而上偏见。事实上，人所有的行动都不受有意识的意志控制，而是由一些动力因、可以告人或不可告人的利益来决定。这一命题是典型的“不可证伪”命题，无法通过任何实验证明。决定论和上帝或天使的性别一样是无法证明的，不仅无法证明其存在，也无法证明其不存在。同样，我们的所有行动都是出于利益，这一决定论说法也无法证伪，因为依照这一说法，我们总能找出任何行为背后的理由，哪怕是表面上最无私大度的行为，都可以假定其背后或多或少有一个秘密或不可告人的理由，因此完全没有可能凭经验反驳决定论。然而，波普尔找出其中存在一个悖论，不可证伪性根本无益于证明决定论，相反，这证明它是不科学的：正因为它不可能被任何可以想象到的经验反驳，因此它的性质是形而上偏见。唯物主义决定论的假说，和上帝存在的假说一样，在一个完全不受事实控制的圈子里转来转去，且只有如此它才能逃脱任何实验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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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传统的唯物主义决定论，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指出的，本质上就是矛盾的。它认为每一个结果背后都存在一个自然的和历史的原因，这个原因本身也是另一个原因的结果，以此类推，直至无穷。因此决定论的观点站不住脚：要么停止因果关系链，像莱布尼茨一样定下第一因（上帝、自然、历史或任何你想得到的其他原因），但是，就在想确立决定论的时候，它就被否定了，因为这个第一因本身没有原因，在定下它的那一刻就违反了原则（决定论称任何原因都有一个原因，它只能否定第一因 [46]）；要么继续无限倒推，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想解释的结果恰恰永远无法确定或解释，因为我们无法把永远抓不住的解释当作真的解释。这对历史学家来说也是一个大问题。每次他们划分一个时代，都不得不随意断代，或者说试图找到一个标准使这个随意的划分看起来没那么明显：当你开始反思14年战争的原因，就得认识到原则上这个问题的解释能回溯到史前……至少是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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