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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世代和Z世代会比前人更慷慨大方？又是一个大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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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里夫金提出来的可以支持他的资本主义终结论的主要论据之一：我们祖父母口中的“今天的年轻人”跟我们大不相同，他们更喜欢使用权而非所有权，更喜欢存在而非拥有，更喜欢共享而非占有，更喜欢可持续而非转瞬即逝，更关心世界的未来而非“短期利益”，更关心生态环境而不过度消耗地球，简而言之，他们靠纯净的爱和水活着，彻底摒弃金钱和利益的世界。有了优步、Airbnb或BlaBlaCar，利他主义和无私终将战胜个人主义和贪婪。让我们再来听听里夫金大博士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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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年轻人在虚拟空间和真实空间里彼此联结，快速消除了最后的思想界限，打破了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制度中以私有财产关系严格区隔“你的”和“我的”所造成的文化和商业上的藩篱……他们的全新的开放思想打破了那些使人们长期分隔的壁垒……他们的同情心（共情能力）和敏感迅速传递给其他人，如同网络连接全球所有居民。数以亿计的人，我甚至认为有数十亿人，已经开始感觉他人就是另一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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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群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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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我的女儿们没听到这个和平主义的好消息，她们仍然为了蓝色短裤或绿色T恤的所有权吵个不停！当我看到她们在优步被禁用之后怀念优步，又很快用起了Hitch顺风车（跟优步差不多，但因为只允许晚上8点到早上6点之间使用而没有被禁用）的时候，我怀疑她们并不是出于慈善的目的。我甚至觉得她们根本不在乎这些应用对出租车造成了不正当竞争，不关心必须出钱购买营运许可证的可怜的出租车司机，也不在意这些司机得在晚上加班才能多赚一点点来改善生活。我的女儿们既不比其他年轻人坏，也不比他们好，只不过，她们之所以使用这些新型交通方式，唯一考虑的就是便利性以及价格，其价格比传统出租车低得多。里夫金一再强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买车而偏爱使用权，比如拼车或Autolib’ [63]模式，仿佛这标志着私有财产的终结，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但是，这还是一个大笑话，这个所谓的“放弃”显然跟放弃私有财产没有关系，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其实只是因为在西方国家里，城市化程度太高，拥有一辆车已经成为一种难以言说的痛。保险费、停车费、维修费贵得能让人破产，年轻人几乎承担不起，尤其是在大城市。最后但也很重要的一点是，20世纪50年代汽车所代表的那种自由自在、随心而动的美好理想已经走向了反面，这个过程可以说是黑格尔式“辩证”过程：拥堵、各种禁令、车速限制和周日晚上的塞车，汽车当初承诺给我们的流动性和自由变成了一场噩梦。在这种条件下，年轻人不需要一点点无私或关心他人之心就能轻易放弃拥有一辆车的想法，车现在不过是个额外负担，对大学生来说真是没什么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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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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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一项针对14 000名大学生的调查研究证明，现实与里夫金所以为的恰恰相反。这项研究是由密歇根大学发起的，依照心理学调查的规则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访谈，在心理科学协会的年会上宣读了报告，其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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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年轻人的同情心（共情能力）在2000年之后发生了最大幅度的下降！同情心人格特质标准化测试所收集到的数据显示，与二三十年前的同龄人相比，今天的年轻人的同情心分数下降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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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该调查给大学生提出的问题是特意设计过的，本想得到肯定和正面的回答，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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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经常对那些运气没你好的人产生温柔和同情吗？”或“你会不会试着理解你的好朋友，从他们的角度看待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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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效果。根据本次调查，大学生给出的否定回答比上几代的调查结果高出40%，这至少证明现在的年轻人不怕说真话。然而，最好笑的是，研究人员对这一令人失望的调查结果的解释和里夫金说的好听话正好相反——他们说要怪就怪社交网络上盛行的“过度膨胀的自恋”！自恋基本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有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和自我封闭的倾向。显然，年青一代对Autolib’、BlaBlaCar、Hitch或优步趋之若鹜，绝不是因为喜欢分享、关心他人、摈弃资本主义和某些人企图用满纸废话兜售给我们的各种荒唐理由。我再强调一遍，刚好相反：他们才不关心倒霉的出租车司机被优步、被黑车撬走生意！也不关心大学教师在课后当优步司机来补贴家用！选择优步，是因为它比出租车便宜方便，没别的！结论：我们很少有机会如此清晰地看到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显露出来，也就是一整套致力于扭曲现实、给新的经济格局提供一点合法性的说辞，当前这种意识形态就是要把上帝的好孩子说成野鸭子，把疯狂的放松管制说成新的道德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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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算完，我们的未来学家还宣布人们很快再也无须工作。这话乍看之下似乎更加严肃。让我们来看看现实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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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终结？优步会不会杀死熊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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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说两个大行其道的想法，第一个是优步化和数字化这两个概念几乎相同；第二个，所有行业都“可被优步化”或“可被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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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问题澄清一下：如果说许多行业中的许多重复性劳动可以被数字化，这离所有行业都“被优步化”还差得很远。准确地说：“优步化”并不是数字化，它往往是（但并不总是）指将某种个人财产即“私有资产”放到市场上与已经站稳脚跟的专业公司进行竞争，比如Airbnb，我把我的公寓给另一个付费的人使用。把我私人的车拿来拼车也是一样。当然，没有数字App不能实现这些，但是，这种绕过传统专业人士的商业化运作并不能说是一种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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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将某些非常简单的任务自动化属于数字化，例如给地址文件排序，十到十五年前这项工作是由秘书“手动”进行的，今天计算机可以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完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秘书这个职业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会永远消失，而是秘书的任务（至少部分任务）将被数字技术自动化，而不是职业本身。也就是说，秘书将继续存在，但他们会负责其他事务，而让电脑去完成机械、烦琐、没有意思的任务。麦肯锡公司的一份报告 [64]显示，45%的任务可以自动化，但只有10%的行业可以实现自动化，由此“工作即将终结”的论断是不可能成立的。可能发生的是，生产力提高导致利润下降，同时一些个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缺乏适应力，会引发失业，正如法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但这种失业既不是结构性的也不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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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优步、机器人还是数字化都不可能轻易杀死熊彼特。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实质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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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逻辑从根本上说是“创造性毁灭”。换句话说，技术革新使人们提高生产率并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新服务，但同时也不断破坏就业岗位，一切取决于被毁掉的岗位能否被技术革新所创造的新岗位不断替代。因此，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停破除的世界，也是一个不停创造的世界，后者抵消前者。确实，对那些留恋被破坏性创新逻辑摧毁的旧世界的人来说，资本主义运动是不堪忍受的，纯粹是负面的和破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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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的归恺撒，记住，以下是熊彼特在20世纪40年代谈及“毁灭性创造”时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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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推动资本主义机器不断运转的根本动力是新的消费品、新的运输和生产方法、新的工业组织形式——由资本主义主动性创造出来的一切元素。打开新的国内或国际市场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发展，从手工作坊、制造厂到美国钢铁公司那样的大型企业都是工业变异过程的一些例子——如果用生物学来打比方——这种变异不断从内部改变“经济结构”，不停摧毁陈旧的元素并不停创造新元素。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构成资本主义的根本格局：归根结底，资本主义就在于这一创造性破坏，而任何资本主义企业，不论愿不愿意，都必须适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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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熊彼特对自己的理论所做的总结，已经初步显露出对革新的抵触、担忧和迟疑态度。当然，革新有好的一面，“进步”的一面。但是，也存在很多固有的不利的方面，与其无情的逻辑有关。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祖（Nicolas Bouzou）将熊彼特的分析放到当今的条件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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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不断动摇社会机体。增长越快，社会动荡得越厉害。但是，如果没有增长，生活水平就不再改善。当然，社会机体的破坏程度与革新浪潮的大小成正比。当美国人所谓的“通用目的技术”（或多用途技术）出现，破坏程度到达顶点。这些技术不仅冲击其自身领域，还对整体经济都产生影响，比如蒸汽机、电力、信息技术和纳米技术。创造性破坏除了带来大规模的影响，还有另一个讨厌的特点：它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产生最积极和最明显的影响。这些新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公众看不出什么益处。只有在几十年之后它们的应用领域才显现出来，也是到那时才会带来二次革新、新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这就是所谓的“创新综合”。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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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来“创新综合”出现，人们才能衡量出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和简化了我们的生活：各种下载、在线教育、信息和商务已经如此发达，以至于除了少数几个以批判现代世界为生的知识分子（不过他们照样在亚马逊网站上销售自己写的书，并在他们痛恨的各种媒体上露面做宣传），现在没有人会想不用网络，就像没人会想不用手机或洗衣机。是的，如布祖所说，创新综合是一个“神奇时刻”，一个不可否认的进步的时代从此开始，但是公共舆论活在当下、没有远见，既不了解也不能先验地理解创新的技术层面，更认识不到它可能给健康、生活水平、就业甚至自由带来的积极影响，所以新生事物一开始在它眼里只有消极影响：社会机体不断遭到破坏，令人担忧的灵活多变，失业增加，机会不均等且难以改行，文凭和高端资历受青睐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创新的破坏性必定超过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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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资本主义运动固有的破坏性创新一直伴随着种种反抗，比如1811年英国的勒德分子或1831年的法国里昂丝绸工人，这些织布工人冲着织布机发火，将它们砸毁，因为从他们的观点看来，织布机毁掉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完全可以理解）。自动化本身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把人类从重复乏味、毫无意义的任务中解放出来，但在这些工人眼里它是他们的敌人，代表了他们恐惧的失业。也许它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比如制造织布机的工匠），但新的就业机会不是给勒德分子或丝绸工人的，因为这些新机会需要完全不同的技能，也不一定在他们家附近。这就是为什么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担忧就业机会被破坏的那些人并不能因为以后会出现新的就业机会而感到放心，因为新的工作机会不适合他们。把以上状况放到今天：法国有大约3000家书店，它们很有可能某天被电商亚马逊击垮，像唱片店一样，大部分书店会被“毁掉”，关门大吉。亚马逊可能创造了其他工作机会，但新的工作机会跟原来的不一样，简单地说：受到电商巨头冲击而失业的书店雇员一般不会去电商那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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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看出，勒德分子所谓“工作一去不复返”的老调——革新造成失业——随着GAFA的出现和在全球扩张而卷土重来，在中国也是如此，有电商巨头、亚洲亚马逊阿里巴巴。杰里米·里夫金抓住这个主题大做文章，写了一本《工作的终结》，由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 [66]作序，此公当年带头捍卫法国出了名的每周35小时工作制。里夫金在这本书里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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