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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矛盾或不可避免的驴桥 [68]：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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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棘手的问题面前，公共意见“市场”上都分为两派——两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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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乐观主义者，他们英勇地支持增长和创新，与阻碍大家“卷起袖子”“迎接全球竞争的挑战”、破坏经济发展的颓废心理和斗志丧失做斗争。他们的言论一般在企业领导人中大受欢迎，而在知识分子面前却完全失败。多少次，我听行业领军人物带着悲伤告诉我，我们多么需要乐观精神来重振希望和对未来的渴望，总之，要重拾信心。这个词一出，其词源（“cum”和“fide”，“带着信心”）就已经体现了企业家们希望每个人头脑里装着的东西。我总是解释道，我非常赞成创新。的确，只有创新才能拯救我们（法国）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我们迫切需要从需求面政策转向供给面政策，在我们之前德国已经这么做了。但我还是不得不说两头话，创新，正如熊彼特非常精妙地论述过的，有其黑暗的一面，它不仅（至少在初期）破坏就业，而且还会摧毁道德、审美甚至精神传统。20世纪的欧洲不是白白经历了各种解构，全方位摧毁各种权威和传统价值观，破坏艺术原来的形态和调性，破坏学校里的文明规范。这一现象恰恰使那些站在另一边的知识分子充满悲观情绪，这些知识分子不久前还属于左派，曾经是“进步主义者”，现在却转向颓废的哲学，陷入凄哀的西方衰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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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之诱惑或绝望之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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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么可能看不到这一切？现在有无数的书籍在宣告西方文明的失败、民主的自杀、教育水平的暴跌、文明的死亡、社群主义的兴起、社会的原子化、文化的失职、道德底线和地理边界的失守、民族身份的丧失、欧洲深陷于美国式的唯利是图，总之，旧大陆不可逆转地衰落，法国随之倒下。上述诊断并非完全错误——无论如何，对当下的批评总是有些道理——但好像悲观主义变成了一张舒适的床或沙发，智识可以安安稳稳地带着绝望的喜悦在上面舒服地打滚，德国浪漫主义者对此早就有一个词，指这种厌恶一切以至于听到坏消息就兴高采烈并沉湎于此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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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相信新的悲观主义者的论调，西方从未经历过如此的堕落，从未如此沉沦，精神上无所依托。然而，尽管某些细节方面的见解是对的——是的，我们的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学习水平确实有所下降，这话不假，但如果不是六八年学潮中左派的错，这是谁的错？今天的悲观主义者大多数都是六八年学潮中的左派——可宏观来看，无论从历史还是哲学的层面上说，这种悲观分析都是大错特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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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给人们灌输了种种陈词滥调，但事实是，虽然我们可以吹毛求疵地指出社会现存的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以往的社会从来没有比我们这些国家更柔性、更富足、更保护和更关注人，更重视人们的权利、福利、教育和文化。我再说一遍，在其他任何地方、其他任何时代，对他人的关心——对儿童、疯子、残疾人、老人、男女平等，甚至对公共教育的关心——都比不上今天我们国家所做的。有谁能证明事实不是我所说的这样？有谁能举出一个真实社会的例子，无论在历史上的哪个时代还是在地理上的哪个位置？有哪个真实存在的社会比我们现在的社会更多更好地照顾了自己的公民以及外国人，包括非法移民？有哪个社会建立了一个比我们的孩子降生的这个国家更强大和高效的福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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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够好，贫富差距在危机时期再次扩大，办学水平因为六八学运分子那一套愚蠢的教学革新而下降，外部冲突给后殖民欧洲带来的影响使欧洲不得不一直为曾经的殖民地收拾残局，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狂热分子还跑来扰乱我们的生活，谁能否认这一切？但是，这一切归根结底是我们的错，是我们自己折腾出来的问题，我们能够也必须解决，正如我们过去一直在做的那样，比如在面对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谁能声称，人类在历史上或在其他国家做得比这更好？谁能说出一个实例，举出事实和论据？在法国，极少知识分子有清醒的认识，能像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那样离开悲观和怀念往昔的软床，不戴变形眼镜来观察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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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希望通过（这次）危机“回到过去，回到多一点慷慨、少一点自私”的时代。他们根本不懂经济，也不懂人性。回到过去？但是，神啊，回到什么时代？你以为19世纪的社会比较宽松或没我们现在自私吗？重读巴尔扎克和左拉！17世纪？重读帕斯卡尔、拉罗什富科、莫里哀！中世纪？重读历史学家！远古时代？重读塔西佗、苏埃托尼乌斯、卢克莱修！自私不是一个新概念。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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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能说得比这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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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用理想来批评现实，应该反对实在法呼吁自然法，没人想否认这些，但是还要指明谈的是什么实际和什么理想。然而，尽管我们对我们这个福利国家不断挑毛病，但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简直就是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最美好、最繁荣的，而我们以理想之名指摘它的种种不是，请允许我再次（一直）怀疑，回到昔日（可是到底回到哪个昔日？）。在法国，我们今天的平均生活水平，不管怎么说，还是比我童年的时候高出两倍，比18世纪高出二十倍。我们的预期寿命比莫里哀的时代几乎增加了两倍，尽管有各种批评，但只要去非洲、印度和拉丁美洲看看就能知道我们民主国家在法律和社会保障方面令人难以置信的出色。在教育方面也是一样，尽管最近几位部长努力在降低教育水平，虽然这很难被那些被歌德称为“永在否定的精灵”所承认，但与农村地区普遍文盲的时代相比，我们欧洲不仅比过去文明一千倍，而且文化程度也提高了一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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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年轻人的焦虑总是让我们垂头丧气，但与过去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相比，这种焦虑用平庸来形容简直再贴切不过：难道说相比之下，在1914年做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20世纪30年代做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或者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被征兵、不得不去阿尔及利亚体验酷刑的恐怖和殖民的荒诞要更容易些吗？婴儿潮一代可能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一代。我们欧洲大陆上曾经发生过伤亡极为惨重的战争冲突，而现在的一切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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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点也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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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如何引证不争的历史事实、毋庸置疑的统计数据，不论如何提醒人们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时期腐败更为严重，似乎都无法阻止人们有一种西方世界的智识、经济与道德皆在衰退之感。这在右派和左派中都大有市场。右派乐于留恋过去的辉煌——“对过去时代的礼赞”，就像我的老朋友吕西安·热法贡在他的一本同名小书里调侃这句跟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陈词滥调一样：在“过去的好时光”里“曾经无限好”，而今天，众所周知，“一切乱了套”。左派则是另一回事，他们有另一套论调，但也是“衰落论”：这是金钱、银行和市场的世界，自由和经济危机最终将我们带入地狱，带到一个贪婪、投机和野蛮竞争为王的世界里。全球化不但不会使我们幸福，还会无视伦理地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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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因此变得模糊和困难，人们很难摆出事实，找到一些历史或地理上有说服力的例子。声讨目前的弊端、学校的现状或经济危机是很容易的，说出任何一个黄金时代却无比艰难。历史学家所有的研究和他们的大量文献都足以证明，过去的时代在各方面都比现在我们的福利国家艰苦无数倍，受教育水平低很多，也没有这么关心他人。读读历史学家的著作，或者就读雨果和狄更斯所描写的19世纪、伏尔泰在18世纪写的信件，或者雨果笔下的中世纪或罗马帝国，你就会明白民众的悲惨，普遍的文盲，有权者的自私，穷人的艰辛，战争、酷刑和处决的残酷，病残者和无业者无人问津，大城市的暴力，医院的恐怖，成群结队的匪徒和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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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736年，伏尔泰在他的《俗世之人》一诗中就已经开始担忧怀旧的潮流在他那个时代露头，担心人们因为浪漫主义和西方没落论的第一声叹息而认识不到现代世界的好处。因此，他写出了这一首政治上非常不正确的赞歌来颂扬富余，歌颂刚刚起步的发展带来的物质财富，歌颂后来被称为“工业世界”的新世界。这首赞歌反对后来的卢梭，也反对天主教将节俭和贫穷——或者说悲惨和痛苦——神圣化，把悲伤和痛苦作为一种救赎的途径，而救赎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只有在来世才能获得（下文括号内是我对这首诗的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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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昔日好时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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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黄金时代和阿斯特蕾（出自奥诺雷·杜尔菲在1607年出版的小说《阿斯特蕾》，故事发生在5世纪的德鲁伊高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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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图恩和瑞亚（克洛诺斯/萨图恩和他的妻子瑞亚是宙斯的父母，赫西俄德称他们为黄金时代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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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我们祖先的花园（这当然是说伊甸园，亚当和夏娃居住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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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我感恩明智的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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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为了我的幸福，让我降生在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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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爱批评的人反复诋毁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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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亵渎神灵的时代正合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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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奢侈、舒适的生活，一切享乐，一切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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