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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从第一种行为开始：她是一名护士。但人到中年时，她感到当护士是不够的，她应该做得更多，所以她转向了第二种，成为一名抗议贫穷和核武器的活动家。她为这项事业贡献了很多年，最终意识到自己并不喜欢努力改变整个世界的人。“我做过公民抗议这类事，”她说，“全都是牺牲。为了事业，个人的幸福变得毫无意义。我们面对各种强权和地方势力，随时会进监狱。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们太认真了——所有我们这些和平正义的人。这种人不能有什么爱好，必须一直在火线上拼搏。”在过去很多年里她都是这样的人，肩负着责任的重担——这个世界处于核毁灭的边缘，但只有她和少数人足够理解和在乎这件事并为之奋起反抗。“那些人做了很多杰出的工作，但是他们并不是好相处的人。”她意识到，“你会发现你并不想和这些人待在一起。他们非常尖锐，对待任何事都像是生死大事：我们必须要这样做，这个世界就全靠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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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什么能让我幸福？成为一个护士让我幸福。只要我还在为这世上的善而努力工作，为什么不去做让自己幸福的事？上帝不希望你看上去苦大仇深，他只是希望你做点好事。事实上，她认为，由于做了更好的工作而感到开心是再幸福不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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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经历过很多种生活，因此，抛下一种生活开始另一种对她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可能是一场冒险，但她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况且据她的经验，任何一种新生活都很可能比之前的生活要好。她有一半墨西哥血统，一半菲律宾血统，在洛杉矶的贫民区长大。以往的生活都没有好到让她后悔离开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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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时，她厌倦了和平运动，也厌倦了在北美做一个棕色人种。于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她和丈夫查理·格林搬到了尼加拉瓜，和像她一样的拉美人一起工作。她想，那个早晨三点就起床碾玉米的女人，她有十三个孩子，其中一半都死于疾病或战争，这个女人从来没有哪怕五分钟的时间去思考她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她总是在做饭、怀孩子或者埋葬她的孩子——我愿意和这样的女人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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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希望能在为女人服务的诊所工作，但并不想自己创建一个——她不想成为带着行善计划而来的外国女人，而是想找到一个现成的在物色护士的妇女团体。寻找这样的团体花了她一些时间，在此期间，她和丈夫住进了一个棚户区——那些从乡村逃难出来的人为躲避战争而聚居的营地——她在那里开办了一个培训卫生工作者的诊所。当时，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抗军与苏联支持的桑地诺之间的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桑地诺得了势，而反抗军试图推翻他们。在到达尼加拉瓜之前，她并不怎么了解桑地诺，但她很快就投靠了他们。她听说在一九七九年叛乱发生的第一天，他们就成立了文化部，还废除了死刑，于是她想，她会喜欢这个组织。桑地诺不断开办卫生所，甚至开在乡村里。那里设有婴儿看护中心以及学校午餐项目，还会有志愿者带着铁铲来帮忙清理垃圾。但导致她投靠桑地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艺术。在桑地诺组织中到处都能看到壁画，每个人似乎都在写诗并大声地朗读。文化中心开始涌现，教授人们绘画、跳舞、读书写字。对她而言这里就是天堂。“你能打败一场基于这些活动的革命吗？”她说，“哦，八十年代，节日般的日子！我们从世界各地涌向桑地诺，简直像庆典一般！多了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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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她听说在一个叫穆卢库库的小镇上有妇女合作社正在为诊所招募护士。他们苦于找不到愿意搬到那里的人，因为当时那里仍然很危险。虽然官方来看战争已经结束，但到处都有肆意妄为的退伍军人，他们身上没有钱，手里有枪，任意绑架勒索。那里是没有警察的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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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卢库库这个新兴小镇是偏远边境上的居民点，位于首都马那瓜东北方向二百四十多公里远的地方。人们在战争期间开始出现在那里，当时那儿还没有小镇，只在图马河附近有一个军事训练学校以及三三两两的酒吧和妓院。当乡村的战况越来越糟糕时，难民开始聚集到穆卢库库，希望士兵们能够保护他们。脏兮兮的街道两边搭起了一些茅草棚，下面支起了小摊点，马拴在外面，猪就在四周游荡。到达这里的人中有很多是战争寡妇，所以常常是女人来搭建房屋。她们清理土地，挖茅坑，搭建简易塑料棚，用旧木板与金属薄板建房子。之后她们创办了一个日间护理中心，并启动了制作煤渣砖的工厂以便修建真正的房子。在战争期间，很多人死于穿透木墙射进来的子弹，所以人们想要砖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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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刚一修好，妇女们就成立了合作社，由一个叫格蕾特·蒙托亚的女人领导。格蕾特的丈夫诺埃尔以前是马那瓜的一名工程师，他当时继承了穆卢库库周围的大片森林土地。农民因为战争逃走了，粮食稀缺，政府号召每一个有田产者耕种自己的土地，所以诺埃尔辞掉了工作，清理了土地，在上面种上庄稼。这时，大约有一千人生活在穆卢库库。很多女人死于分娩或者不安全的堕胎，而另外一些女人生的孩子比她们想要的多。合作社意识到小镇需要一个女人的卫生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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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决定就在这个地方生活。她丈夫查理·格雷以前是做木工活的，用葡萄藤绑着竹子在小镇边缘的山间建造了一座房子。由于要拉足够多的洗澡水上山实在太难了，他们就在山脚下的小溪里洗澡。蚊子很毒，但他们晚上有蚊帐。合作社的女人希望能有一家木工店，查理·格雷就去教她们怎么做房屋、窗户和家具的木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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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步步建起了诊所。起初她在学校的空地上为病人看病，但当他们终于积累了足够多的捐款后，他们便建造了这个由煤渣砖砌成的新诊所。这里有四间诊察室、一间候诊室和一间为待产或逃避家暴的妇女准备的宿舍。诊所提供节育服务，开展产前检查和子宫颈抹片检查。有时候，诊所开门后会有上百人在门外等候。有的女人因为住得太远不能来诊所，就需要外派医护前去，路上来回就要花好几个小时。没有大路可走的话，就得步行、骑马或者坐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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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病人需要动手术，多萝西会乘坐各种交通工具赶到能够帮上忙的最近的医院。这里与马塔加尔帕相距一百四十五公里，但是路况非常糟糕；与马那瓜相距二百四十公里，早前需要花整整一天才能到达。在雨季，道路被洪水淹没，几乎无法通过。有时，她只能祈祷道路畅通，却最终困在几尺深的泥泞中，不得不等待牵引车将她拖上来。有时，部分道路被淹没，他们只能从车里出来，用担架抬着病人往前走，直到他们在路的另一头找到其他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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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会对那些在几年内生育很多小孩的妇女说，等到这次生产后你需要好好休养一阵子。很多女人都不想要更多孩子，她们负担不起，筋疲力尽，并且因过多生育而患有严重的子宫脱垂。但她们很少节育，因为她们的丈夫和教堂都反对这样做。一个女人的丈夫发现她口服避孕药，去教堂告发她，教堂的人大声斥责她是个婊子，不准她再去教堂。那个女人告诉多萝西，要是再经历这些的话她就不会来了。她几乎死于最后一次分娩，她知道如果自己再怀孕可能会死掉，但是死亡总好过被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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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卢库库有一个严重超重的女人，她患有糖尿病和毒血症，已经生了六个孩子。她怀上第七个孩子的时候，多萝西去她家里告诉她这很危险，她必须得做产前检查，并且去医院里生孩子。她之前生孩子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因此不能理解为何要这样大惊小怪，最后拒绝了这个提议。多萝西恳求她，再次去她家里说服她，但她仍然不为所动。过了一阵，这个即将分娩的女人来到了诊所，但那时已经太晚了，孩子已经胎死腹中。他们没有做剖腹产的设备，只得将孩子从她身体里拖出来。这是个硕大的婴儿，足有十一斤重，要好几个人才能将他从母体中拖出来，糟糕的是，他们没有麻醉剂给这个母亲缓解疼痛。这太可怕了！那幅场景困扰了多萝西很多年。她想知道自己原本可以做些什么：她该绑架这个女人吗，还是该把她带到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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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日子里，她看到了很多这样可怕的事情：在她面前死去的婴儿，因生产而丧命的母亲，被丈夫毒打甚至被杀的女人。她尽量不在病人面前流泪，而是在夜里独自哭泣。合作社将女人们组织到一起，如果有人正被丈夫施暴，其他人就会敲打家里的锅和盆子来向周围发出警报，把那男人吓跑。如果有谁的丈夫进了监狱，她们会帮她贷款开展一项生意。穆卢库库是一个新兴城镇，每个居民都来自别处，那里的人是没有根的，邻居之间互不了解。很多对妻子施暴的男人都是战争结束时被遣散的士兵，他们为了土地而来，却没有从战争中获取任何报酬，只有装备和食物，所以，即使找到了土地也没钱开垦，没钱买种子、肥料、篱笆和犁。多萝西想，他们无法维持生计，生活失去了目标，所以他们才会开始喝酒和打自己的妻子，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重新感觉自己像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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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合作社里的很多女人认为诊所应该只医治支持桑地诺的家庭，但是多萝西告诉她们，如果真这样做她就只能离开。她没能马上说服她们，但她们需要她，所以也不再坚持。对她来说，这并不关乎政治策略上的公平。她认为，卫生保健可以成为和解的手段之一。如果能够好好医治反抗军，在其生病的时候治愈他们，他们可能会不再憎恨你，也许还会停止憎恨其他桑地诺成员。善意可以改变人。是的，被她治疗的反抗军的确有可能在痊愈后杀害更多桑地诺支持者，但那是她必须承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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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她很可能干过这样的事。有一次，她乘坐的巴士被六七个扛着AK-47步枪的人截停了，所有人被要求下车并排队站好。乘客中有两三个人想要逃跑，士兵向他们开枪，并射中了其中一个人的脚踝。她取下头巾缠在那人腿上帮他止血。士兵是桑地诺成员，而受伤的是一个反抗军，他们打算杀了他。她对其他乘客说，我们必须阻止他们。让我们躺在他身上，形成一堵肉墙。乘客们望着她，当她是疯子，而桑地诺士兵们开始拽着这个受伤的反抗军走向灌木丛后面。她跟着他们，大声喊道：“不要伤害他！我能看见你们在干什么！我是目击证人！”然后，其中一个桑地诺士兵说，好吧，我们就把他交给你。她把他拖回到巴士上，带他到里奥布兰科的一家卫生院。之后她发现他是一个强盗，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好，腿上的伤一痊愈，就恢复了抢劫的生活。他杀过人吗？她不知道，也许杀过吧。但是她仍然感到，这是她所能做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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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下午，她正在诊所里给人看病，因为天太热了，所有的门都开着，她可以看到女人和孩子们在外面的走廊上等着进来。突然之间，所有人都消失了。她不知道为什么，直到下一个病人进来，她才明白。这个男人有张令人害怕的脸。她曾在危地马拉的杀人小队中见过这种可怕的脸，如果你折磨过或者杀过人，脸上就会留下一些痕迹。这张脸看起来冷酷而空洞，好像已经被耗尽了。随后她得知，这个人是一队反抗军的头领，在穆卢库库周边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他屠杀幼童，将婴儿扔向树干。当时他因为慢性头疼来到诊所——一颗桑地诺的子弹嵌在他头颅中。她说可以给他一些药物来缓解头疼，但是他必须去马塔加尔帕找神经科的医生看一看，她能帮他预约。他说他不能去马塔加尔帕，因为在那里他会被杀掉，但她说她会亲自带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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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这个男人带自己的妻子来诊所看病，而这个妻子又带自己的兄弟姐妹和孩子们来看病。最后，他把自己的母亲也带来了，多萝西那时知道他们已经获胜了。一段时间过后，这个男人听说山上的反抗军正在计划攻击诊所——因为和桑地诺联合，诊所受到很多死亡威胁。他跑去找山上的反抗军，告诉他们不要杀害诊所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正在照顾反抗军的家属，最终这个反抗军小组放弃了攻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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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阵子，诊所是安全的，但也只限于诊所。一九九五年左右，有一段时间，多萝西独自一人生活在镇子边缘的竹屋里——在一场她拿着刀子威胁查理的戏剧性争吵后，他们分手了，查理回了俄勒冈。合作社听说有一队反抗军正在来杀他们的路上，他们有一份名单，而多萝西也在那份名单上。合作社为此召开了一个会议来讨论该怎么应对。多萝西说，她认为没有哪家人有能力对付一队拿着机关枪的反抗军，得救的唯一希望是让攻击者自己改变想法。所以，合作社的成员应该好好款待他们，而不是以暴制暴。女人们决定，如果反抗军出现，她们就每天晚上都为他们准备一些食物。格莱特说她会一直备着玉米粽子。多萝西不知道怎么做粽子，但是她知道尼加拉瓜人总是没日没夜地喝咖啡，所以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会趁着最后一点火煮一壶新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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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里，反抗军来了。他们到她房前，叫她“多娜·多萝西”，并推开了她的门。一共来了两个人，都扛着步枪。他们控告她在山里为桑地诺运送枪支，并声称要抢走她的钱。他们认为这个外国女人肯定有钱，因此，等搜遍了房间都没发现任何东西时，他们火冒三丈。为什么她没有钱呢？她告诉他们，她把钱都给了镇里的医药代理商，用以支付将病人转送到医院的费用。他们继续拿步枪顶着她，控告她运送枪支。她告诉他们，她害怕枪，因而从来没有靠近过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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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们准备强奸她。她已经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杀掉，但没想到会被强奸。不过最终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离开了。就在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了咖啡；她害怕到把这都忘了。她跑出去叫住他们：“等等，我忘了一件事！你们想喝一杯咖啡吗？”反抗军拒绝喝她的咖啡，因为怕她会在咖啡里下毒。她保证自己绝不会毒害他们，她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绝不允许自己那样做。他们看着她，像在看一个疯子，之后他们便离开了。那之后，她再没有在竹屋里待过一个晚上。她搬到了镇上，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里起码会有人听见她的呼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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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在一九九六年的选举中，右翼自由主义联盟的头儿，被叫作“大胖子”的阿诺尔多·阿莱曼战胜了桑地诺的领袖丹尼尔·奥尔特加。她想，阿莱曼一定认为NGO组织是与桑地诺阵线联合的，似乎正打算将它们关闭。二〇〇〇年，他控诉多萝西治疗左翼反叛者以及组织非法堕胎，命令将她驱逐出境。她只好躲在一个又一个朋友家中，坐着小车四处漂泊，戴着头巾和深色眼镜，就像在拍电影。诊所停业了——她是当时唯一的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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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组织对多萝西遭到的迫害提出抗议，美国国会的某个组织寄来了一封信，请求当地政府改变主张。这件事被大量媒体报道，多萝西很快就闻名全国——报纸上提到的只是她的名，多萝蒂，就像丹尼尔·奥尔特加总被叫作丹尼尔一样。几个月以后，法院暂停了驱逐令，她才不再躲藏。她返回穆卢库库，受到热烈欢迎，用报纸上的话来说，她是“女神，殉道者，上天的信使，母亲的保护者，一颗星星，照亮千千万万生命的太阳”。六年后，奥尔特加又一次当选总统，授予她鲁本·达里奥奖章，这是尼加拉瓜政府授予的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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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诊所里的某个时刻，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信仰上帝。这确实太难了，因为她被痛苦与战争包围着。同时，不再信仰上帝之后，她开始信仰人类自己。她见过人们做过很多可怕的事，也见过人们做过很多英勇的事，至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目睹了一场革命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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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睹人们的英勇行为之前，她的预期一直都很低，尤其是对男人，所以尼加拉瓜的革命热情与公共精神的短暂涌动对她而言简直就像一个奇迹。她之前一直是一名护士，一直想要照顾他人，但直到中年才设法从阴郁的童年和婚姻生活中解脱出来，意识到自己可以做更多事情。成为一名护士，做一些如果她不做也会有其他人代替她做的工作对她而言是不够的。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想做一些重要的但因为太困难或太危险而没有人愿意去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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