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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组织对多萝西遭到的迫害提出抗议，美国国会的某个组织寄来了一封信，请求当地政府改变主张。这件事被大量媒体报道，多萝西很快就闻名全国——报纸上提到的只是她的名，多萝蒂，就像丹尼尔·奥尔特加总被叫作丹尼尔一样。几个月以后，法院暂停了驱逐令，她才不再躲藏。她返回穆卢库库，受到热烈欢迎，用报纸上的话来说，她是“女神，殉道者，上天的信使，母亲的保护者，一颗星星，照亮千千万万生命的太阳”。六年后，奥尔特加又一次当选总统，授予她鲁本·达里奥奖章，这是尼加拉瓜政府授予的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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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诊所里的某个时刻，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信仰上帝。这确实太难了，因为她被痛苦与战争包围着。同时，不再信仰上帝之后，她开始信仰人类自己。她见过人们做过很多可怕的事，也见过人们做过很多英勇的事，至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目睹了一场革命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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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睹人们的英勇行为之前，她的预期一直都很低，尤其是对男人，所以尼加拉瓜的革命热情与公共精神的短暂涌动对她而言简直就像一个奇迹。她之前一直是一名护士，一直想要照顾他人，但直到中年才设法从阴郁的童年和婚姻生活中解脱出来，意识到自己可以做更多事情。成为一名护士，做一些如果她不做也会有其他人代替她做的工作对她而言是不够的。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想做一些重要的但因为太困难或太危险而没有人愿意去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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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洛杉矶市中心的贫民窟被培养成天主教徒。她妈妈是墨西哥人，他们一家住在一个墨西哥社区的边上，后来那里变成了韩国城。由于她爸爸是菲律宾人，和她妈妈后来所有男朋友一样，他们家在那里不被接受。多萝西的妈妈出生在美国，她的外祖父曾经在洛杉矶东面的奇诺拥有一片农场，但是在大萧条时期失去了它，在那之后不久，他和妻子就相继去世了，只留下多萝西的妈妈和三个更小的兄弟。为了养活三个兄弟，还是青少年的多萝西的妈妈搬进城里找工作。她在大街上卖苹果和报纸，一九三〇年，十六岁的她怀孕并生下了多萝西。多萝西的妈妈肤色很白，爸爸肤色很深，在这点上，多萝西继承了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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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的爸爸是来自菲律宾南部的移民。她对他并不了解，只知道很多菲律宾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来到加州从事农业或者修建铁路等方面的工作，他可能是其中之一。在她还是婴儿的时候，他抛弃了她的妈妈，在那之后只是时不时露个面而已。他是个很暴力的男人，过去总是打她妈妈。对于他，多萝西唯一清晰的记忆是他想要杀掉她们的场景。当时她大概三岁，全家开车去山上的什么地方，车子经过好莱坞时，他大声咆哮着，说要开车冲下悬崖。她妈妈一直在哭泣，她坐在父母中间，试图扳手刹让车停下来。后来，她从一个发小那里听说，她爸爸已经在监狱里被判了死刑，在圣昆汀被同狱的一个犯人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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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妈妈一直在搬家，以便找工作和更便宜的公寓——她在工厂里工作，非常自傲，不屑于打扫房间——所以多萝西也一直在换学校。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她还几乎不能读写。她妈妈一个接一个地换男朋友，房间里永远充斥着混乱和暴力——那些男人会打她和她妈妈。十岁的时候她开始从家里逃跑，有时会去某个亲戚家，有时在被遗弃的建筑里过夜。她还是孩子的时候曾被一个亲戚性虐待，多萝西肯定那个人也和她妈妈上过床。青少年时期的她曾好几次企图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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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常常逃课去图书馆或博物馆。她本来和一些日本小孩是好朋友，但她十一岁时，白人洗劫了那些日本人的家，并将他们监禁在圣阿尼塔赛马场的马厩里，随后又转移到了更远的集中营。她知道她想成为一名护士，她想要照顾别人。她知道，如果不能中学毕业，就当不了护士，于是她答应和继父一起去菲律宾完成学业。继父让她进了一所非常严格的多米尼加修道院学校，在那里，她通过在浴室里抽烟来释放对修女们的怨恨，但还是尽了最大努力拿到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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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仇恨天主教。她小时候听说的都是疼痛、牺牲和流血的耶稣。生活是一个眼泪之谷，对于她身边的天主教徒而言，每一天都是耶稣受难日。她在青少年时期进了一所圣公会教堂，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一个空十字架：没有流血的尸体钉在上面，只是一个空的十字架。当然，她想，耶稣已经复活了。圣公会教堂变成了她的庇护所，它让人感到安全，并且给了她的愤怒一个出口。但是随后主教牧师诱奸了她，那时她还在上学，性侵持续了好几年。那时她不知道这是性侵——她以为自己获得了拯救，而这是为拯救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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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里搬走以后，她在波多黎各生活了三年，在一家医院当护士长，同时管理着一个护理学校。遇见她的第一任丈夫时，她正在海德堡的美国陆军医院工作。罗伯特·卡特勒比她小几岁，当时正在曼海姆服役，是一名陆军医生，由于出血性溃疡成了她的病人。他出身新英格兰名门，在康涅狄格州长大，夏天通常会去位于缅因州的别墅打网球、玩帆船；他的父亲是一家航运公司的头儿。她被迷晕了，他们对于彼此而言都相当有异域情调。他们回国结了婚，定居在芝加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克里斯托弗。罗伯特·卡特勒是大学医院的住院医师，多萝西则是医疗护理主管，他们住在海德公园附近。她穿着佩克牌衬衣式连衣裙和紧身褡，努力做一个完美的妻子，但事与愿违，罗伯特·卡特勒开始只为了吃饭而回家，接着就回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到深夜。最终，在十一年的婚姻生活后，他们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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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竭力振作起来并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在波多黎各生活时她就已经意识到，只有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她才能找到家的感觉。她决定告别中产阶级的生活，告别特权，不再在白人中间扮演有异域情调的棕色人种。她辞掉了在大学医院的工作，来到一个墨西哥人聚居的社区中心做免费诊所的护士。出现在社区中心的人大多数是在铁路上工作的墨西哥移民，有的则属于“褐色贝雷帽”，这是一个来自洛杉矶东部的好战的奇卡诺人3团体。起初她很喜欢这个组织，他们也喜欢她，因为她改善了诊所。但后来他们发现她仍然住在海德公园附近，那里是白人社区，他们问她为什么不住在贫民区。她告诉他们，她就是从贫民区出来的，不会再回去了。“棕色贝雷帽”因此把她当作敌人赶出了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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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如果不能继续在社区工作，那就搬到能让克里斯托弗划独木舟和爬山的地方去生活。她搬到了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找了一份在乡村卫生服务部门做护士长的工作。一九七八年一个周日的早晨，她在教堂里突然听到，耶稣启示的核心就在于抵抗暴力并和穷人站在一起。她吃惊地想：这太简单了。对她而言，站在穷人一边意味着成为其中一员。她已经和医生离了婚，并离开了芝加哥，但是她仍然有一份全职的工作，一年可以挣三万三千美元。她有一辆车，有一栋只住他们母子两人的有八间卧室的大房子。现在她要摆脱这一切。通常来说，她一旦做了什么决定就会马上执行，但是她不想这一切发生在克里斯托弗身上：他成长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医生家庭，她不想把他拽进贫困的生活中。她决定再等几年，等到克里斯托弗上大学之后，她就可以摆脱这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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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已经开始参与抵抗暴力的行动了。她开始思考暴力，她能想到最暴力的东西是核弹。俄勒冈倒是没有核弹，但有一个核电站——普雷斯科特的特洛伊核电站，位于波特兰以北六十多公里的哥伦比亚河边。她认为核电站和核弹是同一个系统中的东西。她加入了唯爱社，一个由基督徒于一九一四年在欧洲创立的和平组织。它支持过因良心受到谴责而拒绝服兵役的人、劳工运动、自由乘车运动者和民权活动人士，它反对战争、死刑和核能源。这正是她所寻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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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第一次被捕时在监狱里待了四天，和另外十个一起被捕的活动家关在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没有床，他们只好躺在地板上。有人很害怕，但是她不怕。她很振奋。她对他们说：“你知道还有谁和我们一起进了监狱吗？恺撒·查韦斯4！多萝西·戴5！”她告诉他们，待在这里是一种特权。她觉得她所在的地方圣人们也曾经待过，这让她有一种家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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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〇年夏天，她被牵涉进了非法闯入特洛伊核电站的行动中。她太矮小，无法翻过围墙，是一个名叫查理·格雷的又高又瘦的白人把她举过去的，在那之前已经很久没有男人碰过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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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多萝西开始了她人生的中期，这段时期她都是和这个有着古怪道德渴望的复杂的男人一起度过的。一开始，他的行为还算正常，比如加入抵抗活动和参与捐款。但是他渴望越来越多的牺牲，最终差点儿让他们两人都丢了性命。在遇到多萝西的前几年，他就开始过一种他认为是正义所要求的极端的生活方式，既极端激进又毫无意义。除了多萝西他没能说服任何人加入，而她当时正决定去干一些类似的事情。不过，这么多年来，有很多人从他堂吉诃德式的实践中看出，一个人可以比自己想象中更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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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格雷当时正因害怕核战争而抗议特洛伊核电站。他已经担心了很多年，在古巴导弹危机后，他带着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搬去了新泽西，他觉得那里不太可能受到攻击。那时他还是一个大学教授，但在搬回俄勒冈后，他与一些政治上很极端的贵格会教徒扯上了关系，辞别学界成了一名反核与反贫穷的全职活动家。他在这些事上有一种天分，总能想到会引起反响的宣传方式，他也很快在当地出了名。他将原子博士世界著名的药品巡展与图书馆结合在一起，组合成了一个流动的反核产品，和其他人一起用自行车和公交车载着它在整个俄勒冈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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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但他的妻子继承了一些钱，现在他们打算为了政治捐出这些钱。他们捐掉了一半的财产，并把他们的房子改造成了一个公社，但他还想做更多。捐掉这么多钱以后，他体验到一种解脱的兴奋，想再次体验这种感觉。有钱总是让他感到内疚，而现在他看到摆脱这种负疚感是多么容易。他接着想到，他们这么有钱，而其他许多人却一无所有，这是多么不正确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即世界财富应当公平分配——他称之为世界公平预算，或者WEB 6。起初他关注这个仅仅是要按照人数来划分世界总收入，但随后他想到后代的问题，由于世界人口是增长的，因此需要周期性地降低预算来维持局面。最终，他算出每年可以使用的金额大约为一千两百美元。他的妻子拒绝了这个计划，她认为捐掉自己一半的钱已经足够了。她告诉他，他必须在世界公平预算和她之间做出选择。即使他依然爱她，而且他们已经结婚三十年，有了两个孩子，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预算，和妻子离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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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数衣服和家居用品，他捐献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为了与那些素未谋面的穷人保持一致而放弃自己的婚姻，这种做法古怪而可怕。人们认为他在表演纯粹和自以为是的正义，并以此为标准评判他人做得太少。他们告诉他，他所做的一切并不能帮到任何穷人，这个计划作为一项社会运动没有任何潜力，没人会在意，他只是白白地挨饿罢了，穷人所需要的是制度上的改变，而非个人的见证。但对他而言，这些言论听起来就像是继续过富人生活的借口。他知道他并不是在开启一项运动，虽然他确实写了一条标语（“立刻变穷，远离欲望”），并发布了一篇像书一样长的宣言《走向非暴力经济学》。但他觉得，既然谈论的是平等与贫困，那就不该停留在滔滔不绝的演说上。他当然知道选择贫穷非常不同于被迫贫穷，他所受的教育让他与那些最贫困的人不同，但他至少不再觉得自己是造成他人不幸的共犯。在多年的内疚和矛盾之后，他终于感到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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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〇年年末，多萝西从波特兰搬到了尤金。她已经爱上了查理·格雷，并接受了他的世界公平预算计划。他有趣、英俊、聪明，深深地投入到她自己也醉心的事业中。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之前，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来整理自己的财务状况和做心理准备，但是多萝西却立刻就全情投入。她一直在等待这种生活。她辞掉工作，卖掉房子，捐掉所有财产，只保留了两箱书和一辆自行车。她不再需要钱——克里斯托弗的父亲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斯坦福会为克里斯托弗支付大学学费。她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并对拥有这种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充满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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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喜欢按照WEB的原则生活，这是一种挑战和冒险。在那个阶段，查理靠每个月六十二美元生活，再做木工挣一点小钱；多萝西则在一家养老院兼职，全身心地投入到她的激进主义中。查理教她怎样在垃圾中找食物，最好的垃圾箱在哪里，而她立刻就成了新教义的皈依者。他一开始会觉得不好意思，而她完全没有。她对新发现的事情感到吃惊。俄勒冈大学宿舍外的垃圾堆每年都有一段时间会变成宝库，因为离校的学生会扔掉他们全部的东西，包括家具。她尽量不去光顾西夫韦商店的垃圾箱，因为她不喜欢西夫韦，他们售卖的商品被喷过杀虫剂，并由受到虐待的农场工人收割。她意识到这是一个荒诞的立场——就好像西夫韦会在意她不怎么跑来捡垃圾一样——但她无论如何也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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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意识到她一次只能穿一套衣服，使用一个房间，吃一定量的事物，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花费甚至比自己设定得还要少。他们知道，只要他们其中一个病了，他们就不得不打破预算，或者面对一般穷人此时通常会面临的情况：死亡。所幸这并没有发生，他们也就不必为此担心。有一次，查理进了医院，被划为穷人，所以不用付费，但是一般而言他们都尽量避免福利项目，即使他们意识到，其实他们从各方面都受益于美国的财富，比如使用停车场、图书馆、公路与城市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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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他们还住在合租房的其中一个房间里，查理告诉多萝西，他认为他们应该住在街上。他们花钱租房子，但其实他们可以把钱给那些更需要的人，住在室内对他而言似乎渐渐变得过于奢侈了，而这种奢侈让他不舒服。多萝西告诉他，她不愿意住在大街上，她不认为那样就更加纯洁，也不认为任何人应该住在大街上。他尽可这样去做，但她不会陪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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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而言，节省的原则并不关乎朴素与纯洁，她并不崇尚这些，而是关乎正义。她喜欢美好的事物，好食物、好酒、漂亮衣服，以及金钱带来的安全感，她只是因为觉得它们参与构建了一个不公正的世界而不那么爱它们。她相信上帝想要她站在穷人这一边，而那就是她想要做的。为此，她不得不也变得贫穷。对于查理而言，WEB是不能被违背的绝对道德：超出预算对他而言是一个灾难。但对于她来说，WEB则是一种理念，一个指导纲领，假如超出了预算，“好吧，这就是生活”。“我告诉查理·格雷：‘好吧，我爱你，我爱这个项目，我愿意加入世界公平预算的计划，但是我必须在晚饭前喝一杯酒和咖啡，没有这个可不行。’我们过去常常吵架——他计较每一分钱，并为此做了一个记账本。有一次，他告诉我，我超支了三毛八。我说：‘你能把你刚说的再说一遍吗？’然后我告诉他我们本该如何对待他的世界公平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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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需要把自己推向极致，轻松感从不存在，他感到自己是被选中的，而他的任务非常紧迫。但她从未感到自己或自己的生活特别重要，她只是这地球上芸芸众生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他是一个纯粹主义者和清教徒，”她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和清教徒搅和在一起的。我是个拉美人，我很放松，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嫁给他。这是一场探险。不过，他在床上表现很好，因为他有很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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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在尤金，如果有一个女人超过五分钟站着不动，查理就会去勾引她。查理的第一任妻子能够忍受他关于性自由的观点，但是多萝西却非常保守和嫉妒。她对自由性爱没什么兴趣，也从未思考过睡自己想睡的任何人也许正是人性解放的重要部分，或者通向新世界的路径、与自己的感受保持联系的方式等。查理没有轻易放弃。他把她带到尤金的一所房子里，那里面有八个或十个男人和女人住在一起，每天夜里按照日历来决定谁和谁一起睡觉。（他们必须有规律地轮换，否则大家就会发展出偏好来。）一个男人带她参观了屋子，并解释了他们的制度。耐心地听完之后，她对查理说，这些人是疯子。如果你想要和我在一起，就必须是一夫一妻。我已经老了，像这样的尝试我承受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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