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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妈妈一直在搬家，以便找工作和更便宜的公寓——她在工厂里工作，非常自傲，不屑于打扫房间——所以多萝西也一直在换学校。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她还几乎不能读写。她妈妈一个接一个地换男朋友，房间里永远充斥着混乱和暴力——那些男人会打她和她妈妈。十岁的时候她开始从家里逃跑，有时会去某个亲戚家，有时在被遗弃的建筑里过夜。她还是孩子的时候曾被一个亲戚性虐待，多萝西肯定那个人也和她妈妈上过床。青少年时期的她曾好几次企图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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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常常逃课去图书馆或博物馆。她本来和一些日本小孩是好朋友，但她十一岁时，白人洗劫了那些日本人的家，并将他们监禁在圣阿尼塔赛马场的马厩里，随后又转移到了更远的集中营。她知道她想成为一名护士，她想要照顾别人。她知道，如果不能中学毕业，就当不了护士，于是她答应和继父一起去菲律宾完成学业。继父让她进了一所非常严格的多米尼加修道院学校，在那里，她通过在浴室里抽烟来释放对修女们的怨恨，但还是尽了最大努力拿到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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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仇恨天主教。她小时候听说的都是疼痛、牺牲和流血的耶稣。生活是一个眼泪之谷，对于她身边的天主教徒而言，每一天都是耶稣受难日。她在青少年时期进了一所圣公会教堂，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一个空十字架：没有流血的尸体钉在上面，只是一个空的十字架。当然，她想，耶稣已经复活了。圣公会教堂变成了她的庇护所，它让人感到安全，并且给了她的愤怒一个出口。但是随后主教牧师诱奸了她，那时她还在上学，性侵持续了好几年。那时她不知道这是性侵——她以为自己获得了拯救，而这是为拯救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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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里搬走以后，她在波多黎各生活了三年，在一家医院当护士长，同时管理着一个护理学校。遇见她的第一任丈夫时，她正在海德堡的美国陆军医院工作。罗伯特·卡特勒比她小几岁，当时正在曼海姆服役，是一名陆军医生，由于出血性溃疡成了她的病人。他出身新英格兰名门，在康涅狄格州长大，夏天通常会去位于缅因州的别墅打网球、玩帆船；他的父亲是一家航运公司的头儿。她被迷晕了，他们对于彼此而言都相当有异域情调。他们回国结了婚，定居在芝加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克里斯托弗。罗伯特·卡特勒是大学医院的住院医师，多萝西则是医疗护理主管，他们住在海德公园附近。她穿着佩克牌衬衣式连衣裙和紧身褡，努力做一个完美的妻子，但事与愿违，罗伯特·卡特勒开始只为了吃饭而回家，接着就回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到深夜。最终，在十一年的婚姻生活后，他们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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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竭力振作起来并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在波多黎各生活时她就已经意识到，只有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她才能找到家的感觉。她决定告别中产阶级的生活，告别特权，不再在白人中间扮演有异域情调的棕色人种。她辞掉了在大学医院的工作，来到一个墨西哥人聚居的社区中心做免费诊所的护士。出现在社区中心的人大多数是在铁路上工作的墨西哥移民，有的则属于“褐色贝雷帽”，这是一个来自洛杉矶东部的好战的奇卡诺人3团体。起初她很喜欢这个组织，他们也喜欢她，因为她改善了诊所。但后来他们发现她仍然住在海德公园附近，那里是白人社区，他们问她为什么不住在贫民区。她告诉他们，她就是从贫民区出来的，不会再回去了。“棕色贝雷帽”因此把她当作敌人赶出了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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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如果不能继续在社区工作，那就搬到能让克里斯托弗划独木舟和爬山的地方去生活。她搬到了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找了一份在乡村卫生服务部门做护士长的工作。一九七八年一个周日的早晨，她在教堂里突然听到，耶稣启示的核心就在于抵抗暴力并和穷人站在一起。她吃惊地想：这太简单了。对她而言，站在穷人一边意味着成为其中一员。她已经和医生离了婚，并离开了芝加哥，但是她仍然有一份全职的工作，一年可以挣三万三千美元。她有一辆车，有一栋只住他们母子两人的有八间卧室的大房子。现在她要摆脱这一切。通常来说，她一旦做了什么决定就会马上执行，但是她不想这一切发生在克里斯托弗身上：他成长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医生家庭，她不想把他拽进贫困的生活中。她决定再等几年，等到克里斯托弗上大学之后，她就可以摆脱这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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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已经开始参与抵抗暴力的行动了。她开始思考暴力，她能想到最暴力的东西是核弹。俄勒冈倒是没有核弹，但有一个核电站——普雷斯科特的特洛伊核电站，位于波特兰以北六十多公里的哥伦比亚河边。她认为核电站和核弹是同一个系统中的东西。她加入了唯爱社，一个由基督徒于一九一四年在欧洲创立的和平组织。它支持过因良心受到谴责而拒绝服兵役的人、劳工运动、自由乘车运动者和民权活动人士，它反对战争、死刑和核能源。这正是她所寻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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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第一次被捕时在监狱里待了四天，和另外十个一起被捕的活动家关在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没有床，他们只好躺在地板上。有人很害怕，但是她不怕。她很振奋。她对他们说：“你知道还有谁和我们一起进了监狱吗？恺撒·查韦斯4！多萝西·戴5！”她告诉他们，待在这里是一种特权。她觉得她所在的地方圣人们也曾经待过，这让她有一种家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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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〇年夏天，她被牵涉进了非法闯入特洛伊核电站的行动中。她太矮小，无法翻过围墙，是一个名叫查理·格雷的又高又瘦的白人把她举过去的，在那之前已经很久没有男人碰过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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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多萝西开始了她人生的中期，这段时期她都是和这个有着古怪道德渴望的复杂的男人一起度过的。一开始，他的行为还算正常，比如加入抵抗活动和参与捐款。但是他渴望越来越多的牺牲，最终差点儿让他们两人都丢了性命。在遇到多萝西的前几年，他就开始过一种他认为是正义所要求的极端的生活方式，既极端激进又毫无意义。除了多萝西他没能说服任何人加入，而她当时正决定去干一些类似的事情。不过，这么多年来，有很多人从他堂吉诃德式的实践中看出，一个人可以比自己想象中更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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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格雷当时正因害怕核战争而抗议特洛伊核电站。他已经担心了很多年，在古巴导弹危机后，他带着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搬去了新泽西，他觉得那里不太可能受到攻击。那时他还是一个大学教授，但在搬回俄勒冈后，他与一些政治上很极端的贵格会教徒扯上了关系，辞别学界成了一名反核与反贫穷的全职活动家。他在这些事上有一种天分，总能想到会引起反响的宣传方式，他也很快在当地出了名。他将原子博士世界著名的药品巡展与图书馆结合在一起，组合成了一个流动的反核产品，和其他人一起用自行车和公交车载着它在整个俄勒冈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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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但他的妻子继承了一些钱，现在他们打算为了政治捐出这些钱。他们捐掉了一半的财产，并把他们的房子改造成了一个公社，但他还想做更多。捐掉这么多钱以后，他体验到一种解脱的兴奋，想再次体验这种感觉。有钱总是让他感到内疚，而现在他看到摆脱这种负疚感是多么容易。他接着想到，他们这么有钱，而其他许多人却一无所有，这是多么不正确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即世界财富应当公平分配——他称之为世界公平预算，或者WEB 6。起初他关注这个仅仅是要按照人数来划分世界总收入，但随后他想到后代的问题，由于世界人口是增长的，因此需要周期性地降低预算来维持局面。最终，他算出每年可以使用的金额大约为一千两百美元。他的妻子拒绝了这个计划，她认为捐掉自己一半的钱已经足够了。她告诉他，他必须在世界公平预算和她之间做出选择。即使他依然爱她，而且他们已经结婚三十年，有了两个孩子，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预算，和妻子离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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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数衣服和家居用品，他捐献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为了与那些素未谋面的穷人保持一致而放弃自己的婚姻，这种做法古怪而可怕。人们认为他在表演纯粹和自以为是的正义，并以此为标准评判他人做得太少。他们告诉他，他所做的一切并不能帮到任何穷人，这个计划作为一项社会运动没有任何潜力，没人会在意，他只是白白地挨饿罢了，穷人所需要的是制度上的改变，而非个人的见证。但对他而言，这些言论听起来就像是继续过富人生活的借口。他知道他并不是在开启一项运动，虽然他确实写了一条标语（“立刻变穷，远离欲望”），并发布了一篇像书一样长的宣言《走向非暴力经济学》。但他觉得，既然谈论的是平等与贫困，那就不该停留在滔滔不绝的演说上。他当然知道选择贫穷非常不同于被迫贫穷，他所受的教育让他与那些最贫困的人不同，但他至少不再觉得自己是造成他人不幸的共犯。在多年的内疚和矛盾之后，他终于感到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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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〇年年末，多萝西从波特兰搬到了尤金。她已经爱上了查理·格雷，并接受了他的世界公平预算计划。他有趣、英俊、聪明，深深地投入到她自己也醉心的事业中。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之前，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来整理自己的财务状况和做心理准备，但是多萝西却立刻就全情投入。她一直在等待这种生活。她辞掉工作，卖掉房子，捐掉所有财产，只保留了两箱书和一辆自行车。她不再需要钱——克里斯托弗的父亲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斯坦福会为克里斯托弗支付大学学费。她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并对拥有这种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充满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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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喜欢按照WEB的原则生活，这是一种挑战和冒险。在那个阶段，查理靠每个月六十二美元生活，再做木工挣一点小钱；多萝西则在一家养老院兼职，全身心地投入到她的激进主义中。查理教她怎样在垃圾中找食物，最好的垃圾箱在哪里，而她立刻就成了新教义的皈依者。他一开始会觉得不好意思，而她完全没有。她对新发现的事情感到吃惊。俄勒冈大学宿舍外的垃圾堆每年都有一段时间会变成宝库，因为离校的学生会扔掉他们全部的东西，包括家具。她尽量不去光顾西夫韦商店的垃圾箱，因为她不喜欢西夫韦，他们售卖的商品被喷过杀虫剂，并由受到虐待的农场工人收割。她意识到这是一个荒诞的立场——就好像西夫韦会在意她不怎么跑来捡垃圾一样——但她无论如何也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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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意识到她一次只能穿一套衣服，使用一个房间，吃一定量的事物，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花费甚至比自己设定得还要少。他们知道，只要他们其中一个病了，他们就不得不打破预算，或者面对一般穷人此时通常会面临的情况：死亡。所幸这并没有发生，他们也就不必为此担心。有一次，查理进了医院，被划为穷人，所以不用付费，但是一般而言他们都尽量避免福利项目，即使他们意识到，其实他们从各方面都受益于美国的财富，比如使用停车场、图书馆、公路与城市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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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他们还住在合租房的其中一个房间里，查理告诉多萝西，他认为他们应该住在街上。他们花钱租房子，但其实他们可以把钱给那些更需要的人，住在室内对他而言似乎渐渐变得过于奢侈了，而这种奢侈让他不舒服。多萝西告诉他，她不愿意住在大街上，她不认为那样就更加纯洁，也不认为任何人应该住在大街上。他尽可这样去做，但她不会陪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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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而言，节省的原则并不关乎朴素与纯洁，她并不崇尚这些，而是关乎正义。她喜欢美好的事物，好食物、好酒、漂亮衣服，以及金钱带来的安全感，她只是因为觉得它们参与构建了一个不公正的世界而不那么爱它们。她相信上帝想要她站在穷人这一边，而那就是她想要做的。为此，她不得不也变得贫穷。对于查理而言，WEB是不能被违背的绝对道德：超出预算对他而言是一个灾难。但对于她来说，WEB则是一种理念，一个指导纲领，假如超出了预算，“好吧，这就是生活”。“我告诉查理·格雷：‘好吧，我爱你，我爱这个项目，我愿意加入世界公平预算的计划，但是我必须在晚饭前喝一杯酒和咖啡，没有这个可不行。’我们过去常常吵架——他计较每一分钱，并为此做了一个记账本。有一次，他告诉我，我超支了三毛八。我说：‘你能把你刚说的再说一遍吗？’然后我告诉他我们本该如何对待他的世界公平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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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需要把自己推向极致，轻松感从不存在，他感到自己是被选中的，而他的任务非常紧迫。但她从未感到自己或自己的生活特别重要，她只是这地球上芸芸众生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他是一个纯粹主义者和清教徒，”她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和清教徒搅和在一起的。我是个拉美人，我很放松，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嫁给他。这是一场探险。不过，他在床上表现很好，因为他有很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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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在尤金，如果有一个女人超过五分钟站着不动，查理就会去勾引她。查理的第一任妻子能够忍受他关于性自由的观点，但是多萝西却非常保守和嫉妒。她对自由性爱没什么兴趣，也从未思考过睡自己想睡的任何人也许正是人性解放的重要部分，或者通向新世界的路径、与自己的感受保持联系的方式等。查理没有轻易放弃。他把她带到尤金的一所房子里，那里面有八个或十个男人和女人住在一起，每天夜里按照日历来决定谁和谁一起睡觉。（他们必须有规律地轮换，否则大家就会发展出偏好来。）一个男人带她参观了屋子，并解释了他们的制度。耐心地听完之后，她对查理说，这些人是疯子。如果你想要和我在一起，就必须是一夫一妻。我已经老了，像这样的尝试我承受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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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于一九八一年在威拉米特河岸边举行了一场不完全合法的结婚仪式。一个圣公会牧师主持了弥撒，并完成了祈祷书中的婚礼仪式——他们无法全心融入这个国家，所以并没有拿结婚证书。她穿了一身长长的白棉布裙子，他则身着白衬衫与白短裤，有朋友为他们临时制作了花环。有人弹奏吉他，大家一起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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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查理都被核战争威胁所困扰，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感到害怕。当这个星球随时都可能被焚毁，人们怎么还能够若无其事地生活？这太疯狂了。目前为止他参与过的抗议主要是翻进核电站，但明显没有造成多大影响。他总觉得甘地绝食的效果很了不起，于是，最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他认为情况已经万分紧急，不得不用他所能做到的最强烈的方式来表达抗争：无限期的绝食，可能直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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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遇到多萝西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筹划这个被称为“为生命而绝食”的行动，以抗议在欧洲部署巡洋舰和潘兴导弹。这是多萝西的包袱之一——她当时不仅接受了它，还同意加入他的行动。她对这件事也很热衷，但是他们俩热衷的原因却并不相同。他反对核弹是因为他担心世界爆炸，而她并不那么担心世界末日，她反对核弹是因为它们非常昂贵，花掉了那些本可以用来保障人民生活的政府资金。当她想到核武器时，她想到的是孩子们挨饿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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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研究绝食，发现长期绝食也和其他事情一样需要训练，身体和精神都必须准备好。他们练习了三年：绝食三天，绝食一周，绝食两周。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周游全国、欧洲和亚洲，招募绝食者和散布消息。他们的行程费用由支持绝食组织的捐助者负担，不管去哪里都住在民宅里，但是这个项目与WEB计划完全不协调，这让他们很不舒服。在准备期间，一九八一年，博比·桑兹，一个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年轻成员，因为绝食死在了监狱里，他们看到，他的死引起了对死亡原因相当多的同情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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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一九八三年的广岛日，即八月六日开始绝食。核心成员在几个城市建立了指挥部：有四个人在巴黎（包括绿党的索朗热·费尔内），两个人在波恩，一个加拿大人和一个日本人在奥克兰，此外就是多萝西和查理。另外，还有数以千计的绝食者进行短期绝食——一天、三天和十天。他们在奥克兰设了一个通信部门，有数十名志愿者接听电话、阅读来信和处理事情。在波恩，维利·勃兰特会见了绝食者并在德国投票反对发展导弹；在巴黎，来自密特朗政府的两名部长会见了绝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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