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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父亲就在附近，亚伦非常纠结应该隔多久去探望他。在对父亲的责任和对工作的责任之间，他应该如何取舍？这是否应该受到他父亲是个糟糕的丈夫而他母亲是个可怜人这一事实的影响呢？他决定接受一个过得去的最小量——他只在危险期过去，虽然危险期也挺多的。他会想，如果是他妈妈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会怎样做。他很爱他妈妈，但他认为，他可能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虽然可能做起来要更加困难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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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父亲头脑比较清醒的时候，亚伦会告诉他在他病得厉害时都发生了些什么，描述将来可能发生的所有最可怕的情形，并询问他在那些情形下是否想要再苏醒过来；他父亲总是回答想。亚伦无法理解：父亲整天盯着天花板，甚至不能扭头看向窗外，他讨厌电视和广播，眼睛花得很厉害，如今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吃午餐了。亚伦觉得如果自己不得不那样活着，他一定会发疯。但他父亲愿意那样生活，他愿意做任何尚可承担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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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他父亲上了呼吸机，处于昏睡状态之中，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吃东西。医生告诉亚伦，他父亲再也没法离开呼吸机，而且也不会再醒来了。他们建议摘掉他父亲的呼吸机，他同意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对花那么多钱来治疗父亲的病耿耿于怀，因为这些钱本可以花在别的地方以减轻更多痛苦。他对此的辩解是，那些钱本就是他父亲的，由于他父亲想要活下去，他觉得自己并没有权利拒绝这个要求。但另一方面，他父亲在多年前就已经被视作失能了，所以这真的取决于亚伦的决定，他无法假装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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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父亲要摘下呼吸机的当天，亚伦提前到了医院和父亲告别。他坐在父亲的床边，但就在护士快要注射最后一剂吗啡前的短短片刻，他父亲睁开了眼睛。这有点儿像恐怖片里的场景，亚伦心想，一个尸体突然活了过来。他父亲的目光追随着亚伦，他能移动自己的头部来回答问题。亚伦简直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吓坏了，赶紧告诉了医生。结果他得知，迈克前一天也睁开了眼睛，只是医生认为他父亲的生命不值得延续，而亚伦得知此事后会难以下定决心，所以索性不对亚伦提起。亚伦非常生气，他马上叫停了摘除呼吸机的计划，重新恢复了对父亲的治疗。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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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父亲留在重症监护病房的花费实在太昂贵了，所以医院把他安置在呼吸机区。信托资金里有足够的钱可以用来负担一台好的呼吸机，但即使这样，这个地方也是凄惨的：床挨着床，上面躺着只能说还算活着的人，每个人都连着一台呼吸机。很多人都处于昏迷状态，根本没有大脑活动。这就像是一个人类的工业化农场，亚伦想。那里既没有家人，也没有来访者。关键是什么呢？他父亲并不处于昏迷状态——他处于垂死挣扎中，即使护士给他用了最强效的镇痛剂，他也依然醒着。他最终再进医院是由于另一次感染，接下来是昏迷。医生又一次对亚伦建议结束这一切，这一次他同意了。呼吸机被摘掉了——然而这一次，他父亲又醒了过来。医生告诉亚伦他父亲将在数分钟内去世，因为这次感染后他的肺已经衰竭，无法自行工作。但是他并没有死，他呼吸着，他有意识，他处于痛苦之中。他不能像之前一样注射吗啡，因为这会加速他的死亡，而这是不合法的。亚伦痛苦地坐在那里，现在的情形似乎是他正在谋杀他的父亲，故意让他痛苦，然而，如果将他送回那个呼吸机农场，结果必定是最糟糕的。几分钟过去了，几个小时过去了，他父亲依然活着。足足花了二十个小时，这一切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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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睹父亲的死亡之前，亚伦主要关心的是动物的痛苦。他看了那么多的录影带：动物在屠宰场里发出可怕的吼叫声，被关在笼子里的残疾动物受到感染并流着血，有些动物的腿伤得非常严重，无法站立行走——这些在他脑海中的影像和声音伴随着他度过了人生中的那么些年，那时在他心目中，痛苦就是人类造成的，弱者和不会说话的动物的悲惨处境是被强加的。而现在，他看到人类身陷的处境和那些养殖场动物所面临的处境一样残酷，人在遭受痛苦时所受到的折磨和那些悲惨地活着只为一死的动物所受到的折磨一样如同末日。他当然知道人类也会痛苦，但是他忘了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一动不动，吃喝拉撒无法自理，也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或者请求减轻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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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在动物权利组织工作后不久就遇到了丽娜，他终生的挚爱，她也在那里工作。他的工作和鸡有关，而她的工作和海豹有关。她是来自康涅狄格州沃特福德的一名纯素食主义者，几乎和他一样节俭。同亚伦一样，她认为自己关于金钱和其他东西的原则意味着她只能独身。她早在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断定生孩子是不道德的，并且从未改变过这个看法；像他一样，她认为家庭义务沉闷无聊，总是试图躲避。在某种意义上，她甚至比他更清心寡欲：她比他更关心环境，所以，当他们一起搬到一所租金包含暖气费和空调费的房子里时，他任由自己享受这一免费资源，而她却关掉了她房间的通风口，寒冷或是闷热都取决于季节。在这段关系的早期，他为她买了一台二手的DVD机作为礼物，她却突然哭起来。她最近才看了一部关于某国童工被剥削的电影，因为这台DVD机是该国制造的，一下就让她回想起童工受剥削的场景，而它很可能就是剥削行为的产物。亚伦被迷住了，他觉得她是如此纯净的物种，对道德如此敏感，他感觉她简直不属于这个堕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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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和珍没了感情以后，他决意和丽娜继续交往。他对她说，在第一年里他会花很多时间和她在一起维护他们的关系，但那之后，他会恢复自己正常的习惯。起初她因此很生气，但终究也没有那么介意，毕竟很多时候她也喜欢独自生活。他们决定在多数夜晚一起用晚餐，并且一年有几次一起过长周末，那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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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权利组织工作若干年后，事情越来越顺利。亚伦在工作上很有一套，不论是在立法还是公司事务方面，都为小鸡迎来了许多重要的胜利。很多巨型公司——西夫韦、好胃口，尤其是好市多——做出承诺，要购买那些以人道方式养育的家禽。星巴克承诺只用散养鸡蛋。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蛋鸡的生活空间必须增加百分之七十，并且禁止其他地方的笼养鸡鸡蛋在此地销售。美国的肉类消费几乎每年都在下跌，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毕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这类消费一直持续增长，但是经过这次以后，肉类对身体有害这一说法终于彻底传开了，整个公立学校系统都接纳了“无肉的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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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意识到，为人们不会变成纯素食主义者而绝望是不明智的。多数人绝不会变成严格素食主义者，甚至不会变成素食主义者，但如果他们吃肉越来越少，那么动物的处境就会越来越好。有时他希望整个国家都按照他希望的方式运作：没有人愿意看见小鸡受到折磨，越来越难以否认工厂化农业经济的可怕之处。有时他觉得自己处于某种公民权利运动的风口浪尖，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也许要用一生去完成这一事业，最终让大家看到工业化农场和奴隶制一样是反动的，是让人不可思议的可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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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样想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很棒，不管是已经做了的还是正在做的都很棒，因此早年驱动他工作的内疚感和根深蒂固的亏欠感也明显减轻了。他依然需要每天积攒一定数量的绩效来自我安慰，这让他感觉履行了自己的责任，但因为他的工作非常顺利，这些绩效也越来越容易得到。早些年他绝不会想到，他生命中会有一个时期让他觉得自己做得已经够多了。大多数时候，这种感觉很不错，但是他也对此起了疑心。要是他的高效并非意味着他应该稍微放松一下，而是意味着既然能完成更多的工作，他就有义务比之前更加努力地工作，他该怎么办？这可能是更符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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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种成就感是一种幻觉，假如他就像人们在变老时常常会发生的那样，正变得软弱和容易满足，那怎么办？毕竟世界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依然有无数人在挨饿，对于多数动物而言生命依然是可怕的。他依然感到痛苦的沉重负担，那种可怕就存在于他心灵的房门之外，那扇门哪怕只打开一道缝隙，都可以窥见这痛苦的可憎与无尽。他看到很多素食主义者都觉得不吃肉是很大的美德，以至于不再鞭策自己为更伟大的事业而工作。他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他告诉自己，不应该把自己和任何其他人进行对比，因为多数人为这个世界所做的实在太少了，以至于他会感到他在这场比赛中还是领先的。不，他必须只把自己正在做的和自己所能做的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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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过去常常回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父母的年代，那时很多人被激励着成为行动主义者，拒绝自私。他想：那些人怎么样了？他们在他现在所处的年纪溜到哪儿去了？他们不再是行动主义者了。他们必定告诉自己一些故事，说明挣钱和拥有一个家庭是多么自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已经过去很久了。他很确信这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可能他们也曾经这样认为，也许到了一定的年纪，人们就会遇上一些生理意义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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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他很开心。他热爱他的工作，因为他做着只有他才能做的工作。他积攒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他和一个女人相爱，这个女人并不想从他这里得到比他所能给的还要多的东西。他和一些关系不错的行动主义者朋友开玩笑说，如果他们看见他过得太轻松，忽略了自己的责任，可不要让他就这样心满意足地活到老，而是要拿一个枕头将他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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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四章 责任和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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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人奉为圣人其实是一种切割和疏远，暗含的意思是，作为普通人的我无须像您那样行事。称赞其实只是伪装的借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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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者的标准有多奇怪呢？假设你并不渴望成为一名行善者，道德又能要求你多少？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你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日子就好，还是说你对其他人有所亏欠？如果确实有所亏欠，那么是多少？这里的道德问题不是质的问题：我该怎么办？而是量的问题：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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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行善者说，他们只是在履行责任，只是在做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多数人觉得他们的责任感古怪而不合理，那只能说明多数人是错的。他们拒绝别人将其所作所为看成是神圣的或英雄主义的，因为对他们而言，这只是换了一种说法来表达多数人无须做这些事情。称赞其实只是伪装的借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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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然也可能是那些行善者错了。几乎人人都相信有些行为超越了责任的内涵，几乎每个宗教都相信存在着一些更优秀的人，比如圣人，他们比其他人做得更多。哲学家J.O.厄姆森论证说，把某些行为称作是神圣的或者英雄主义的，是人类道德的基础部分——这意味着这些行为很好，但不能要求人们都这样做，因为所需的牺牲或勇气实在是太大了。反对神圣性与英雄主义的概念——也就是说，不存在超越使命召唤的行为——相当于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圣人或者英雄，即每个人都必须偿付他们的债务及避免偷盗。这太荒诞了，这是属于天使的道德，不是属于人类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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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种思考的路径，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唯一的路径，但是现下却是行善者的极端道德最常见的理论支撑之一。一九七一年，东巴基斯坦发生过一起种族灭绝事件，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可怕的旋风，满目疮痍与贫瘠。对有些人而言，似乎只要筹集到足够多的钱来支付援助费用，这种可怕的痛苦就是可以避免的。富裕国家的人们在新闻上听说了东巴基斯坦的困境，有人非常悲痛，捐钱给救助组织，也有人无动于衷；不管哪种反应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为了减轻外国人的痛苦而捐钱超出了多数人所认为的义务范畴。后来人们确实筹集到了一些钱，但远远不够，成千上万的人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个原因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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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应这个问题，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写过一篇现在很著名的文章——《饥荒、富裕和道德》。他认为，把钱花在粉饰中产阶级的生活而非消灭饥荒上，不只吝啬，更是卑鄙。他的论证是这样的：假如你经过一个不深的池塘，看见一个小孩溺水了，你应该去救他吗，虽然这意味着要弄脏你的衣服？多数人会回答说当然应该去救这个小孩——脏衣服和一个死去的小孩相比算得了什么呢。那好，他说，孩子一直在垂死挣扎，如果我们无须牺牲同等重要的东西，尤其只是像衣物这样毫不重要的东西，我们就应该救他。这些孩子中的多数并不在我们身边，但是，他们是否在我们身边在道德上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们为购买衣服花掉了两百美元，而这些钱本可以买到救命的食物和药品，那么我们就对死亡负有责任。延伸来讲，如果我们不把自己拥有和挣得的金钱捐献出来以减轻痛苦，那么我们就对很多人的死都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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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对很多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像亚伦·皮特金这样的人。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个道德方向，因为这世界上的痛苦要求他们做出个人的、疼痛的回应，这让他们不太舒服。池塘论证让这种道德紧张感转化成了清晰的焦点。对于亚伦来说，这似乎是不容反驳的。这一体验令人恐惧：亚伦意识到他过的生活比他想象的还不道德，而他必须做出巨大改变。但这也令人振奋。对于像他这样彻头彻尾的行善者而言，一个令人信服并指出清晰道路的道德论证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安慰，即使所指出的那条道路包含着一种比他所预期的更严厉的苦行主义。对他而言，道德的不确定性，模糊的内疚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玷污感，比任何牺牲都更糟糕。出于这个原因，他没有过多担心这个论证暴露出来的复杂性，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把拯救穷困的外国人当作自己的事而带来的政治问题，以及慈善机构解决问题（尤其是在政府无作为或腐败方面）的能力有限等实际问题，而直接接受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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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塘论证不仅影响了亚伦这样本就准备接受这种论证的人，还让那些从直觉上强烈感到这个论证有问题的人也讲不清问题出在哪儿。当然，那些人可能会想，买一双鞋子绝不可能坏到让一个孩子溺死在你跟前的程度，使自己和家人处于贫困中也不可能坏到连环杀手的程度。倘若真是如此，我们的道德直觉必定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听它的；而如果我们的道德直觉全是错的，我们又怎么能依靠它做出任何判断呢？由于这些荒谬的感受，池塘论证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一个垂死挣扎的孩子是否在你面前为什么会让事情有所不同呢？如果拯救一个孩子是你的责任，那么为什么不是五个或者一千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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