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625730
1701625731
尽管极度俭省，茱莉亚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她和其他人一样喜欢物质生活。她喜欢烟花和冰激凌，喜欢烹饪，喜欢缝衣服和用边角料做精致的老式帽子。她从这些事情中而不是从捐赠中获得快乐。对她来说，给予仅仅是一种责任，和不偷盗一样，并不会让她生出道德感。如果这世界一切安好，她会愿意生活在某处农场，养一些动物，在花园里种一些南瓜、红花菜豆和向日葵。她会缝窗帘，阅读，烤苹果派，养孩子。但这个世界一点儿都不安好。
1701625732
1701625733
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茱莉亚认为结婚是件可怕的事。她不愿意在道德问题上妥协，这意味着，比如，她不愿意在那些正常夫妻结婚会花钱的事情上花钱。然而，二十二岁时，她和一个叫杰夫·考夫曼的年轻人陷入了爱河，她向对方求婚，两个人就订了婚。杰夫了解她的原则，但是金钱的问题还没有浮出水面，当时他们还在上大学，食宿方面都是被照顾的。所以，直到毕业，他们共同生活的第一次道德检验才出现。
1701625734
1701625735
那是九月里一个晴朗的日子，他们当时和茱莉亚的莫里斯舞蹈剧团一起在波士顿郊外的一个苹果园里。有人在卖焦糖苹果，茱莉亚想要一个。正常情况下她会告诉自己她不能为这样花钱找借口，但是杰夫告诉她，她想要任何东西，他都会用自己的钱买给她。那时他已经找到了一份电脑程序员的工作，而茱莉亚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也没有任何积蓄，因为她把夏天挣到的钱悉数捐给了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杰夫买了苹果。
1701625736
1701625737
茱莉亚：这个可能得花四美元吧？
1701625738
1701625739
杰夫（很吃惊）：不会吧！
1701625740
1701625741
茱莉亚：这是在果园里。
1701625742
1701625743
杰夫：一个四美元的焦糖苹果？
1701625744
1701625745
茱莉亚：我不知道。
1701625746
1701625747
杰夫：那让人觉得很不爽。
1701625748
1701625749
茱莉亚：可能是三美元？
1701625750
1701625751
杰夫：我不觉得有那么贵。
1701625752
1701625753
茱莉亚：我确定电子价目表上有写。
1701625754
1701625755
那天晚上，他们躺在床上，谈到了金钱。杰夫告诉茱莉亚，他被她的榜样作用所感染，正在考虑将自己薪水的一部分捐给慈善机构。茱莉亚意识到，如果杰夫打算捐出自己的收入，那么让他给她买苹果就等于花了本可以捐出去的钱。因为她对焦糖苹果自私而荒唐的欲望，她可能剥夺了一个家庭的抗疟蚊帐或灭虫药，而这些本可以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她想得越多，就越觉得可怕和难以承受，于是她哭了。她哭了很久，后来杰夫也跟着哭了起来，他从没有这样过。他哭是因为比起其他任何事，他更希望茱莉亚幸福，但如果她这辈子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看到得了疟疾的儿童因为缺少一顶蚊帐在她眼前死去，她怎么会幸福呢？他确定自己想要娶她，但他不确定自己能否应付这样一种生活，它如此艰难和悲伤，没有任何可设想的出口。
1701625756
1701625757
然后他们不再哭泣，开始谈论预算。他们意识到，如果茱莉亚以后都得根据蚊帐来衡量自己的支出，她会疯掉。在多次讨论和调整之后，他们制定了一个机制。在随后的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里，他们一步步完善它，调整奖励和津贴，解决其中不平等的部分。这个机制最关键的一点是从此以后杰夫的钱和茱莉亚的钱会被视为完全互相独立的。一旦这个机制确立，他们就可以用自己希望的方式来处置各自的钱。杰夫决定捐出一半的薪水，剩下的部分用于日常花费和储蓄；茱莉亚则决定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捐出去。杰夫工资剩余的部分可以提供他们每人每周三十八美元，用于房租和食物之外的开销——比如衣服、鞋子、交通以及像焦糖苹果这样的零食。杰夫说，这些钱必须用于这些方面，不能捐出去，也不能存起来，否则他就给共和党捐出同等数额。这样的话，如果茱莉亚想要在某些事情上花钱，就不会觉得是从某个垂死的人身上拿走的。（当然，茱莉亚认为，他们两人就金钱树立的界限仅仅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但是因为它的唯一功能是保持她的明智，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1701625758
1701625759
制定出这样一个机制后，他们开始非常严格地执行它。他们记录每一次购物清单，不管花费多少，都输入电子表单。一年以后，他们发现，捐出杰夫百分之五十的税前工资（他们之前忘记税费了）和茱莉亚的全部工资，同时还要交房租和偿还学生贷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将捐款比例调整到了百分之三十。二〇〇九年，他们在自己身上花了15688美元，捐出了28309美元。二〇一〇年，他们花了20591美元，捐出了36056美元。二〇一一年，他们花了17959美元，没有捐款，因为茱莉亚要向社会工作学院缴费，而杰夫拿公司的股票代替了自己的一部分薪金。二〇一二年，他们花了12107美元（房租很少，因为他们搬到了杰夫的父母家），捐出了49933美元。在某一时刻，他们决定合并资产并捐出他们共同税前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他们也意识到，买下一所房子并将其中一部分租出去而不是一直租房更划得来。他们现在挣得更多了，尽管买了房子，但不管是从比例上还是总数上来讲，都可以捐出比过去更多的钱。二〇一四年，他们一共捐出了127556美元。
1701625760
1701625761
建立了恰当的财务机制之后，他们花了些时间去考察各种组织以寻找最有效率的慈善机构，也就是所谓的用最少的钱减少最多痛苦的那种机构。一开始，他们选定了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他们喜欢它是因为它大量雇用当地工人，而非来自国外的NGO组织，它关注长期的发展，而非引人注目但低效的灾难援助。随后，他们听说了一个叫“善予”的组织，它的功能是评估慈善组织，不过不是看他们在日常运营上花费多少——这是个愚蠢的标准，因为日常花费，比如有效性研究，也可算作是良性花费——而是看他们在救援和改善生活方面的有效性。“善予”会推动“反疟疾基金会”和“血吸虫病控制行动”这类组织的发展，前者分发蚊帐，后者给需要的人提供便宜的杀虫治疗。人们总是告诉茱莉亚和杰夫，在他们将钱捐到国外之前应该首先帮助自己社区的人，但他们觉得这是错的。首先，钱被捐到其他遥远的国家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另外，他们想，为什么萨默维尔或其他临近城镇的陌生人比马拉维的陌生人更应该被视作自己人呢？这毫无道理。
1701625762
1701625763
他们所有的捐款和自愿的俭省都意味着，茱莉亚和杰夫对金钱看得很重。有些人发现这不那么令人愉快，尤其是在涉及的金额相对较小的情况下。极大数额的捐赠很了不起，它们使得很高的目标成为可能，以至于金钱的货币性会隐于观念的非凡抱负之下。但是小数额的捐赠显得很小气：它们依然只是钱，被是否可以在第一世界买一双鞋子或一辆汽车等平凡小事所定义，而不是被它们能够在别的某个地方购买食物或药品的价值所定义。少量的放弃可能令一个人看起来小气而非善良。
1701625764
1701625765
事实上，这么小数目的钱能用来干吗呢？诚然，没有政府的作为，事情就不能得到真正的改变。茱莉亚和杰夫知道，独立发展的话，最好的情况是有限的，而最坏的情况则可能十分有害。但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努力寻找能以最高效率工作的慈善组织，并尽可能给他们钱，日积月累也会是有意义的。即使做得再多，系统性的恶也仍然存在，但能让一些生命的发展少受点妨碍是一个正常人希望做的，他们这样觉得。
1701625766
1701625767
重点是确保金钱能够做些有用的事，而不是追求完全纯粹，变成殉道者，将自我剥削当作目的本身。他们读到过查理·格雷的故事，这个人决定严格遵守所谓的“世界平等预算”。他的预算比他们的少多了，这令他们印象深刻，但是他们认为查理·格雷似乎更看重他自己的贫困而非减轻他人的贫困，这个想法是病态的。如果一种强烈的道德冲动以这样无益的方式被浪费，是可悲的。毕竟，行善的时候，想法本身并不重要。
1701625768
1701625769
写支票和去一个遥远国度做一名援助工作者相比，是一种懒惰的给予方式。抛弃一切离开家庭去一个危险的地方，本身就有一种道德的魅力来弥补所有缺失。而留在后方，挣钱捐钱，却没有任何魅力。当然，一直考虑钱并不是什么振奋人心的事。但人们如此依赖金钱，他们知道，得用一种近似麻木的感伤情怀才能忘记金钱。钱花得恰当可能意味着能延续好几年的寿命，反之则可能意味着失去这些时光。
1701625770
1701625771
茱莉亚：人们真的很难设想金钱和生命是可交换的，但事实如此。比如，今天上班的时候，我们正在讨论那些决定驾船环游世界然后不得不坐飞机离开印度洋的年轻人。挽救一个这样的生命需要多少钱呢？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花费大量金钱在某些昂贵的医疗设施上，我们倾向于认为生命是无限珍贵的，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会对很多死于愚蠢的、可预防的原因的人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我认为我们应该想想，如果我们必须平等地对待病人，而不是对很多海地的病人视而不见，事情会是怎样。新闻里说，因为国家从器官移植项目中撤去了一百四十万美元，在亚利桑那州有两个人由于无法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而死亡。我能想到的就是：那么多钱，就死了两个人？
1701625772
1701625773
从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也就是焦糖苹果事件之前的那个夏天，杰夫和茱莉亚在“松林”工作，那是一个民间舞蹈和音乐的露营地；杰夫负责洗餐具，茱莉亚做厨师。他们一共攒了大约五千美元，然后将这笔钱捐给了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在露营地工作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度过夏天的好方式：他们生活得很简单，不用花钱，还能通过辛勤工作帮助他人，将挣到的钱攒起来捐出去。当杰夫开始捐钱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们本可以通过做别的事情挣到更多的钱，这样他们就可以捐得更多。那么，这个夏天是一种自我放纵吗？他们是否有权从自己接受过昂贵教育的人生中抽出三个月在海边扮演收入微薄的农民？不去赚更多钱和赚了更多钱却拿来添置新沙发和漂亮衣服，这两种选择是否有所差别？事实上，他们是否消费了他人的痛苦来换取稳妥地感受贫穷的特权？
1701625774
1701625775
回想这些问题的体验很不愉快，但当茱莉亚必须为自己选择一份职业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变得相当迫切了。她想做一名社会工作者，她有这种想法已经好几年了，但她本可以通过做别的工作挣到更多的钱。她真的可以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吗？她有多少权利考虑自己的幸福？不去挣她所能挣的最大值，倒是可以得到辩护，因为如果真的去做金融或法律相关的工作，她可能会因极度痛苦几年内就崩溃了，之后她还得填补之前学习法律或其他让她入行的学科的成本。她知道，促使自己去超越一种尚可忍受的状态是无济于事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一份职业必须是可持续的。但明显，还有很多比从事金融工作收入低但是比当社工收入高的工作。她如何说服自己进入一个收入如此低的领域呢？她为此纠结了很长时间，虽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但还是去社工学校登记入学了。
1701625776
1701625777
对于杰夫来说，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他想，如果他和茱莉亚以外的人结了婚，他可能也不会花比现在更多的钱，他会把多余的钱攒起来而不是捐出去。他想有一笔存款，以便将来有更多选择，如果他的家庭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他能够帮得上忙。如果不是和茱莉亚结婚，他会花更多钱来购买比较好的乐器——他尤其垂涎一把新的小提琴。辞掉工作并做点别的收入更少的事情，他会感到更自由些，或许他会成为一名全职的音乐家或者民间舞蹈召集人。但是除此之外，他的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他料想他会喜欢好几种不同的工作，所以挑选其中报酬最高的一种也还不错。他喜欢程序员的工作，他想象，假如没有做慈善的义务，他很可能会做类似的工作。让他觉得开心并不是很难的事。
1701625778
1701625779
在攻读社工学位的时候，茱莉亚突然想到自己或许可以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生比社工挣得多多了。她觉得那才是她应该过的生活，但是她得为此投入大量金钱并在预科课程中和医学院里度过很多年。她有理由相信，在这些年里，她会陷入悲惨的境地，不能捐任何东西——这简直太可怕了，她没办法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后来，她又想到其实可以在社工工作中挣到更多的钱，只要成为那种被人看不起的为保险公司裁定索赔的人——那些人把时间都花费在拒绝病人不在保险范围内的赔付要求。这个工作也很糟糕，但能够让她无须多余的训练就捐出更多钱，她是否有权拒绝这个选择？
[
上一页 ]
[ :1.7016257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