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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771 茱莉亚：人们真的很难设想金钱和生命是可交换的，但事实如此。比如，今天上班的时候，我们正在讨论那些决定驾船环游世界然后不得不坐飞机离开印度洋的年轻人。挽救一个这样的生命需要多少钱呢？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花费大量金钱在某些昂贵的医疗设施上，我们倾向于认为生命是无限珍贵的，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会对很多死于愚蠢的、可预防的原因的人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我认为我们应该想想，如果我们必须平等地对待病人，而不是对很多海地的病人视而不见，事情会是怎样。新闻里说，因为国家从器官移植项目中撤去了一百四十万美元，在亚利桑那州有两个人由于无法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而死亡。我能想到的就是：那么多钱，就死了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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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773 从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也就是焦糖苹果事件之前的那个夏天，杰夫和茱莉亚在“松林”工作，那是一个民间舞蹈和音乐的露营地；杰夫负责洗餐具，茱莉亚做厨师。他们一共攒了大约五千美元，然后将这笔钱捐给了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在露营地工作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度过夏天的好方式：他们生活得很简单，不用花钱，还能通过辛勤工作帮助他人，将挣到的钱攒起来捐出去。当杰夫开始捐钱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们本可以通过做别的事情挣到更多的钱，这样他们就可以捐得更多。那么，这个夏天是一种自我放纵吗？他们是否有权从自己接受过昂贵教育的人生中抽出三个月在海边扮演收入微薄的农民？不去赚更多钱和赚了更多钱却拿来添置新沙发和漂亮衣服，这两种选择是否有所差别？事实上，他们是否消费了他人的痛苦来换取稳妥地感受贫穷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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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775 回想这些问题的体验很不愉快，但当茱莉亚必须为自己选择一份职业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变得相当迫切了。她想做一名社会工作者，她有这种想法已经好几年了，但她本可以通过做别的工作挣到更多的钱。她真的可以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吗？她有多少权利考虑自己的幸福？不去挣她所能挣的最大值，倒是可以得到辩护，因为如果真的去做金融或法律相关的工作，她可能会因极度痛苦几年内就崩溃了，之后她还得填补之前学习法律或其他让她入行的学科的成本。她知道，促使自己去超越一种尚可忍受的状态是无济于事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一份职业必须是可持续的。但明显，还有很多比从事金融工作收入低但是比当社工收入高的工作。她如何说服自己进入一个收入如此低的领域呢？她为此纠结了很长时间，虽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但还是去社工学校登记入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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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777 对于杰夫来说，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他想，如果他和茱莉亚以外的人结了婚，他可能也不会花比现在更多的钱，他会把多余的钱攒起来而不是捐出去。他想有一笔存款，以便将来有更多选择，如果他的家庭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他能够帮得上忙。如果不是和茱莉亚结婚，他会花更多钱来购买比较好的乐器——他尤其垂涎一把新的小提琴。辞掉工作并做点别的收入更少的事情，他会感到更自由些，或许他会成为一名全职的音乐家或者民间舞蹈召集人。但是除此之外，他的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他料想他会喜欢好几种不同的工作，所以挑选其中报酬最高的一种也还不错。他喜欢程序员的工作，他想象，假如没有做慈善的义务，他很可能会做类似的工作。让他觉得开心并不是很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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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779 在攻读社工学位的时候，茱莉亚突然想到自己或许可以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生比社工挣得多多了。她觉得那才是她应该过的生活，但是她得为此投入大量金钱并在预科课程中和医学院里度过很多年。她有理由相信，在这些年里，她会陷入悲惨的境地，不能捐任何东西——这简直太可怕了，她没办法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后来，她又想到其实可以在社工工作中挣到更多的钱，只要成为那种被人看不起的为保险公司裁定索赔的人——那些人把时间都花费在拒绝病人不在保险范围内的赔付要求。这个工作也很糟糕，但能够让她无须多余的训练就捐出更多钱，她是否有权拒绝这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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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781 麻烦的是，她很爱她的工作。她的第一个职位是在监狱里做咨询师。很多时候她并不能为来访者做什么，毕竟他们是在监狱里，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很悲惨，很需要善意，所以仅仅聆听和支持就已经足够了。她一度觉得她说的某些话真的帮助到了他们。监狱里有个女人，她父亲酗酒，死于酒精中毒；她父亲总是对她说，他喝酒是因为她干了坏事，她对此感到极度内疚，认为父亲实际上是被自己杀死的。茱莉亚说，你父亲告诉酗酒者互诫会说他喝酒是因为你，事实上就都是你的错吗？这个女儿后来看出这话多么有问题，感到自己的内疚得到了缓解。像这样的一些时刻会让茱莉亚感到快乐，但是她小心翼翼不让自己被这种情绪带走。她考虑的是她的客户需要什么，而不是什么能让她感到不错。她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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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783 这是一则食物银行的广告，波士顿许多公共汽车车身上都有。一个年轻漂亮的白人女性紧紧地抱着一个年老一些的白人女性。我猜年轻女人代表的是食物银行，因为她看起来很快乐，而那个没有露出面部的年老的女人想必很饿，因此需要安慰。哦，等等。除非她并不需要拥抱，她只是需要食物。我有一种拯救妄想——有哪个社会工作者没有这种妄想呢？在心里的某个地方，我们想要相信，只要拥抱我们的客户就能让事情有所好转。我们相信，如果带他们回家，给他们吃一顿好的并足够同情他们，就可以解决一切，赢得他们永久的感激。但那只存在于头脑中，你不会告诉客户这个想法。关键在于帮助，而不是感觉有帮助……如果我需要的是食物，我真的想去那个地方吗——那个可以得到某个有着感伤目光的年轻女人救星般的拥抱的地方？绝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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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785 茱莉亚一直想养鸡，她认为，虽然在她和杰夫的小开间里养鸡并不现实，但养鹌鹑或许是可行的。鹌鹑比鸡小，也比鸡安静，可以在卧室里放个笼子养它们。她和杰夫可以吃鹌鹑蛋，等它们不下蛋了，他们还可以直接吃掉它们。她调查了一阵，发现可以预定受精的鹌鹑蛋，要求邮寄到家，他们只需要提供一个孵卵器，而这个杰夫会做。她的生日就要到了，她妈妈问她想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她要了一个鹌鹑喂食器。她妈妈并没有买一个喂食器寄给她，而是给了她一张上面写着“鹌鹑喂食器”的支票。不过茱莉亚一拿到钱，就觉得必须把它捐出去，事实上她也这么做了。她意识到，这似乎是一种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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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787 长期以来，茱莉亚和她的家庭之间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她还很小的时候就总是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她五岁左右时，一个朋友的姐姐丢了十块钱，这在茱莉亚看来似乎太倒霉了，她想要把自己的零用钱给这个姐姐，弥补她的损失。茱莉亚的妈妈不同意，她认为，对这个姐姐来说，从这件事中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是一件好事。茱莉亚没有说什么，但是她上了楼，过一会儿她出现时，袜子里塞满了硬币，她告诉妈妈她要出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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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789 茱莉亚成长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郊区，父亲是一名物业经理，母亲是一名学前班的老师。多年以后，她认为她长大的地方和生活方式与更早之前相比有所倒退。她的父母是在一个木屐舞蹈班相遇的，当时她父亲正在那里做木匠活。茱莉亚出生的时候，他们住在乡间一所有鸭子池塘和柴炉但没有空调的小房子里。她妈妈制作蔬菜罐头，缝补衣服。由于那里的学校不够好，他们搬到了近郊的一所大房子里，拥有了现代化的炉子和空调，而她父亲开始管理物业。茱莉亚有时会想起那所乡间的小房子，奇怪父母怎么会放弃那么理想的生活，想着某一天她也许可以搬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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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791 等长大一点，她不再把自己的东西给朋友，而是将零花钱放到教堂的奉献盘中，认为这些钱能流到穷人手里。她为是否出席生日派对而挣扎，因为她觉得不能不带礼物，但花五美元去买一份礼物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五美元本可以给那些更加需要的人。她一度非常想要一只动物毛绒玩具，但是她觉得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有一种罪恶感。她打电话给她最好的朋友布里奇特，向她请教这个问题。布里奇特建议她把所有钱都放到奉献盘里，并且将这件事告知她的父母。她父母会被她的美德所感动，给她更多的钱，这样她就可以用这些钱来买动物玩具了。（布里奇特长大后成了一名律师。）茱莉亚听了非常震惊，没有说再见就挂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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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793 茱莉亚直到十一岁都是一个热心的教徒。她相信，由于上帝给了她生命，她就背上了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尽可能地努力偿还是她的责任。有一次她祈祷了几个小时，为自己的不完美向上帝道歉。她阅读《圣经》，试着逐字逐句理解它。她在书里看到，将羊毛和亚麻混在一起是被禁止的，于是她拒绝穿混合纤维的衣服。她不在星期六工作，遵守犹太戒律，虽然她是一个新教徒。有个周末，她突然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人像她相信《圣经》一样坚定地相信他们自己的神圣之书，那么她到底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所相信的才是真的？她从来没有看到或感受到上帝存在的任何证据。于是她突然失去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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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795 不再相信上帝以后，她也不再把自己的钱交给教堂。有好些年，她只把零用钱花在自己身上。如果上帝并不存在，那么她对谁都没有亏欠。后来，她开始了解这个世界上的贫困，以及与有些人相比自己是多么富裕，于是，在十三岁的时候她又开始将自己的零花钱捐出去，主要是捐给“小母牛项目”。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个刚转到她所在的家庭教会的男孩得了很严重的病，需要做大手术，而他的家庭并没有这方面的保险。教会为此发起了一次募集，茱莉亚的妈妈对她说，这里有个人，她知道她可以帮他，为什么她不把她的钱给他呢？茱莉亚说，为什么我碰巧遇见的某个人的生命就比可以用同样数量的钱来给予帮助的几个陌生人的生命更有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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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797 虽然她不再是一名信徒，但她很怀念宗教团体和仪式。她依然庆祝耶稣的诞生与复活，并遵照基督教礼仪年历生活——她喜欢这种标记时间的方式。有一天她在网上填写一份宗教问答，结果显示，她的信念与那些世俗的人文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很接近。她决定去考察一个功利主义组织，但是她没能找到教堂并迷了路，最终到了一个垃圾场。她认为这个故事或许可以写成一首不错的乡村歌谣——“我去寻找信仰，但是我找到了一个乡下的垃圾场”——要不是在一首乡村歌谣中提到功利主义可能不太合适。最终，她找到了通向功利主义组织的路，但她认为抒情的赞美诗很俗气，于是加入了一个贵格会派的祈祷会。这个祈祷会满足了她对仪式感的渴望，但她仍然希望能够加入一个将更多与她有着相同的道德与情感生活的人连接起来的团体。她倾向于认为那就是她所谓的乌托邦——《指环王》中的中土世界，《小妇人》中十九世纪的新英格兰——虽然她并不真的相信。她希望某种更小规模、更少野心的乌托邦可以行得通，比如一个基布兹8，一个摇滚社团，一个人们相互分享物资并且会为了他人的好处放弃自己利益的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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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799 茱莉亚在布林莫尔学院上了大学，那是挨着费城的一所小小的女子学院。她是在大四的春季学期遇到杰夫的，当时他在附近的斯沃斯莫尔学院念书。茱莉亚看了杰夫的Facebook主页，注意到上面并没有常见的醉酒派对和鬼脸自拍之类的照片，反倒有些他和家人在一起、玩民间音乐、打牌和烹饪的照片。在其中一页上，她发现了一张贵格派的婚礼证书。醉酒照片的缺席并不是出于谨慎的考虑，杰夫高中时代就决定绝不碰酒精，因为他不喜欢自己的思维方式因此被改变。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喝醉过，但醉酒的念头却困扰着他。要是醉酒的杰夫和清醒的杰夫在某些事情上观点不一致呢？他怎么知道哪个才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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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801 整件事都让人很困扰，最好能避开。因此，虽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最终却交了一些福音派信徒和摩门教徒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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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803 杰夫在位于波士顿近郊的梅德福的一栋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里长大；他的父亲里克是一名治疗师，母亲苏西是一名接生员。杰夫母亲的家庭很多代都是贵格会教徒；他的祖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拒服兵役，曾在训练营接受过严酷的军事训练。杰夫还是小孩子时，花的钱甚至没有茱莉亚多，不过原因不一样。八岁的时候，他想要在民间音乐节上看到过的一件乐器，于是开始积攒零用钱。他每周可以得到一美元，五周以后，他非常激动地把五张一元的纸币换成了一张五元的。他继续积攒，直到将四张五元的换成一张二十的。但等他能够买得起那件乐器时已经过了太久，那件乐器似乎不那么值得买了，但他将积蓄的习惯坚持了下来。一旦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它就和最初的目的分离开来，变成了他性格中固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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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805 杰夫将茱莉亚带回那个她在Facebook上看到过的家，在走进房子的一瞬间，她就知道自己想在那里生活。那里有和别人待在一起的空间，也有独处的空间，并且有很多书。厨房很大，里面有一张桌子，方便在切菜的时候坐着聊天。屋子里总是萦绕着音乐：杰夫的父亲会演奏小提琴、吉他、贝斯、曼陀林和中提琴。杰夫会弹奏钢琴，他极富感情地演奏民族提琴时甚至会把弦弄断。这次拜访过后不久，有一天，茱莉亚让杰夫在一棵树下坐下，对他说，她想要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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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807 茱莉亚和杰夫很少对别人谈到他们的捐赠行为，因为这令人尴尬。一般来说，人们并不喜欢谈论金钱，但他们也真的不想感到被评判，就因为他们为自己保留了太多金钱。有好几次，当茱莉亚试着谈论这个话题时，有人对她说，她这样做简直是疯了，只会把自己搞得很惨，还有一个人拿她取笑。对此她不知如何应对。一方面，她认为自己所做的最有用的事情之一就是鼓励其他人捐献更多，她担心自己越是勇敢，越是不拘小节，在这方面就越有进取心。她在杂志上读到过约翰·伍尔曼的故事，他是十八世纪的一名贵格派领袖，他发现宣讲正义是一件极其尴尬的事情；他祈求上帝不要让他那样做，但由于上帝坚持，他依然那样做了。如果她是一个更好的人，她当然会进行更多说教。另一方面，她知道不让人倒胃口也很重要，如果说有什么是令人倒胃口的话，那就是说教了。或者那只是她对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合理化而已？她不确定。她意识到，不让自己显得太古板或太拘泥很重要，否则人们会认为她有某种烈士情结，或者认为捐出很多钱而不把自己搞得很惨是不可能的。然而事实上，她发现，多数时候很容易就能生活得很快乐，并不需要花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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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809 她想，这世界的需求就如同死亡——每个人都知道，但由于这个想法太具有摧毁性，有些人必须将它从意识中排挤出去，否则他们将被它压垮。她能理解。她不理解的是，那些捐钱的人为什么不捐得更多一些？他们怎么能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权限？他们怎么能忽略这世上的不幸与不公？怎么能不伸出援手？她不是那种从不评判他人的无忧无虑的灵魂中的一个——她评判，她想让自己的人类同胞承担责任。但是她并不因此就判定自己是优越的，恰恰相反，她并不相信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在别人都纷纷避开的时候独自承担责任。她想，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做她所做的一切。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卡拉韦说“保留判断是包含无限希望之事”，但是反之亦然：去评判就是相信有人可以做得更好，知道人们可以改变他们的行为，甚至做出相当彻底的改变，来回应他人的期待。去评判就是希望人们的自私部分地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就是人类的处境。茱莉亚在她的博客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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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811 我从来没有讨论过的主题是愤怒。当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时，我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愤怒，但当我觉得自己被剥夺时我有时会愤怒。我感到我肩负着沉重的担子，不可能只靠自己。就像是要将一辆汽车拖出泥潭，站在周围的每个人都说，“孩子，车子陷进泥潭里真是太糟了”，或者说，“你正在做的事情看起来真的好难啊！”更经常听到的是，“你听说意大利队输给斯洛伐克队了吗？”我真的认为世界上有足够的物资与人类巧思，没人一定得陷入可怕的贫困中。如果每个人都出一点力，我也就不需要承担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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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813 对她而言，有一件事显而易见，那就是，确定受众非常重要。普通人可能不会接受她的观点，但除他们之外必然有人等待着受到鼓舞。她怎么才能找到他们呢？她决定开一个新的博客，名字叫“乐在给予”，寄希望于明确的标题和经过打磨的主旨能够吸引到合适的潜在受众。在某一时刻，她发现在普林斯顿有一个叫彼特·辛格的哲学家，他倡导一种和她很接近的道德世界观。她从图书馆借了他的《你能拯救的生命》，怀着初次犯罪的激动心情在书里写下笔记，邀请被她的感受打动的人联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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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815 她做这些事部分是因为她感到鼓励大家捐赠是她的责任，但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孤独。除了杰夫，她不认识一个对金钱与责任持有与她相同信念的人，当然更不必说依照这些信念生活了。无意中发现彼得·辛格的作品让她很激动——发现有一个哲学家和她想法一样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一件事，虽然这和拥有一个朋友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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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817 这种孤独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随后茱莉亚和杰夫发现了“给予我们能给予的”，这是牛津大学道德哲学系的年轻教授托比·奥德新创立的一个组织，他们传递这样一个观念：捐赠更多来帮助过得最不好的人摆脱其原本的处境，是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的责任。组织成员必须签署一份保证书，在退休前每年至少捐出自己年收入的百分之十。有些人已经超出了这个标准。托比选择百分之十是因为这个数量看上去比较大但又不至于太吓人，就像教会设定的什一税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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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819 茱莉亚和杰夫在和别人谈到捐献时总是感到害羞，但是托比对此一点也不害羞，他在很短时间内引起了一场公共讨论。报道者听说了他的组织，写了一连串文章；大学生们以此作为论文题目；其他人开始通过互联网找到小组。到二〇〇九年，在成立一两年后，“给予我们能给予的”已经变成了一个焦点，成为其成员心中富有名气的有效利他主义运动。“利他主义”指的是要给出更多的东西，“有效”指的是找出一种调研方法，来发掘能够以最少的钱做最大的改善的慈善机构——理想的调研方法是做随机对照试验，但至少得基于可信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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