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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猎的时候，他漫游到加德奇罗利森林的深处，遇到了一群遥远部落的人——马迪亚贡德人。他看见他们饱受饥饿与疾病的折磨，却感到他们的集体比他所属的集体更加亲密和忠诚。当他待在自己家的田庄时，他喜欢四处走走，会一会农户和村民。他们不像马迪亚贡德人那样孤立而奇怪，他们只是贫穷而已，但与他在父母家遇到的那些人相比，他更喜欢这些人。等他慢慢长大，这些印象逐渐加固，他开始相信富人都是麻木的，对周围的荒凉故意视而不见，而穷人则不可避免地会看到。他通过阅读确认了这种印象——马克思、普林斯·克鲁泡特金、鲁斯金、潘杜朗·萨内。在教会大学里，他很厌恶被迫参加《圣经》课，每当上课他就用棉绒堵住耳朵；但他会自己阅读基督的生平，并决心以那种方式度过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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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他抛弃了武装革命军——他看到他们在摆脱英国之外毫无想法——并启程拜访甘地的静修所塞瓦格拉姆，那里离他父亲的房子不远。有天他坐火车旅行，看见英国士兵正猥琐地调戏一位年轻的新娘；她的新郎很害怕，把自己锁进了厕所。巴巴和那些士兵打了一架，在车站请求指挥官对此进行调查。甘地听说这个事件以后将巴巴称为abhay sadhak，意为“无畏的求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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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在甘地发起的“退出印度运动”（迫使英国承认印度独立的运动）期间，巴巴雇律师来为反抗辩护，而他自己则被暂时收押。他的热忱引起了维诺巴·巴韦的注意，巴韦是住在附近精舍的一名苦行者和博学的甘地式侍僧。多年以后，巴韦徒步穿越印度，号召地主将土地分给穷人——一部分是由于独立后的爱国主义情怀，但主要是由于他自身神圣的魅力，这个他追求了多年的疯狂想法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在印度，苦行主义是相当可观的一股力量——巴韦和巴巴都清楚这一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一次徒步的过程中，巴韦拜访了巴巴初建的荒凉的麻风病疗养院，并将巴巴的故事与《罗摩衍那》——一个王子被流放到森林里与野兽一起生活的故事——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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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完成学业以后想接受训练成为一名医生，但他父亲咨询了一名星相学家，根据那位星相学家的说法，巴巴的星座显示法律会是更加幸运的选择，于是巴巴很不情愿地被培训成了一名律师。他的工作是为罪犯辩护，但他讨厌这样——他讨厌为那些他明知有罪的人辩护，他讨厌自己花十五分钟的时间就能挣五十卢比，而一个工人工作一整天还挣不到一卢比。他离开了他的公司和城市，在小镇沃罗拉和一名低种姓的律师一起成立了一家合作事务所。他开始将低种姓者和贱民——清洁工、拾荒者、织工——组织起来。他组织的拾荒者告诉他，他不可能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清洁公共厕所，整理废物，把它们装进篮子里用头顶着运走。他把这当作一个挑战，连续九个月都在早晨三点钟起床，在去律师事务所上班前拾荒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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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令人讨厌的非婆罗门行为，他依然是一个条件相当不错的年轻人。未来的姻亲给他施压让他提亲。他认定如果结了婚就不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于是更多地出于实际而非精神的原因，他成了一名苦行僧：他宣誓要独身，并要游历到东部的喜马拉雅山脉，去圣者们的精舍中去拜访他们。他穿着橙黄色的长袍，让自己的头发和胡子长得又长又乱，把烟灰涂抹在身上，乞食为生。他吃得很少，每天早上三点钟赤脚走过荆棘去河边洗澡。他不擅长沉思——他发现要平静下来很难，但不适才是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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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喜马拉雅山脉回来以后，他去拜访了家族的一位朋友，注意到他们家的一个女儿在帮助佣人做家务。这件他自己或许会做的、反常且违背种姓的事情激起了他的兴趣。他强烈地感到自己被她吸引，更重要的是，他以评估他人忍受困难能力的敏锐直觉感知到，和她在一起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但他并没有依赖直觉，他对她的习惯进行了详尽而秘密的调查，询问她的家人她对穷人的关切，对家务事的参与（毕竟她帮助佣人也可能是例外），她照料奶牛的方式。她很合适成为他的妻子，这让他感到很满意，他也因此抛弃了成为苦行僧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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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孩名叫尹杜，出身于一个高贵的梵语学者家庭，他们的血统一直可以追溯至加加巴塔，她的这位祖先曾在一六七四年出席了国王希瓦吉的加冕礼。她的家庭属于非常虔诚的正统派，对城堡规则的态度相当古板，所以她违反这些规则来帮助仆人尤其引人注目。巴巴离开以后给她寄了一封文辞华丽的情书——一次性违反如此多的禁忌（不仅仅是收到独身苦行僧的情书，而且是没有求婚的情书）让她的家人非常震惊，并对她的回信严加审查。巴巴随后又寄了更多的情书，里面写满了诗歌，然后是求婚。尹杜之前的生活太闭塞了，即使对于一个婆罗门女孩来说也是，她完全不知道和一个陌生人——一个自己根本没有同他说过话的陌生人——一起生活意味着什么，但是她知道这不会和她姐姐们过的那种普通家庭主妇式生活一样。她准备好了追随他，虽然不知道要去哪儿。她是读着《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的女人们的故事长大的，她们崇拜自己的丈夫，不管多么艰难都处处追随；这些人是她理想妇女生活的模范。她的家庭希望她好好地嫁个正常人，对巴巴一点都不满意，她的亲戚也瞧不起这桩亲事，但她坚持要和他结婚，并最终赢得了胜利。在婚礼前不久，巴巴击退了一个持刀冲进尹杜家丝绸店的小偷，身上被刺伤了好几处，但他拒绝将婚礼延迟，最终在一九四六年冬天绑着绷带结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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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的时候，巴巴几乎已经放弃了他的律师工作，成了一名全职为贱民服务的组织者和社会工作者。起初，这对尹杜而言很奇怪。在她母亲家里，如果她无意间碰到了贱民就得换衣服。但对她而言，第一原则是服从她的丈夫。由于任何别的东西都是次要的，她很快就放下了顾虑，即使明白这一“污染”意味着她会和他一样成为被放逐者。她或他的家庭中没有人会来探望他们——对他们各自的家庭来说，他们的行为是令人恶心的。巴巴和他的父亲做斗争，放弃了对祖辈财产的继承权。尹杜决意追随他到社会秩序的底层：当她怀上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维卡斯时，她感染了伤寒，急需去医院，但是她拒绝了，因为低种姓的人没有能力负担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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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那个时候，巴巴在雨中遇见了那个麻风病人，并决心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开始阅读关于麻风病的书，同时在附近小镇上的一所甘地主义麻风病诊所上班。他给病人打针、清理溃疡、包扎伤口、去除坏死的骨头。这对他的影响非常显著：他的自我仇恨消失了，突然间充满了欢乐和自信。他知道他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事业，于是怀着一种激情做下去。正当他处于极度激动的状态时，尹杜得了肺结核，不得不去医院治疗。她把维卡斯留给巴巴，把小儿子普拉卡什带在身边，因为他还不到一岁；他也病得很重，但她病得太厉害，已经照顾不了他了。要靠自己来对付这些是很困难的，但是巴巴忙于照顾他的麻风病患者们。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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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尹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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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麻风病患者工作时，我体验到的快乐是无可比拟的。我以前从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快乐……他们对我有一种不可撼动的信赖，即使我只是拿着一个手持洒水壶站在树下，我相信他们也会涌向我。如果上个星期天你能看到诊所里发生的一切，你就再也不会叫我早点回家了。六十五个病人排着长队等着轮到自己！你能想象吗？这一切都预示着什么？看见他们眼里闪烁着希望是多么让人快乐！……这对你、我和孩子们来说难道还不够吗？这肯定能够帮我们渡过难关！尹杜，他们为了我们的健康和快乐向上帝祷告。我知道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我应该和你一起待在乌拉里坎禅，但是你不会希望我就那样放着他们不管。只有牺牲这些穷苦无助的麻风病人的期待和渴望，我才能得到陪伴你左右的快乐。事实上，遗弃他们的内疚感也会破坏我们的快乐。告诉我，你真的认为在这种情形下留我在你身边是对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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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认为这样是对的。她想：“这世界上的恶是那些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做出区分的人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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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将基督的生平当作实践样板而不是完美化叙事的人来说，对付麻风病是聪明的职业选择。麻风病人的净化被说成是基督的奇迹之一，在日常疗法被发现之前的两千年里，拥抱麻风病人成了圣洁的标志。这个病令人厌恶的特有症状——腐肉和恶臭——和接触性传染，以及认为身体的畸形比灵魂的畸形更可怕的信念，让麻风病人成了爱的狰狞考验。圣弗朗西斯在他的遗嘱中写道，遇上麻风病人深刻地改变了他的生活。出生于一八四〇年的比利时僧侣达米安神父追求最严苛的苦行，请求按照自己的安排被送往莫洛卡伊——位于夏威夷的一个麻风病隔离岛。三十年以后，阿尔伯特·施韦泽感到分担世界的痛苦是自己的责任，于是到加蓬麻风病人中去工作。巴巴写道：“这很奇怪，人们到旧庙宇或旧教堂的废墟中去找寻庄严的启示，但在人的废墟中却看不到有人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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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意识到，作为一名律师，他能为麻风病患者们做的很有限，他决定在加尔各答学院花一年时间学习热带医学。那里有个教授告诉他，这种疾病是无法治愈的，部分原因在于，似乎不可能将它传染给动物，然后进行实验。巴巴为此思考了数日，决定自己来做人体实验对象。他注射了麻风杆菌，等待着命运的降临，但他没有得病。从那时起，他知道自己是免疫的（后来发现，大多数人本就是如此），没什么好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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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后来所发生的，对麻风病的治疗在一九五〇年取得了进展——药物氨苯砜出现了。在加尔各答受训以后，巴巴就搬回了沃罗拉并开始在周围地区奔走发药。他很快发现，即使药物能够治疗多数病人，也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一个吃了药的麻风病患者可能很快就不再会传染他人，但是这个疾病造成的所有可怕的损害——手指和脚趾变形，眉毛消失，鼻子塌陷，皮肤表面留有奇怪的斑块——将在他身上留下永远的印记。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如此之深，疾病的标志是那样明显，即使已经被治愈的麻风病患者也会被他们的家庭拒之门外。麻风病人的亲属会遭到驱逐，不允许结婚，所以，把一个麻风病患者留在家里就意味着要牺牲家里其他人的正常生活。在很多村庄，麻风病人会被活活烧死。甚至被治愈了的麻风病人也面临困境：他不能去工作，不能生活在自己的家里甚至村庄里，除了乞讨别无选择。因此，即使在麻风病的治疗方法被发现以后，麻风病疗养院也依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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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基督教传教士在印度运营着很多麻风病院，但巴巴相信依靠慈善是死路一条。巴巴试着避免像做慈善一样对待麻风病人，后者将病人变成了乞丐，他们为了换取医药援助出卖自己健康的灵魂。他将自己定义为与基督教麻风病圣人典范（如施韦泽和达米安神父）对立的人。巴巴说，施韦泽把麻风病患者放到床上，而他会让他们去工作。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七个手指，那毕竟还剩下三个，还有很多事是可以用三个手指完成的。人可以没有手指而活，但却不能没有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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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中央邦申请土地，在一九五一年分到五十亩荒地——没有水，矮小的灌木长在岩石间。他和尹杜带着两个年龄尚小的儿子、六个麻风病人、一头牛、四条保护他们免于野兽攻击的狗、十四卢比（几乎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去那里生活。他们修了两间棚子——用四根木头棍和一个草顶组成，没有墙——一间给巴巴一家，另一间给麻风病人。随后他们又用树枝和泥搭建了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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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随处都是致命的毒蛇、蝎子和老鼠，每当下雨，老鼠和蛇就会钻到屋子里来。麻风病人醒来时会发现老鼠趁他们睡觉时吃掉了他们身上已丧失知觉的肉。附近的森林里有豹子和老虎，老虎会在夜里过来，从小屋中一只接着一只把狗叼走，但并没有动那两个孩子。到了雨季，小屋会被洪水淹没，有时下大雨屋顶还会塌下来。他们总是没吃的，最近的水源也在两公里以外。当务之急是要挖一口井，但这就花了六周时间，即使他们每天都在挖。五月份时气温在46℃以上——挖井的时候比站在太阳底下还热。他们挖了九米才发现水。巴巴将这个地方命名为阿南德万，意思是“快乐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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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外面的生活对于麻风病人而言是多么可怕，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这个地狱般的地方——之后的两年来了超过五十人。他们挖了更多的井，清理土地，种植庄稼去市场上卖。刚来的时候多数人都很凄凉，他们被自己的家庭赶出来，被朋友拒绝，但是工作让他们恢复了活力。麻风病人们管尹杜叫“泰”，意思是“大姐姐”。泰依然很虚弱，正在从肺结核病中慢慢康复，但她整天都在工作，做饭和送饭，给奶牛挤奶，打扫卫生。巴巴的医生曾建议他卧床休息一年，但他却夜以继日地疯狂工作，清理和包扎麻风病人的伤口、劈柴、挖地、修房子。他推动麻风病人们实现了令人惊讶的成就。他们的庄稼种得特别好，辣椒像拳头一样大，茄子比得上南瓜——巴巴是个狂热的农业实验者，但附近的村民由于害怕得病，不敢买他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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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和泰将贫穷加诸自身是一回事，但他们的孩子却没有选择这种生活。他们太穷了，维卡斯和普拉卡什几乎没有足够的食物来抵抗饥饿。因为当地人都害怕麻风病，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和阿美特家的孩子一起玩，所以他们没有朋友。他们也没有玩具，普拉卡什喜欢玩毒蝎子。他们没有暖和的衣服，多数时间里，他们甚至没有父母，因为巴巴和泰从天不亮一直工作到深夜。孩子们整日在丛林中闲逛，巴巴对此并不忧虑，他认为这样可以令他的儿子坚强，但是泰感到内疚，因为她和巴巴小时候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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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孩子的年龄相当：维卡斯出生于一九四七年十月，普拉卡什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维卡斯喜欢说话，普拉卡什通常比较安静。维卡斯在学校表现更好。家里的理解是，维卡斯继承了巴巴在语言方面的天赋，而普拉卡什则继承了他的勇气；这两样巴巴和泰更为看重哪一样是毫无疑问的。普拉卡什才六岁的时候，有一回，巴巴听到附近井边有老虎的吼叫声。作为考验，他让普拉卡什去打一桶水回来。普拉卡什毫不犹豫地去了，当他提着水桶回来时，巴巴极为欣喜，从后面轻轻地拍了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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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进入阿南德万数月后，一支国际志愿者队伍从甘地的静修所塞瓦格拉姆来到这里，帮助建造诊所和其他建筑。那么多欧洲人在那种卫生状况下与麻风病人生活在一起的景象让当地人相信，阿南德万的蔬菜是安全的。蔬菜被接受改善了阿南德万的经济：现在它可以产生收入了。巴巴创建了一个牛奶厂，一个纺纱厂和其他车间。他下定决心，阿南德万应该变得自给自足，两年以后，除了糖、油和盐，它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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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关注每个人和每件事。他曾试着寻找愿意在阿南德万工作的医生，但最终没有找到，因此他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将蛆虫挑出伤口，每天为每个病人穿衣、包扎，清理便盆，下午的时候为大家准备晚饭。每件事都要安排得井井有条，每样东西都得是干净的，每件事都得像他想的那样高效与准确，否则他就会生气。他脾气很不好，当他觉得泰做的菜太咸时就干脆不吃。他对精准记账有一种狂热，会花几个小时来确保每个卢比都被计算在内。喝酒是不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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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巴巴据以生活的准则是自己发明的，但他严格遵守，就好像它们是来自上帝的命令一样。这不是清教主义——他绝不是像甘地或巴韦一样的苦行者——而是一种个人原则。在他还是一个苦行僧时，他就决定不吃糖、辣椒和牛奶，他现在也依然这样坚持，即使这会伤害那些为他准备餐食的人的感情。没有什么能够让他对自己的观念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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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对待自己的宗教仪式非常顽固和坚定，其中包括必需的印度教祈祷和她自己发明的额外仪式。如果斋戒要求一定的时间，她会斋戒得更久；如果读经要求一定数量，她会读得更多。有一次，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她发誓要供十万八千片蒌叶给商羯罗王，这意味着要准备一千捆每捆一百〇八片的蒌叶。她没有理睬不信教的丈夫劝她更理性地对待宗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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