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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几本书与沃克斯的书在大约同一时间出版，多数人关注的并不是他们被污染的人道主义动机，而是他们工作的无效性或害处。作者知道人道主义援助可能只是拖延了冲突，最终并未减少受害者：援助工作者提供的食物可能释放了武器资源，或者直接被人拿到黑市上交易。迈克尔·马伦在他的《地狱之路》一书中描述了食物援助如何摧毁了当地市场以及让农民破产。食物似乎有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农民供应商，他们倾销自己多余的产出，接受比受赠者还要多的税收优惠。多数非政府组织很少调研他们的援助是否真的有用，甚至当他们发现他们事实上是在制造伤害时，有的人似乎也并不介意，他们继续收集政府的合约，捐赠钱物。亚历克斯·德瓦尔在《饥荒罪行》中认为，国际救济NGO组织通过把持饥饿的所有权，解除了政府预防饥荒的责任。这破坏了民众追究政府责任的政治企图，而问责制的匮乏是导致饥荒的首要原因。而且，NGO组织除了宣传和捐赠的市场之外不对任何东西负责——而这个市场似乎并不关注NGO争夺注意力与金钱到底有没有益处。大卫·里夫在他的《过夜的床》一书中认为，人道主义常常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新形式，一种控制的新形式，只是名义上对目标人群有利。NGO组织就像殖民主义者一样易于相信，由于他们的目标是善的，他们机构的利益就应该被促进，他们的行为方式不应该受到质疑，他们的结果也不应该受到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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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夫认为，总的来说，开发援助是一种失败，不相信这一点的人不是伪善就是自欺。“真相是，任何人幻想还没有破灭都是因为没有听到坏消息。”他写道，“乐观主义真的是唯一合理的道德立场吗？”但是他不能全然谴责援助工作者。“他们是最后的正义者，这些人道主义者，”他总结道，“他们所做的并非微不足道，除非，在悲观主义者看来，所有的努力都是不充分的，所有的荣耀都是短暂的，所有的解决方案对于挑战而言都是不足的，所有的帮助对于需要都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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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里夫并不孤独。同一时间，评论家也指出了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他们多半相信，只要有更充分的理解、更纯粹的动机、更少的意识形态以及更多的经济，总有一天事情会好起来的。什么也不做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无论有多少后殖民主义的傲慢、种族主义和大男子主义混进了援助工作者帮助受难的外国人的冲动中，比起隔离和顽固的自私似乎都没那么可怕。帮助是复杂的，很容易搞砸——现在更为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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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前，里夫的父亲菲利普·里夫出版了《治疗的胜利》，在这本书里，他为“心理人”的到来而惋惜——二十世纪的新普通人不再担心道德，因为他唯一的正统信仰是要过满足和健康的人生。里夫相信，这种可怕局面的出现是力图建立以自由与冲动为基础的信仰的弗洛伊德遗产遭到扭曲的结果。（弗洛伊德自己寄希望于个体欲望与集体规则永久的休战：他相信，没有这种休战，文明是不可能的。）但菲利普·里夫出于悲观没有预见到对无私的批判与一九六六年的情形相比会变得多么复杂和纠缠：道德的戒律会怎样背叛自己，为何无私的人看起来不仅老派、拘束，还空洞、扭曲、报复心重，甚至危险。菲利普·里夫默哀文化精英放弃了他们旧时代的道德责任，不再为大众起示范和引领作用；戴维·里夫则看到，道德的精英依然存在，只不过他们正在制造可怕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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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里夫在《过夜的床》中的论调和他父亲相似——同样是与放弃有关的威胁——但他的观点更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像关心同胞一样关心外国人的伤口是非人性的和不自然的，但同时，每一个体面人都会更多地关心那些外国人的痛苦，而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捐钱。尝试帮助他人顶多是无用的，而最坏的情况是造成伤害，但是不再尝试帮助他人就等于放弃自己的人性。人道主义者正屈尊降贵为伪善者，但是他们是我们中间最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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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乐于奉献是否是一种疾病呢？即使在简单的酗酒语境中问题也很复杂。当戒酒者家庭互助会和它的后继者宣称以错误的方式奉献自己来帮助别人可能对双方都不好时，匿名戒酒者协会宣称，试着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最好的方式。比尔·威尔逊很快发现他保持清醒的唯一方式是给别的酗酒者做工作：他迫切需要他们，就像他们需要他一样——这就是匿名戒酒者协会的会议与赞助方式。那么，路易斯的无效帮助与比尔的有效帮助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一个是疾病，而另一个则是通向健康的道路呢？这之间的区别似乎在于，你是在居高临下地帮助他人，还是在帮助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你是告诉别人该怎么做，还是告诉别人你已经做了什么。同样的东西，来自罪人就是一种祝福，来自圣人则是一种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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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赖的逻辑显示出奉献常常是一种疾病，因为奉献者并不是自由的。比如，她可能认为自己选择成为一名治疗师是因为喜欢这个工作，但事实上是她需要做这份工作，除此之外她别无选择，因为她不能眼见人们身处困境之中却感觉自己没有义务去帮助他们。但问题来了：她这样感觉错了吗？当她感到有责任帮助他人时，她是在犯一个错误吗？任何承认道德的强迫力量的人都必定要做些什么。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在众多选择中不涉及任何责任地自由选择了道德生活，就像自由地选择把一生都花在向水桶中扔石子一样——他不会更加自由，而只会更加困惑。这个人感到自己不受任何责任的束缚，这不是自由而是反社会。不仅行善者和互相依赖者渴望责任：责任给了生活以意义和结构。没有它，就没有家——只是流浪汉般无目标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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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直觉和所有直觉一样有其来源。假设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感到有责任帮助他人，是因为她善良的父母教她这么做。来自善良父母的责任感与来自不良父母的责任感有什么区别呢？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缺乏自由或真实吗？或许恶在尚不致命的量度内能够自愈，就像抗体能够通过注射毒物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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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九章 那些属神的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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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爱得越多，就越感到自己有能力去爱。她感到被她所爱的人围绕，就像她为他们分担重负一样，他们也会分担她的，并在她跌落的时候抓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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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内加尔待了可怕的几个月以后，金伯利·布朗-惠尔被主教派到马里兰州埃塞克斯的一所教堂里做牧师。埃塞克斯是从巴尔的摩东面起跨过巴克河的一片并不美丽的随意伸展开去的土地。主干道东大街上的很多店面都被栅栏围了起来，没有被围起来的有酒吧、证券机构、当铺和二手车铺。教堂是一栋大型白色隔板建筑，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这一漫长的历史——加上教区将自己看作是受尊重的劳动人民聚居的郊区，而非任由无家可归者在商厦后面冻死的地方——变成了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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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会是分开进行的。周日早上先是传统的联合卫理公会仪式，有唱诗班和管风琴伴奏；随后是现代仪式，播放录制的流行音乐、DVD和幻灯片。这个分割并非没有包含敌意。较年长的成员不喜欢现代仪式，他们觉得这并不是真正的教堂仪式，但也警觉地看到他们的成员在一年年减少，而现代仪式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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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利精力充沛，很难安静地坐下来。她说话像连珠炮似的，很爱笑，常常发自肺腑地笑得很大声。在教堂她总是抚摸和拥抱信众，当音乐响起时则充满活力地拍手或摇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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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教会里第一位女牧师，有人对此并不乐意。有些下流的纸条被放到奉献盘里或讲道坛上，也有些送来的邮件。有人当面告诉她，他们不希望她在那里，他们会让主教将她调走。但是，在她工作过的每个教堂里，她都是第一个女牧师，所以她已经习惯了。她想：我能够爱他们到给我一个机会的程度吗？因为她是个女人，有的人离开了；而其他人则恼怒于那些人的离开，并因此责备她。但她对此并不觉得太糟——她不能改变她的性别，她说，她并没有要求到这个教堂来工作，是主教调她来的。另外，冲突也并不总是一件坏事。教堂不是社交俱乐部，它有为基督赢得信众的使命，而她的工作就是推进这一使命。做这项工作通常都是不舒服的，如果她只是迎合大家，她就做不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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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热爱工作。她喜欢主持婚礼，甚至葬礼，虽然葬礼要更难一些，因为她要在讲道坛上站更久，久到让她开始为死者感到悲伤。她觉得，在如此意义深远而亲密的时刻被一个家庭视为它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权。甚至在平常的日子里，每次她走进教堂都感觉得到了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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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是会发一些小纸条或生日卡，或者给人们打电话；如果她最近没有见过某人，她会联系他，弄清楚他是不是还好；如果有人问她一个问题，她会反问他这个问题。偶尔她会发现自己刚好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打了电话给他，或者向婚姻正面临崩溃的某人问好，又或是送了一张生日卡片给没人会注意到他生日的人。她的教会里有很多孤独的人，他们或许认识一些上班的同事，但并没有家庭或任何亲密的人。在那些幸运的时刻，她感到庆幸，并相信上帝在那些日子里启发了她，所以她才会知道该做什么和什么时候去做。当然她并不总是能解决他人的问题，但是她会告诉他们，我是你教会里的姐妹，你无须独自承受这一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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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她已经学会了仔细聆听，因为通常其他人问她的问题都不是真正的问题。他可能在谈论失业或者婚姻中的困难，然而真正的问题却是酗酒或毒品。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家庭带着绝望来找她，他们刚刚买了一套房子，接连生了三个小孩，由于金钱问题而苦苦挣扎。她和其他一些教会成员筹备了一个基金，在没有告知对方的情况下帮这对夫妇付了抵押贷款。但事情的真相却是丈夫沉迷于色情电话热线，这一点，而非房子或三个年幼的孩子，才是他们没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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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一些同事觉得她感情过剩，太有同情心，而这对一个女牧师而言不是什么好事，它会干扰判断，或者令人心灰意冷。但她不同意这种观点。事实上，她根本忍不住：超然不是她的本性。如果有人告诉她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很糟糕，把她弄哭了，她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这只是向他表明她能够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当某个她认识的人遭遇背叛时——背叛信仰尤其令她恐惧，她完全不能理解，她曾见过这种背叛是如何毁掉一个人的——她也会感到受伤和生气。她逐渐开始爱很多教区居民，她对他们说，我爱你。她教堂里的一个成员是牧师的孩子，他告诉她，以前从没有听牧师这样说过。她爱得越多，就越感到自己有能力去爱。她感到被她所爱的人围绕，就像她为他们分担重负一样，他们也会分担她的，并在她跌落的时候抓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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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提供的不仅是舒适。孤独与不幸是不好的，但是还有更糟的事情。罪恶更糟，过一种好的生活不仅仅是感到快乐。所以，当她和教区居民说话时，她鼓励他们坚持以最好的自己作为行为标准。这比仅是聆听做起来更不舒服，但她相信，如果有人能够感到她这样说是出于爱，不管他做了什么她都会一样爱他，他就会听得进去。如果有人对自己的配偶不忠或饮酒太多，她觉得帮助他停下来就是她的工作。有时会有人告诉她，这不关她的事，而且她提出的要求会让她更讨人厌。这让她难过，因为她希望自己被喜欢，但她知道自己必须去做，也知道事情并不总会好起来。她知道有的牧师需要被每个人爱，那些牧师仅仅是地图上的标记——如果你那样感受，你就不能完成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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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上讲，她并不认为做牧师就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处于更高层面。她和其他人一样是个罪人，也非常需要一个拯救者。但对她而言，有些不一样。如果她没有正确地行动，人们就会想：好吧，如果她都没有做，我当然也不需要担心任何自己家庭之外的事情；或者，如果连牧师都并不比我做得好，那成为一个基督徒有什么好的？或许她的确有理由发脾气，又或许她确实有某种理由才做了一场无聊的布道，但是没有人会体谅——他们只会看到她为上帝做的工作一塌糊涂，并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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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她教会里的一个女孩才上高中就怀了孕，并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女孩的妈妈将她赶出了家门，直到孩子父亲那边的家人介入此事。这期间金伯利告诉那个女孩会没事的，并给了她需要的各种帮助，让她走出困境。女孩的妈妈对此并不感激，她觉得金伯利是在干涉，而那个妈妈最终加入了别的教会，这反过来在那些喜欢妈妈一方并感到金伯利不应该冒犯妈妈的教会成员中引起了怨恨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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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利发现整件事都很令人困惑。父母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孩子，把她像垃圾一样扔掉，尤其是在她那样年轻、那样需要帮助的时候？那是你不应做的事。她并非因此就不喜欢那位妈妈——她从没有不喜欢谁——她努力去理解。她知道那位妈妈是一个单身母亲，或许她的愤怒和失望要更多一些，因为她知道女儿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艰难，但那并不能为她把自己女儿赶出家门做辩护。金伯利判断，在那种情形下必定有她还没意识到的东西，某些能够解释一个母亲为何能以那种方式拒绝自己女儿的关键信息。一段时间以后，这一情形再次上演，这次是另一个妈妈和另一个同样年轻且怀了孕的女儿，都是常来做礼拜的人，而金伯利又一次困惑了。女儿悲伤而迷茫，打电话给金伯利问是不是可以过来，因为她很孤独，需要和妈妈说话，任何一个妈妈都可以。金伯利对自己说，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我根本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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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要做大事。上帝很伟大并做着伟大的事。她不仅是在侍奉教会或者教会中的人，也是在侍奉上帝，而那意味着她必须尽力鞭策自己，虽然那时她还不能对责任的体量与重量想得太多，因为那可能会令她失去勇气。怎么能要求她做的任何事都对上帝足够好呢？她知道需要克制自己，不要太严格或太积极，以免让会众筋疲力尽。如果有人传话说她会把人榨干，因为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给上帝，那么就没人愿意和她一起工作，她也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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