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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早上，苏想让赫克托起来送她去坐火车，但是他喝醉了起不来，于是她只能自己走着去，却在路上遭到了抢劫。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出差回来的时候，她说，如果他不停止酗酒的话，她就离开他。赫克托并不真的相信她会离开他，但是她说出这件事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严重了。他向她许诺将滴酒不沾，他确实做到了。但这一壮举并不能带走一开始导致他酗酒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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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克托：我年轻的时候有使不完的力气，总是能看见一些东西，你知道的，像是半满的杯子。但后来我开始感到厌倦了。一遍又一遍地处理每代孩子都要经历的那些破事——啊，别再这样了。孩子被学校开除了，或者某个孩子又被逮捕了。可能是在十年前吧，当事情真的变得艰难时，我开始有一点愤世嫉俗：这值得吗？为什么我每天早上要起那么早并且做同样的事情呢？结果都是一样的。我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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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方式发生的不仅仅是那些可怕的事情。只有几个孩子依然去教堂，以撒是个不可知论者，而拉吉开始参加无神论者的聚会。没有孩子领养他们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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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西：我脑子里一直在想，我可能会领养，但是我绝不想要一个庞大的家庭。我目睹了关于领养这件事的一切，不确定自己已经为处理这样的事情做好了准备。我感觉我并没有继承我父母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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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和赫克托过去一直很确信他们能为这些孩子改变一些事情；但孩子们的亲生父母都是青少年时期就有了他们，依靠福利生活，进了监狱；而现在他们的很多孩子也都在青少年时期就有了孩子，依靠福利生活，进了监狱。当赫克托感到最绝望的时候，他告诉自己至少孩子们要比生活在收养中心好一些。这是底线，因为他们做了那么多的事。随后他会想：好吧，打破循环不取决于我们，这取决于上帝。只要我们做了我们相信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那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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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难岁月里，当觉得自己很失败的时候，苏和赫克托很难记起他们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做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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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我父母年轻时是很酷的——她是美丽的王后，而他是体育明星。我记得他们怎样与朋友一起出去玩，他们出去野餐，就像你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大家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在朋友的房子里吃饭。他们很会社交，有许多的朋友。但有了很多孩子以后，保持关系变得更难了，并不是人人都想要和他们有关联，因为事情就是这样，他们的家庭里有了黑人，不是每个人都觉得他们的家庭仍然很酷，而这改变了你的朋友圈以及你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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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如果有人过来吃饭，他们总会说，这真的是太好了。他们说这话的意思是，我们并没有期待这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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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我父母失去了他们的运气，他们为这样一个家庭付出了代价。我认为爸爸最能体会到这一点。我妈妈为了工作出差，有她的社交网络，但我爸爸留在家里。他之前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酷的人，即使现在你到巴里去，也依旧人人都知道他是谁。但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成了某种被放逐者。我认为我爸爸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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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他有我们，就一起出去打台球、打保龄球和滑冰而言，我们就是他的朋友。但他一直没几个好朋友，没有像正常人一样和大家一起出去。他从没这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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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难时期，一想到让别人领养他们的孩子是多么不可能，以及如果没有自己的家，这些孩子的生活将变得更加糟糕，苏和赫克托就很痛苦。他们很容易忘记孩子们的生活中发生过多少美好的事。不幸是比幸福更加强烈的情感，灾难削弱了他们的思想，以一种普通的、令人满意的生活所不能提供的方式重塑了他们对于生命的感受。但曾经真的有过很多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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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莉怀孕以后到卡伯特奶油厂的生产线上工作，结果她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二十二年以后，她仍然在那里，已经被提升为经理。那么多年她一直和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有时在喝了一两杯后，她会哭着对父母说她是多么爱他们，心里有多感激，要没有他们，她绝不会有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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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赫克托帮她带孩子，特蕾西最终从高中毕了业。现在她又多了两个孩子，和一个也是被领养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为老年人做家庭健康护理；她也很爱自己的工作。JD是个水管工，和女朋友订了婚。他知道，要不是苏和赫克托领养了他，他会因为谋杀杀父仇人而在监狱里度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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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妮和大卫在当地学校的后厨工作，过着自己的日子。虽然大卫又聋又哑，却可能是全家人中最幸福的一个：大家都爱他，他也总是乐呵呵的。他散发出一种超脱尘俗的光辉，艰难的生活似乎完全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印记。为了生第二个孩子，苏安从大学辍学了，但她很幸福地结了婚，并且很喜欢她在理发店的工作，她还有美容执照。弗洛里也结婚几年了。以撒结了婚，入了伍。乔尔做着一份在学校管理特殊儿童的稳定工作。约瑟和切尔西在世俗的意义上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切尔西就职于费城的一家大型媒体集团，在他们的网站当总监，而约瑟则是苏黎世一家银行的计算机程序员。连亚伯在出狱后也适应了环境，在一家日本餐馆担任主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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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和赫克托结婚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孩子们筹集了一笔钱，让他们去佛蒙特那个他们当初度蜜月的湖边露营一周。那地方没怎么变化，他们点燃篝火，游泳，在湖面上划船，玩双陆棋。他们回来的时候，有个惊喜派对正等着他们。全家人都在，连约瑟也从瑞士飞了回来。有一个看起来和他们的结婚蛋糕一样的蛋糕。苏安做了中间的装饰品和名牌，蕾妮读了一首为那天而写的诗。切尔西拍摄了那天的家庭录像。阿莉西亚跳了舞，人们看得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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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有生日派对、婚礼和毕业典礼，孙子和重孙子们大多数还比邻而居，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只隔几个街区，经常进出彼此的家，相互照看彼此的小孩。每当复活节、独立日、感恩节、圣诞节和新年，孩子们、孙子们、重孙子们就欢聚在苏与赫克托虽然已负担不起却依然居住着的那所大房子里一起吃饭。虽然有些人缺席——三个去世了，一个还在监狱里，但多数人每年都在那里，过去发生的一切让他们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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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十三章 叶兰是生命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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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明建立在贪婪与恐惧之上，但是普通人生活中的贪婪与恐惧被神秘地转换成了某种更高贵的东西。下层中产阶级在花边窗帘后面，在他们的孩子、破烂家具和叶兰后面——他们当然是靠代金券生活，但也设法保持着体面。他们理解的代金券不仅仅是讽刺和利己的。他们有自己的标准，有不可侵犯的荣誉。他们“让自己受到尊敬”——让叶兰飞翔。另外，他们是活的。他们被束缚在生活的包袱里。他们生育下一代，这是圣人或灵魂拯救者绝没有机会做的。叶兰是生命之树，他突然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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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叶兰在空中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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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核心。先是体面、荣誉、日常人性、家庭、孩子和生活——然后才有了神圣。先是有了这世界上你所爱的一切，然后才有了神圣。如果你发现自己在遥远的星球上遇到海难或快要死了，你会伤心欲绝地回想起在地球生活时的经历。如果说行善者在哪里最容易被刻画为人性的敌人，那就是在小说里，尤其是在现代小说里。在小说里，对人性、体面和人类友谊的赞颂是最强烈的，极端道德和献身于抽象理念几乎总是被看作是值得怀疑的。“我讨厌原因这个概念。”小说家E.M.福斯特在一九三八年这样写道，“如果必须在出卖国家和出卖朋友之间做出选择，我希望我能有勇气出卖国家。”在小说里，反对行善者的情节——他们在精神上傲慢，远离日常生活，妄图超越人性之失败、痛苦与孱弱——最能打动人，也最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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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拉尔夫·埃尔德雷德为例，他是希拉里·曼特尔在一九九四年的小说《气候变化》中的一位行善者。拉尔夫固执地无视人群中的恶人，拒绝看到要改变他们是多么不可能。他让自己对每一个人都负起责任来，但却没有人为自己负责。他相信人类社会会稳步成长得更加慈善，人是可完善的。他的妻子安娜并不担心自己因为错误而造成的小小的不公正，她知道人是堕落的，世界并非完美，但拉尔夫发现这种态度令他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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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宿命论，他想，这种想法让我们免除了那些本应该恰当承担的责任。他感到，我们应该尽力，并总是向我们的良心请教，按照我们的能力行事，任何时候都要尽力抵抗不公正的环境……如果我们不只是动物或者孩子，我们就必须进行选择，选择去做好的事情。选择作恶就是与腐朽的原则勾结，变成了混沌的工具，服从于一个终将毁灭的世界——那个魔鬼所拥有的世界——的法则。选择行善，显示出我们拥有自由意志，我们是能够与这样一些法则抗衡的上帝的造物。所以我要成为善的，拉尔夫想。那就是我必须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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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夫在一个为受到伤害和被遗弃的孩子提供食宿的儿童之家工作，他工作很忙，很少有精力关注自己。他总是把日常家用送给更需要的人。每逢夏季，他会带一些受到伤害的孩子回家，他的家人只能被迫忍受他们的邋遢、偷盗和暴力。但拉尔夫下定决心，即使是其中最坏的一个他也要爱。他探索爱，那是一门科学；他的爱是固执的、坚定的、斗志旺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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