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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我父母年轻时是很酷的——她是美丽的王后，而他是体育明星。我记得他们怎样与朋友一起出去玩，他们出去野餐，就像你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大家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在朋友的房子里吃饭。他们很会社交，有许多的朋友。但有了很多孩子以后，保持关系变得更难了，并不是人人都想要和他们有关联，因为事情就是这样，他们的家庭里有了黑人，不是每个人都觉得他们的家庭仍然很酷，而这改变了你的朋友圈以及你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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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如果有人过来吃饭，他们总会说，这真的是太好了。他们说这话的意思是，我们并没有期待这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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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我父母失去了他们的运气，他们为这样一个家庭付出了代价。我认为爸爸最能体会到这一点。我妈妈为了工作出差，有她的社交网络，但我爸爸留在家里。他之前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酷的人，即使现在你到巴里去，也依旧人人都知道他是谁。但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成了某种被放逐者。我认为我爸爸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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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他有我们，就一起出去打台球、打保龄球和滑冰而言，我们就是他的朋友。但他一直没几个好朋友，没有像正常人一样和大家一起出去。他从没这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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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难时期，一想到让别人领养他们的孩子是多么不可能，以及如果没有自己的家，这些孩子的生活将变得更加糟糕，苏和赫克托就很痛苦。他们很容易忘记孩子们的生活中发生过多少美好的事。不幸是比幸福更加强烈的情感，灾难削弱了他们的思想，以一种普通的、令人满意的生活所不能提供的方式重塑了他们对于生命的感受。但曾经真的有过很多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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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莉怀孕以后到卡伯特奶油厂的生产线上工作，结果她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二十二年以后，她仍然在那里，已经被提升为经理。那么多年她一直和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有时在喝了一两杯后，她会哭着对父母说她是多么爱他们，心里有多感激，要没有他们，她绝不会有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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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赫克托帮她带孩子，特蕾西最终从高中毕了业。现在她又多了两个孩子，和一个也是被领养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为老年人做家庭健康护理；她也很爱自己的工作。JD是个水管工，和女朋友订了婚。他知道，要不是苏和赫克托领养了他，他会因为谋杀杀父仇人而在监狱里度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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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妮和大卫在当地学校的后厨工作，过着自己的日子。虽然大卫又聋又哑，却可能是全家人中最幸福的一个：大家都爱他，他也总是乐呵呵的。他散发出一种超脱尘俗的光辉，艰难的生活似乎完全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印记。为了生第二个孩子，苏安从大学辍学了，但她很幸福地结了婚，并且很喜欢她在理发店的工作，她还有美容执照。弗洛里也结婚几年了。以撒结了婚，入了伍。乔尔做着一份在学校管理特殊儿童的稳定工作。约瑟和切尔西在世俗的意义上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切尔西就职于费城的一家大型媒体集团，在他们的网站当总监，而约瑟则是苏黎世一家银行的计算机程序员。连亚伯在出狱后也适应了环境，在一家日本餐馆担任主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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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和赫克托结婚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孩子们筹集了一笔钱，让他们去佛蒙特那个他们当初度蜜月的湖边露营一周。那地方没怎么变化，他们点燃篝火，游泳，在湖面上划船，玩双陆棋。他们回来的时候，有个惊喜派对正等着他们。全家人都在，连约瑟也从瑞士飞了回来。有一个看起来和他们的结婚蛋糕一样的蛋糕。苏安做了中间的装饰品和名牌，蕾妮读了一首为那天而写的诗。切尔西拍摄了那天的家庭录像。阿莉西亚跳了舞，人们看得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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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有生日派对、婚礼和毕业典礼，孙子和重孙子们大多数还比邻而居，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只隔几个街区，经常进出彼此的家，相互照看彼此的小孩。每当复活节、独立日、感恩节、圣诞节和新年，孩子们、孙子们、重孙子们就欢聚在苏与赫克托虽然已负担不起却依然居住着的那所大房子里一起吃饭。虽然有些人缺席——三个去世了，一个还在监狱里，但多数人每年都在那里，过去发生的一切让他们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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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十三章 叶兰是生命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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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明建立在贪婪与恐惧之上，但是普通人生活中的贪婪与恐惧被神秘地转换成了某种更高贵的东西。下层中产阶级在花边窗帘后面，在他们的孩子、破烂家具和叶兰后面——他们当然是靠代金券生活，但也设法保持着体面。他们理解的代金券不仅仅是讽刺和利己的。他们有自己的标准，有不可侵犯的荣誉。他们“让自己受到尊敬”——让叶兰飞翔。另外，他们是活的。他们被束缚在生活的包袱里。他们生育下一代，这是圣人或灵魂拯救者绝没有机会做的。叶兰是生命之树，他突然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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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叶兰在空中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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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核心。先是体面、荣誉、日常人性、家庭、孩子和生活——然后才有了神圣。先是有了这世界上你所爱的一切，然后才有了神圣。如果你发现自己在遥远的星球上遇到海难或快要死了，你会伤心欲绝地回想起在地球生活时的经历。如果说行善者在哪里最容易被刻画为人性的敌人，那就是在小说里，尤其是在现代小说里。在小说里，对人性、体面和人类友谊的赞颂是最强烈的，极端道德和献身于抽象理念几乎总是被看作是值得怀疑的。“我讨厌原因这个概念。”小说家E.M.福斯特在一九三八年这样写道，“如果必须在出卖国家和出卖朋友之间做出选择，我希望我能有勇气出卖国家。”在小说里，反对行善者的情节——他们在精神上傲慢，远离日常生活，妄图超越人性之失败、痛苦与孱弱——最能打动人，也最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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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拉尔夫·埃尔德雷德为例，他是希拉里·曼特尔在一九九四年的小说《气候变化》中的一位行善者。拉尔夫固执地无视人群中的恶人，拒绝看到要改变他们是多么不可能。他让自己对每一个人都负起责任来，但却没有人为自己负责。他相信人类社会会稳步成长得更加慈善，人是可完善的。他的妻子安娜并不担心自己因为错误而造成的小小的不公正，她知道人是堕落的，世界并非完美，但拉尔夫发现这种态度令他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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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宿命论，他想，这种想法让我们免除了那些本应该恰当承担的责任。他感到，我们应该尽力，并总是向我们的良心请教，按照我们的能力行事，任何时候都要尽力抵抗不公正的环境……如果我们不只是动物或者孩子，我们就必须进行选择，选择去做好的事情。选择作恶就是与腐朽的原则勾结，变成了混沌的工具，服从于一个终将毁灭的世界——那个魔鬼所拥有的世界——的法则。选择行善，显示出我们拥有自由意志，我们是能够与这样一些法则抗衡的上帝的造物。所以我要成为善的，拉尔夫想。那就是我必须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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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夫在一个为受到伤害和被遗弃的孩子提供食宿的儿童之家工作，他工作很忙，很少有精力关注自己。他总是把日常家用送给更需要的人。每逢夏季，他会带一些受到伤害的孩子回家，他的家人只能被迫忍受他们的邋遢、偷盗和暴力。但拉尔夫下定决心，即使是其中最坏的一个他也要爱。他探索爱，那是一门科学；他的爱是固执的、坚定的、斗志旺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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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安娜生活中的一切都被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的阴影笼罩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作为新婚夫妇一起离开了英国到约翰内斯堡去做传教士。他们没有什么钱，但拉尔夫对住得比当地人好感到不安，于是想要离开他们的房子住到小屋里去。他们从没有单独坐下来吃过晚饭。不管他们晚上什么时候回家，总有人在屋前的门廊等他们回来帮着解决困难——需要睡觉的地方，需要食物，或者有人需要被保释。在夜里不论何时，只要有人敲门，他们总是会开门。他们把食物分发出去，即使知道其中一些人前来并非是出于真的需要；他们只是因为免费所以来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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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开始丢东西。他们怀疑是险恶的园丁伊诺克所为。安娜生了双胞胎，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不久后的一个风雪夜，拉尔夫听到门外有人敲门，有个女人请求进来。他意识到伊诺克在旁边威胁着她，但他选择了慈善而不是安全，打开了大门。伊诺克推门闯了进来。拉尔夫被大棒击倒，又被捅伤，差点丢了性命，随后他和安娜发现两个孩子不见了。不久后他们找到了女孩，她冻僵在一个泥水坑里，差点被淹死，却再也没能找到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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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没出现很多行善者是件奇怪的事，因为很多小说家自己就和行善者一样，被道德义愤所驱使。但是多数这样的小说家宁愿呈现那些激怒他们的事情，而不是塑造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角色。你可能会说，在生活中行善者是罕见的，因此他们在现实主义小说中的稀有并不令人吃惊——然而他们在小说中比在生活中更为罕见。真实的人坏，但小说中的人物更坏。可能是行善者的缺席增加了故事的道德力量，并将这种力量引向了外部：如果没有角色来提供帮助，那就只剩下读者了。行善者可能被认为是贫乏无味的，但似乎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就好像在行善者身上存在着某种东西与虚构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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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阿尔贝·加缪的小说《瘟疫》中的英雄式医生里厄。不过令人吃惊的是，很多这样例外的好人都跳出自己的角色对行善者表达了轻蔑，并反对道德热忱。当他们行善时，他们会说他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并认为其道德意义非常有限。“这不是英雄主义，”里厄说，“这只是我的工作。”他在其他地方说：“你知道的，我在失败者而不是圣人那里感受到更多的友谊。英雄主义和圣洁并不真正吸引我，我想，吸引我的是成为一个人。”另一个这样的例子是个无神论者，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中拥有实用主义头脑的科林博士。科林在刚果的一个麻风病隔离区工作。一天，著名的建筑师凯里出现了，他想到一个偏远的地方隐姓埋名地生活。科林对凯里的动机深感怀疑。“你希望自己是有用的，对吗？”科林尖锐地发问，“你并不想仅仅为了做卑微的工作而工作吧？你既不是受虐狂，也不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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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中，有很多非常好的人物都是纯洁无辜的，而不是行善者，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圣洁的梅诗金公爵，甚至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具有天使般气质的修道士阿廖沙也更像是一个无辜者而非行善者。现实中确实存在的大多数行善者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可以确定并没有人认真对待他们。他们要么令人讨厌，就像乔纳森·弗兰岑《自由》中的沃尔特；要么就办事不力，如《波士顿人》里的伯宰小姐；要么虚弱早夭，就像乔治·贝尔纳诺斯的乡村牧师、《鸽子翅膀》里的米莉，或《艰难时世》里的斯蒂芬·布莱克浦；要么就荒谬之极，对行善者的事业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就像堂·吉诃德或者《荒凉山庄》里的杰利比夫人。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将多萝西描述为毫无建树的人，除了一定的精神上的崇高与一颗爱心，没有做成过任何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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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说教的行善者的形象几乎总是受到嘲笑，因为他们自以为是，抱持纯洁主义，并总想改变他人。“拥有所有这七种重要美德的人绝不会像小说中的英雄那样做，”小说家罗伯森·戴维斯写道，“他会是完美的，因此是没有同情心的，因为我们对人类的完善没有耐心也充满怀疑。”从小说家那里得到的感受如此明显和陈旧，几乎都用不着说出来。在小说里，不完美和罪恶的人似乎常常比那些好人更具深层的人性，所以爱说教的行善者是有罪的，不仅仅是因为假装的神圣，也是因为没有更深地理解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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