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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在自己戏剧的前言中阐释了他倾向的道德，他发现莎士比亚的哲学不可知论是脆弱和应受谴责的。如果他能将世界看得如此清楚，他怎么能对解决其问题的方法如此漠不关心呢——而且还对不这样的人充满敌意？在这个方面，萧伯纳发现狄更斯同样令人吃惊：社会剥削的超级记录者，如此感性，却不能清晰地思考稍好一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两个人都“关注世界的多样性而非统一性，”他写道，“他们没有建设性的观念，并且将有建设性观念的人看作是危险的幻想家。他们所有的小说中都没有主导性的思想或启发，人们甚至不能为此去承受洗澡时打湿帽子这样的危险——更别说是大得多的生命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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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托尔斯泰以自然主义者、反道德主义者、唯美主义者的身份为人所知。一八六五年，也就是他刚刚出版《战争与和平》之时，他在一封信里写道：“艺术的目的与社会目的是迥然不同的（就像数学家们说的那样）。艺术家的目的不是要无可辩驳地解决一个问题，而是要让人们热爱生活无穷无尽的表象。”八年后，他开始写作《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讲了安娜与渥伦斯基的故事——是常见的关于浪漫之爱的小说。有很重的自传色彩的列文出现在他写作的第一年里，成为托尔斯泰陈述各种社会目的和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工具。但托尔斯泰很小心地区分了抽象的社会目的与那种自然地产生于个人感受与日常生活的目的。虽然微小而有限的社会目的现在得到了承认，但抽象性仍然是不好的，比如试图以任何一种方式去帮助陌生人或者改变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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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勃朗斯基：她现在有个英国女孩，她对他们全家都挺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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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为什么，她是某种慈善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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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勃朗斯基：你看，你总是自找麻烦！这和慈善没啥关系，只是她的好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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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和他妻子基蒂两人在不同时期都曾尝试去过一种道德生活——基蒂是通过帮助令人厌恶的病人，而列文则是以不同的方式为公共福祉工作。但是两人都发现以下原则并不会产生什么好的效果：一个人只按照自己的内心生活，没有个人兴趣。不管是出于自私还是爱，慈善都仅仅是一种伪善或不能成功的空洞的理智主义，因为它背后没有迫切的动机。托尔斯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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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是这样看待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的：他有很高的智商与受教育程度，他的高贵已经穷尽了“高贵”这个词的最深层含义了，还有着能为公共福祉服务的才能。但在灵魂深处，随着他越来越了解自己的兄弟，一种想法就越是经常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即他感觉自己完全缺乏的那种为公共福祉工作的能力可能并不是什么相反的品质，并不是缺乏善良、可敬、高贵的欲望与品位，而是缺乏某种生命力，某种被称为心灵的东西，某种驱使人去选择的冲动——在无数种生活方式中选择一种，从此坚定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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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作品的转折点，处于他早期的唯美主义与后来的道德化之间。他于一八七七年完成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这时他已经判定，如果一部小说能够自我辩护，那么它必定是“对所有社会问题提供正确观点的工具”。他开始讨厌《安娜·卡列尼娜》，只是极不情愿地完成它。他处于一种可怕的极度痛苦的精神状态中。由于害怕自己自杀，他将枪和绳子都收了起来。他开始对艺术感到一种清教徒式的厌恶，这种厌恶正源自他之前看重的艺术特有的品质——它自然的物理力量，它的非道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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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托尔斯泰距离谴责莎士比亚只有数步之遥。新世纪到来不久的某个时间，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的托尔斯泰写了一个小册子，描述了他对社会予以剧作家普遍的奉承这一现象感受到的困惑。他认同剧本中过去总是激怒他的很多美学上的缺点——角色们说着相似的话，总是发表冗长的演说，与其行为之间只有纤弱的关系，他们的动机毫无意义（他觉得李尔王尤其愚蠢）。但他认为莎士比亚最大的罪过是一种道德罪过，这种道德不可知论同样激怒了萧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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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不带判断地呈现，不带结论地观察。托尔斯泰感到，在莎士比亚的世界里，不存在对一切处境都真实有效的道德原则——人类生活由于其无限的复杂性而不允许确定性存在。一个人能合理确信的只能是中庸即善，抱负是坏的或荒谬的，或者两者都是。如果你的行为或多或少跟其他大多数人类似，你就不会错得太离谱。他写道：“莎士比亚并不赞成责任的边界超越自然倾向……他鼓吹一种对人而言自然合理的介于基督教与异教戒律之间的中道，一个人一方面爱他的敌人，另一方面又仇恨他们。一个人可能会做过多的善事（超出了善的合理限制）被莎士比亚颇具说服力的文字与例子所印证。因此，过度慷慨毁掉了泰门，而安东尼奥适当的慷慨则带给他荣誉……莎士比亚教导大家……那个人可能过于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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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指责莎士比亚的更令人吃惊的时刻是他断言《汤姆叔叔的小屋》比莎士比亚的任何一部戏剧都更伟大，因为它出自对上帝和人类的爱。这一断言尤其像是诽谤，因为《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部文学价值很少得到捍卫的感性畅销的通俗作品，但这一对比的离谱之处不仅仅是因为托尔斯泰乖张好斗的性格。如果托尔斯泰要反对的是莎士比亚非道德的自然主义，那就可以和通俗作品做对比，因为在通俗作品中并不存在反道德化的文学思潮，而这正是托尔斯泰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要反对的东西。确实，这是可以将书定义为通俗的特点之一：在一部通俗作品中，一个人物形象可能非常好或非常坏；毫不含糊的道德可以被很清楚地写出来；没有什么情感上的适度感可以限制情绪的洪流。一部通俗作品不必体现世界与人心的复杂性：行善者必须最好是天真的，而最坏则是暴力的。在通俗小说中的通俗人物可以努力改变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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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汤姆叔叔的小屋》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它出版于一八五二年，是十九世纪卖得最好的书，在推广废奴事业上不论对狂热分子还是对美国大众都影响极大。汤姆叔叔是一个天主教徒——非常虔诚、自我牺牲、勇敢、清廉正直、有爱心。在他最初的主人将他卖到河下游，让他和家人分开的时候，他并没有抱怨——他相信自己被卖掉比其他人被卖掉要好一些。他对妻子说，他爱他的主人，因为他从主人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一直照顾着他。他对妻子说，要为贩卖奴隶的人祷告，因为他们的灵魂处于危险之中，而这比被卖掉要糟糕上千倍。但他不是被动的，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当被命令去鞭打其他奴隶或不让他们看《圣经》时，他并没有那样做。他拒绝告诉主人有些奴隶逃到哪里去了，最终他被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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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有人因为文学的理由讨厌《汤姆叔叔的小屋》，也有其他人出于种族政治的理由讨厌这本书，但詹姆斯·鲍德温在一九四九年写文章解释自己为什么讨厌这本书时，他说，种族主义的侵犯与文学上的失败是一回事。和其他通俗小说一样，《汤姆叔叔的小屋》在漫画倾向上有其过错：其中大多数人物不是复杂的个体而是荒谬的漫画形象。但这不应归咎于作者斯托作为写作者的局限性，甚至不应归咎于她将政治目的置于文学目的之上。鲍德温感到，这应归咎于某种更致命的东西。“过度而虚伪的情感招摇过市，是不诚实、缺乏感受力的标志，”他写道，“多愁善感者湿润的眼睛出卖了他对经验的厌恶，对生活的害怕，以及一颗荒芜的心；多愁善感因此总是标志着秘密与暴力的不人道，是残忍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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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暴力最明显针对的是被简化为纸板耶稣的黑人汤姆之人性，但也是针对这类人，针对人类复杂的真理与自由。“忽视、否定和回避人的复杂性，”鲍德温写道，“那无非是对复杂性的焦虑——我们被压缩了，枯萎了。只有在模棱两可、矛盾、饥饿、危险和黑暗之中，我们才能立刻发现我们的自我以及那种将我们从自我中解放出来的力量。对这种力量的揭示正是小说家的责任，这一旅程必定朝向优先于所有其他断言的更加广阔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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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小说最强烈、最摩尼教的反行善者思潮：一方面是复杂性、生活与情感；另一方面是多愁善感、道德化与暴力。在这一图景中，无限的复杂性似乎是唯一好的，也是唯一的真理，而哈姆雷特则是唯一的英雄。所有的行动看起来都像是暴力，所有的原则都像是谎言；所有的人都必定是小说家或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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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明显的说教并没有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多愁善感的终结而终结。满世界依然都是粗浅而类型化的小说，观念在这种小说里披着角色的外衣演出道德戏剧。但这些更近期的作品对他们的哲学化倾向是有意识的，并为此找了借口，他们似乎觉得这违背了某些不言而喻的文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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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大约同一时间，鲍德温写了一篇文章说另一种道德化和改变世界的小说出现了，其传递的信息据他的文学观看来或多或少是有冒犯性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反面：安·兰德的《源泉》。这本书里满是无私与帮助弱者，但对兰德而言这两者都是诅咒。她小说中的反派角色是埃尔斯沃斯·M.图希，一个诡计多端的社会主义建筑批评家，他相信艺术家应该使自己的品位服从于大众的品位；他相信个人的爱是不公正的，因为你应该平等地爱所有人。她小说中的英雄是霍华德·罗克，一位才华横溢的古怪的建筑师，其原则与利他主义相反——他害怕让自己卷入另一个人的生活，同样也害怕别人会干涉他的生活。“这就是我写作的动机与目的，”兰德写道，“典范的投射。树立道德典范的肖像是我的终极文学目标——任何包含在小说里的说教的、理智的或哲学的价值都仅仅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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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对无私的论证于一九七七年被玛丽莲·弗伦奇在《女人们的房间》中采用，这是一本卖了两千万册的女性主义小说。女主角米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读了《源泉》，那时她还是个学生，这本书点燃了她改造自我的欲望。那时她感到自我已经窒息，并被一种教导女人要无私的道德所绑架。米拉读《源泉》的时候感到内疚，因为她意识到这是一本粗浅的书，不如她在学校里读到的文学作品。但她也开始怀疑，正是因为这是一本粗浅的书，才会对她有种道德上的影响力。“好文学，她的老师们觉得好的文学，与真实世界无关，”她想，“与世界相关的作品要低于与世界无关的作品。”对她来说，似乎坏小说的低劣与坏人的低劣是相似的：要得到尊敬，文学如人一般必须保持贞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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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鲍德温毫无贞洁可言，他极深地卷入了这个世界。从没有人像他那样被道德义愤所驱使，他在他的非虚构作品中描述了这种愤怒以及引起这种愤怒的机制和邪恶。然而在他的小说里，就像在很多文学作品里一样，这种愤怒被转化了，仿佛某种跟形式有关的东西用强力催生了一种关于“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人应该做的”的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他的小说里，道德美变得更小，更具体，更私人，是某种存在于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东西。他在《告诉我火车走了多久》中写道：“生命中的某些瞬间——不需要很长或显得很重要——能够补偿生命中的很多东西，能够为一个人生活中的那种疼痛、那种困惑提供救赎和辩护，赋予他不只是忍受生活而且要从中获益的勇气。某些瞬间让我们懂得了人类相互连接的价值：如果一个人能够忍受自己的痛苦，那么他也会尊重他人的痛苦。因此，简单但又抽象地说，我们能够帮助彼此摆脱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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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十四章 从宇宙的视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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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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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书》7：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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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三十岁后不久，斯蒂芬妮·维克斯特拉决定不再信仰无条件的利他主义。这是她十年之内所经历的第三次重大转变，最终她感觉自己疏离而孤独。她怀着一种彻底的道德明晰感长大，明白什么是自己的责任，但这已经逐渐萎缩与朽坏，直到最终像一层老掉的皮肤一样从她身上掉下来。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她开启了一系列探寻，寻找一种不同的明晰性，有两次她认为已经找到了，但是都搞错了。在最后一次探寻失败以后，她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她可能再也不会像童年时那样坚定地相信道德的确定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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