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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在一趟有杰夫加入的意大利家庭之旅中，她妈妈发现斯蒂芬妮在吃避孕药。她妈妈很吃惊，想方设法阻止这一可怕的罪过。她为杰夫祷告，向他伸出手，想带他走向上帝，她让他们发誓在意大利不要有性行为。最终，她和斯蒂芬妮大吵了一架，因为她妈妈整天追着他们，不让他们溜出她的视线——斯蒂芬妮愤怒而困惑地想，好像她觉得他们会在大街上乱搞似的。之后，当她发现斯蒂芬妮已经和杰夫睡过之后，便对她说她已经背叛了上帝，她不会原谅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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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几个月，她和父母在电话里就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展开争论。她父母感到她的信仰已死，他们为她的灵魂而战，但最终还是失去了她。她不再相信了，她这样告诉他们。接下来的夏天，她和杰夫去密歇根州参加一个婚礼，趁着父母不在住进了他们的房子。她到了那里后发现，以前屋里到处都放着她的照片，而现在全都不见了，她所有的痕迹都被移除了。她妈妈留了一张字条解释怎样可以找到杂货铺，就好像她是一个陌生人，从没有在那所房子里生活过，没有每周都去那个杂货铺。那张字条也告诉她，她的东西都被打包放在了地下室，她走的时候应该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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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妮和杰夫结了婚。她父母来参加了婚礼，但她知道他们并不对此感到高兴，她没有让父亲带她走进礼堂。在接待处，她看见一个表亲拿出了一些她小时候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她大约十二岁时，正在试穿她妈妈的婚纱。这些照片似乎呈现了从那个孩子到现在的她之间的连续性，她退却了。她想，那之间没有连续性。她已经选择了和童年断裂，这选择是艰难而痛苦的。她收集了所有的照片，把它们藏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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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后不久，她的生活似乎终于安定了下来。她和杰夫都在马萨诸塞州郊外的一所小学院找到了工作，并搬到了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居住。但她并不满足，她感到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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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还是研究生时，她曾在珀斯安波易的一所看护中心里做一个十三岁女孩的看护人。她们一起去博物馆，一起看电影，一起做饭，她变得有些依恋那个女孩。她开始研究看护中心，发现很大比例的孩子在长大离开看护中心之后会成为无家可归的人。有一年夏天，她在几个为收养孩子服务的机构实习，试着帮助这些孩子顺利进入成年阶段，她注意到，尽管这些机构抱有良好的意愿，但他们很少关注项目的进展情况。那里并没有真正的研究，没有数据，没有证据。她意识到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对善良意愿的效果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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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领域进行探访的时候，她发现了“善予”，一个致力于这类研究、追求用最少的钱改善更多人生活的组织。这家组织在几年前由两三个年轻人筹建，他们当时在一家对冲基金工作，苦于在非营利组织的世界里找不到评估投资所需要的数据。很多慈善家谈到用很少量的金钱救人，因为这有益于募集资金，但事实上“被拯救的生命”这一概念并没有多大的意义。要将一个生命算作是“被拯救的”，那个人必须要多活多久呢？如果一个人在接下来的一周死于小儿麻痹症，那么治疗他的疟疾就不会有太大用处。要是你这周让他免于因疟疾而死，下周又免于因小儿麻痹而死，那这是算救了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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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予”喜欢用于测量的工具是DALY 12，其字面意思是调整残疾人生活年限。这个量表不仅考虑到一个人是否得到了挽救，还考虑到他又活了多久，以及生活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比如，健康状态下的一年会比盲人或截肢的一年比重更大。在选择要关注哪种疾病与问题时，这是有用的。斯蒂芬妮一开始在“善予”做志愿者，后来，她把父母都研究哲学而绝不会尊重这样一份工作的担心放在一边——她辞掉了学院里的工作，在那里全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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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杰夫也在改变。他也辞掉了教职，创建了一个叫“杠杆研究”的组织，企图以此改变世界。他与托比·奥德在牛津创建的有效利他主义运动联合起来，后者已经在美国的大学里通过像茱莉亚·怀斯与杰夫·考夫曼这样的人建立了先遣队。杰夫与斯蒂芬妮搬到了纽约，并和其他几个已经与“杠杆”签约的人合租了一个院落，此后组织和杰夫的野心就一直伴随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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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世界，杰夫相信，他必须改变自己。他变得越来越关心效率，每夜只睡三个小时，白天平均午休三十分钟。斯蒂芬妮看见他在电脑前打盹，担心他这样下去会生大病。他的野心是无边际的。他在“杠杆”的简介中写道：“杰夫出于第一原则思考与行动。他得出并颁布了一系列为所有人创造一个繁荣世界的行动指令。”这意味着，他不认为可以在别人关于某一议题已有的成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他将提出一个原创的道德理论以及一个原创的人类心智理论，他将一切从头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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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终极计划是创造一个理想世界，斯蒂芬妮与他争辩过这点。她会说，你可能会达成你计划的一部分——你可能从事疾病、战争、饥荒或人际关系方面的工作——但你不能做所有的事情，即使你非常聪明也不行，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但杰夫好辩，他会逐个击破她的观点，即使他从未说服过她，但她也同样不能说服他。她会将很多辩论的环节详细记录下来，而他会写下类似这样的回复：“我不同意你论证中的前提四，请弄清楚你是如何使用‘困难’一词的，这里有五种可能的定义，你用的是哪一种？”她感到无助和挫败，随着时间流逝，她开始回避这些论证。他感觉到她的疏远，并产生了背叛感。当然，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你要不就支持他的目标，要不就艰难地劝阻他——不会仅仅扭过头去。她同意这点，并感到内疚。一部分的她希望他的野心会就此打消，然后他们会重新幸福地在一起，而她也不再挣扎——但这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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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妮热爱她在“善予”的工作，但在心底总被杰夫激起的念头——这是不够的——搅得不得安宁。她应该做些更大的事，但她不知道什么是更大的事。像奥布里·德格雷一样，致力于战胜死亡吗？像机器智能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样，防止计算机被恶意侵入吗？这当然比她现在做的事情要多。杰夫觉得“善予”的工作太短程，太有限了。他总结道，它扮演了一个有用的角色，但它对修复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并没有真的改变什么。他对她说，如果她工作得更努力些且不再介意采取非常规的观点，她就可以做到不辜负自己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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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想法让她感到悲伤。如果她真的投身于拯救这个世界的行动中去，就像她“应该”做的那样，她就再也不会有乐趣了——她不能去旅行了，也绝不会去漂亮的地方。她将必须像杰夫一样专注地投入。她得一直工作，将自己的生活与自己所爱的东西切断联系，一样一样地，直到一个也不剩。如果她真的要让自己去承担义务，就必然要孤注一掷。但承担这种量级的责任还是让她害怕，当她不得不这样做时，她成天都在担心。她总是感到内疚；然而同时，有效利他主义的一些事情也开始让她感到困扰。她讨厌那种感觉，即她有义务只关注做善事的可能的、最有成效的方式——更个人化但不是很有效的方式，比如去收养中心做一个小女孩的看护人，没有好好利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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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蒂芬妮与杰夫分开几个月后，两人开始了夫妻心理治疗。她告诉父母时很担心，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并没有生气。她开始更频繁地跟他们打电话。那些对话并不容易——她依然感到疏离——但她觉得和他们又慢慢地靠拢了，他们在暗中摸索，试着靠近彼此。她妈妈说，我们每天都在想你。斯蒂芬妮知道她在说什么，她很小心地没有说出来，她知道妈妈想说的是：我们每天都为你祈祷，希望你找到重返上帝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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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蒂芬妮确定分手是正确的，但她很痛苦，她感到自己开始分崩离析。有天晚上，她约了妈妈在祖母的公寓一起吃饭，但她晕头转向搭错了地铁，最终到了城市的另一边。她哭着打电话给妈妈，说她不能过来吃晚饭了，她无法面对她的评判。她妈妈说，来吧。斯蒂芬妮去了，整个晚上她都躺在床上哭泣，她妈妈坐在旁边轻抚着她的头发，斯蒂芬妮感到她不再掩饰自己的某些部分，而她妈妈却依然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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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段时间，夫妻治疗师推荐了一本叫《彻底接受》的书给斯蒂芬妮，这本书改变了她的生活。这是一本佛教书籍，她对佛教并不特别感兴趣，但它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你是一个还不错的人，就像你现在这样。你可以改变，但并不是必须。当她刚开始读的时候，这一观点荒唐得让她吃惊。但随后她想，如果你看见了一棵树，你不会想，这棵树不如另一棵树那样花枝招展，这是不够的。如果你看见一只小狗，你不会想，你应该长得更大点呀，你怎么回事？也许人也是一样的——他们就是那样子，这就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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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经相信，在她这一生中，总归有些在根本上不好的东西，但现在她认为或许她错了。这本书里讲到很多人在一种“无价值的恍惚状态”中度过了人生。这让她回想起很久前读到过的一句话，讲的是上帝怎样用他的斗篷盖在你身上，掩藏了你的罪。这让她吃惊，也让她觉得可怕，即上帝是如此讨厌人，以至于他宁愿遮住人而不愿直视人。这是让她感到自己开始远离教堂的那些时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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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她开始接受自己，她也开始拒绝自从抛弃基督教后构成她道德生活基础的东西：功利主义。她拒绝彼得·辛格关于我们要承担多少义务的池塘论证，她已经意识到，接受了这个论证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她并没有一个哲学的反对论证，但她不再相信她非得有一个不可。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经历了很多年的内疚与自我撕裂——但最终她不再相信她有责任将每一个醒着的时刻都用来拯救世界，或必须从睡眠时间中争取更多醒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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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依然希望成为与她分享共同价值观的团体的一部分，但她能找到一个她会一直认可的团体吗？她读过一本社会学的书，讲的是人类群体是如何产生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半正式的宗教仪式与信念的。或许在努力为自己的信念辩护的过程中，她误解了他们的目的，以及人类社会是如何运作的。或许你仅仅是被认为应该接受这些东西，或至少对此不太质疑。她想要属于某个地方，相信某些东西。她不希望她的整个人生都由拒绝的链条、一个又一个永无止境的离开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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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拒绝了基督教，拒绝了哲学，拒绝了无条件的利他主义。现在她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她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让她觉得幸福，但这也令人恐惧。她没有过去那么内疚，但却更加焦虑。她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为没有过上实现这套或那套既定规则的生活来苛责自己，现在她必须要靠自己来解决一切。这种思维方式对她而言并不容易，但她承认这种令人目眩的不确定性正是自由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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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我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这样合法吗？”她怀疑，“这样对吗？”对她来说，这听起来太主观了——如此浅薄，如此没有根基。这样想让人非常不安。她花了一生去寻找一个基础，当她不再信任一个神圣计划时，她曾去寻找一个客观的道德真理，但她没有找到，而现在她怀疑是否存在那样的东西。但是还剩下些什么呢？你能将人生建立在你发明的观念上吗？没有比那更大、更多的东西？她已经拒绝了建立在数个世纪的思考与信仰之上、被百万人所遵守的道德体系，而现在她的基础将是她自己？这听起来太荒谬了。但这就是她所拥有的一切。“这样说对吗——这世界上有我看重的东西，而这就是我在生活中所要追求的东西？”她很怀疑。或者，她不再知道什么是对的，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就这样根本没有任何基础地活着，可能吗？她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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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十五章 远离生活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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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正直的人处于最大的不幸中——倘若他无视责任，其实本可以避免——他难道不是通过以下意识才活下去的吗？即在他眼中他没有理由为自己感到羞愧，或担心自我审查的内在凝视。这里安慰人心的并不是幸福，幸福甚至都算不上其中最小的部分，因为没有人会希望自己遭遇此种处境，甚至欲求一个陷入此种处境的人生。但是他活着，他不能忍受过一种自己眼里无价值的生活。这是敬重某种远离生活之物的效果，与这种东西相比，生活的全部快乐都显得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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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努尔·康德，《实践理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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