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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〇六年，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做了一个题为“战争的道德等价物”的演讲。詹姆斯说他渐渐意识到，像他这样的和平主义分子过去沉湎于对战争造成的流血、暴力与浪费的谴责之中，却没有看到这些论证根本没有触及对手的论点。“军事政党既不否认兽行、恐惧，也不否认花费，”他说，“它只是说战争自有价值，将人类本性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话，战争是懦弱的自我的最好保护。”和平主义者们不能理解的是，促使国家进行战争的并不仅是卑鄙的征服与掠夺欲。生活在危急状态中的士兵是一个努力、奋发、勇敢的生命，随时准备着牺牲一切。对这样一个人而言，和平时期看起来可能是懒惰、软弱而堕落的存在，没有高于追求享乐的目标，在那样的时期，对人的要求就只剩下不要侵扰自己的邻居。“锐利和险峻哪里去了？对生活的蔑视哪里去了，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詹姆斯想象着这个士兵这样问：“野蛮的‘是’与‘否’、无条件的责任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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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觉得，在这一军事化的蔑视中有某种深刻而正确的东西。如果战争永远地结束了，必定会有其他同样可敬而困难的东西取而代之。这样的东西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只有在战争期间人们才会为了某种更大的东西而甘冒生命危险呢？詹姆斯建议在和平时期征用苦工——“去挖煤矿与铁矿，开货运车，随十二月的渔船队出海，洗碗，洗衣服，擦窗户，修路，修隧道，去铸造厂，当司炉工人”——这样既绑住了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也以某种方式对不平等（有人过着舒适的生活，有人深受贫穷的困扰）进行了纠正。既然人们会因祖国面临被征服的威胁而奋起抗争，那为什么不能被国家的不公正刺激从而奋起行动呢？他很纳闷。为什么战争年代的奉献精神、友谊和迫切不能嫁接在日常生活的道德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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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我在写作有关行善者的内容，有人对我说，难道他们不是精神上有病吗？过度的责任感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一种疾病——一种自我惩罚的自虐需要，也或许是一种令人感到快乐毫无价值的抑郁。当然，那些遭受这类疾病的人必定过着阴暗、狭隘的生活，被责任所笼罩着，强迫自己总是想到他人的不幸并忍受自己的不幸。当然，他们必定终生都蜷缩在某个阴湿的办公室，在奔向下一个紧急任务之前吞咽一碗重新加热的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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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有些行善者是快乐的，有些则不是。快乐的行善者之所以是快乐的，其原因与其他人没什么两样——爱、工作、目的。不同的是行善者的不快乐——不仅是由于爱或者其他日常东西的匮乏与羞耻感，还是由于知道了世界是充满不幸的，而多数人并没有真的注意到或关心，以及不管怎么努力他们都不能对以上两种情况做些什么。行善者缺少的不是幸福而是无辜。他们缺少那种对幸福的盲目，而这可以让多数人在多数时间对不可忍受之事关闭心扉。行善者迫使自己知道，并一直让自己知道，他们做的每件事都影响了他人，以及有时（虽然不总是）他们的快乐是通过别人的快乐得来的。记住了这一点，他们就将自己奉献给了一种无限的责任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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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任何活着或到三十岁还持有不可救药偏见的行善者，为了活下去都已学着习得一定程度的盲目。亚伦·皮特金在贩卖机旁边不再看挨饿的孩子，苏与赫克托·巴多决定不再收养第二十三个孩子，不管他有多绝望。行善者学会将他们的恐惧编纂成例行公事与他们能据此生活的一套习惯。他们知道为了保持头脑清醒，必须这样做。但这局部的盲目是有选择的、被迫的且相当没有说服力。行善者需要很强的承受力来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不幸，他们感到对此有种做些什么的责任感，然后对自己说，我做的已经够了，现在我要闭上眼睛和耳朵，转过身去了。持久的行善者有很强的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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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里提到的行善者都很持久。对很多人（和鸡）来说，很多事情因此得到了改善。所有这些行善者都在冒险靠近自毁的边缘，但他们在抵达之前又退了回来。他们要么发现了自己的限制并接受了它，要么就是幸运的。多萝西·格拉纳达并没有绝食而死或被敌军射杀，亚伦·皮特金并没有依旧无家可归或独自生活，茱莉亚·怀斯并没有坚持不孕，巴巴·阿美特并没有感染麻风病，他的孩子们也没有被豹子吃掉，普拉卡什·阿美特并没有被迫将自己的孩子切成片来救妻子，也没有被他养的动物咬死，金伯利·布朗-威尔的儿子没有在莫桑比克死于心脏病，她的女儿也没有被绑架，根本一彻没有过劳死，苏和赫克托·巴多保全了他们的家庭。但这些故事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有不同的结局。再往前多迈出一步，他们的奉献看起来就可能是疯狂或者残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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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者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是因为他们愿意将自己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家人同陌生人的需要进行权衡。他们愿意为了另一个而让其中一个冒风险。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相信他们对家人负有责任，但他们并不画线来区分家人和陌生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陌生人看得更重，而是他们记得陌生人也有生命和家人。当这些意愿只是导致有计划的牺牲时，那是一回事；当它导致破坏时，又是另一回事。事情最终会如何发展，部分取决于行善者的选择，但也依靠运气。道德判断似乎不应该依靠运气——你当然不应该因为某些无法控制的事受到责备，但事实上，运气一直都影响着道德判断。一个试图谋杀但未遂的人受到的判决与杀人成功者是不一样的。过行善者生活的某个人试着在不破坏自己身边人生活的前提下减轻陌生人的痛苦，也会因为成功与否而得到不同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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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人人都像行善者那样想问题，世界会是什么样？要是那快乐有用的盲目消失，突然人人都从理智上和实际上意识到这世上的全部苦难，世界会是什么样？要是人人都觉得有义务将自己的工作放在一边，对这世界上的苦难做些什么呢？要是人人都认为，比起减轻他人的痛苦，自主、自我表达、某种美或某种自由都不那么重要或急迫呢？要是人人都不再相信尽可能地保护家人、让家人过得舒适是他的责任，开始觉得他的家庭并不比别人的家庭更重要或更有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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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人都像行善者那样思考，这个世界就不再是我们的世界，取而代之的新世界将是完全不同的，几乎无法想象。人们谈论着要改变世界，但那通常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想要说的是，提供足够多的帮助，就可以少一些可避免的痛苦，人们也能够以一种体面的方式继续生活；他们并不是说要创造一个新世界，其中唯一的生活方式就是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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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行善者的话，世界将和我们现在的世界相似，但会更糟。没有他们展示一个人如果下定决心，能够为陌生人做些什么，尝试的人就会更少。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行善者，的确是这样。但正是这些古怪的、怀有希望的、强硬的、理想主义的、苛求的、让生命受到威胁的、无情的人有些过度的榜样让那些维护生命的品质得以更好地留存，这也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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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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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本书最重要的人是书中的主角们。我极其感谢他们和我长时间地对话，多数情况下这个过程长达数年。我想感谢他们所有人信任我，告诉我他们的故事，我希望他们最终感到他们的信任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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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思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很多了不起的人，他们帮助我理解带着强烈道德责任感的生活会有的愉悦与困难。我感谢他们和我对话，特别是弗里达·贝里根、杰里和莫利·梅希滕贝格-贝里根、伊丽莎白·麦卡利斯特、丹尼尔·贝里根、乔和利亚·普拉罗、拉比·以法莲·西蒙、理查德·塞姆勒、朱迪·布克曼和里沙、布伦达和保罗·米西格、马克·李、吉尔·沃伦、皮拉尔·冈萨雷斯、本·劳文特，还有埃拉·巴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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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感谢一些人，是他们帮我找到了本书的主题：安妮和克里斯多夫·埃林格尔、西尔维亚·哈特·莱特，以及乔纳森·瓦特（他也是我在日本时的翻译）。作为一名护士，钱达·阿塞尔每年都去阿南德万和贺莫卡萨的一个诊所工作并拜访阿美特家的人，当我在这些地区的时候，她是一个热心的同伴。许多人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帮助过我。安娜·哈特福特、希瑟·罗杰斯和茱莉亚·朗格利亚帮助我进行研究。马洛里·福克、梅里尔·汉布尔顿、维罗妮卡·西蒙兹和萨姆·尼克尔斯记录了采访过程。詹尼弗·斯特尔和西莉亚·巴伯尔仔细并专业地检查了本书的各部分。安德里亚·穆诺茨翻译了关于多萝西·格拉纳达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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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人恰巧和我有着相似的兴趣，他们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伯努瓦·莫宁和乌尔西努斯学院的哲学家凯利·索伦森，我在写这本书时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发现他们的工作令人惊喜。一些慷慨又有智慧的朋友阅读后对相关章节提出了建议：大卫·贝兹莫兹基斯、哈里特·克拉克、大卫·格兰、克里斯·詹宁斯和朱迪思·舒利瓦茨。我尤其要感谢玛丽·卡尔，她将整个稿子通读了两遍，这已经超出了她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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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多萝西和刘易斯·B.卡尔曼·森特支持本书的写作长达九个月。对刘易斯·卡尔曼的礼遇我心存感激，我还要感谢珍·斯特劳斯、玛丽·多里尼、萨姆·斯沃普以及保罗·霍尔登格拉伯，是他们让那一年既有益又有趣。我要对苏珊·内曼、埃里克·比尔博姆、拉里·莱斯格、亚瑟·阿普尔鲍姆、查尔斯·R.贝茨、安德里亚斯·摩根森、埃里克·班克斯和斯蒂芬妮·斯泰克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他们在我写作过程中邀请我做关于本书的报告，能在那些听众面前讲述本书是我莫大的荣幸。同时还得感谢苏珊·内曼对本书中的一章提出了启发性的意见。我特别感激罗布·莱克，感谢他对本书不倦的兴趣，阅读手稿并提出建议，多次邀请我去斯坦福中心探讨社会伦理，琼·贝里让我在这几次访问中感觉宾至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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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有些内容曾以不同的形式在《纽约客》上第一次发表。我极其幸运地在那里遇到了和我合作了长达十八年的博学的编辑亨利·芬德，他以惊人的速度敏锐而认真地阅读了我所写的全部文章，也包括新近的这本书，这已超出了他的职责。我要感谢安·戈德斯坦，她以对语言敏锐的理解非常细致地阅读了我的所有文章。朗达·谢尔曼慷慨地邀请我在《纽约客》的庆祝会上谈论本书。此外，我非常感激《纽约客》的主编大卫·雷姆尼克对我的鼓励，感谢他对我这个不太靠谱的想法的首肯，最多只是皱皱眉头，感谢他允许我休假来写作这本要是他也许只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就能完成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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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利版权代理公司的萨拉·查尔方特给予我持之以恒的支持。我非常感谢企鹅出版社的凯伦·迈尔的帮助，以及本杰明·普莱特的耐心与建议。我要感谢英国企鹅出版社的编辑亚历克西斯·基施鲍姆，感谢她给我精神上的支持。另外，我还要向企鹅出版社的编辑安·戈多夫表达无尽的谢意，感谢她对本书有洞察力且敏感的编辑工作，感谢她始终不渝、启发灵感、让人勇敢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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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丈夫菲利普·古列维奇不管从哪种意义上都一直是我最热心的读者，没有他的意见，这本书必将非常糟糕。没有他持久的支持我根本不可能写作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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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本书献给我亲爱的父母罗德里克和埃米莉·麦克法夸尔。但很遗憾我的母亲再也没有机会读到它了，这是最令人难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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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1]犹太教口传律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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