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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次发现自己的身体出了状况时，以为是受了凉。但后来的低烧不退，没有原因的无力和气喘总离我不去时，我独自去了医院。我并不了解亚历山大的过去，尤其是他在爱尔兰的生活。我拿到化验单后，还没看似乎已经有了强烈的预感。果然，血液检查结果是HIV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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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大法学院图书馆里，橙黄色的灯光总能让我内心异常平静。那些年轻的天之骄子们或埋头苦读，或穿梭在借书前台的身影已经成为我生活里的一个组成部分，看不到这个画面我才会感到不安。我开始吃药了。我并没有打算马上告诉亚历山大我的验血结果，但是敏感的他却已经发现了我在吃药，尽管我自以为已经把药瓶藏的很好。那天吃过晚饭，亚历山大提议我们去中央公园散步，我预感到他有话对我说。行至北草坪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同样显示HIV阳性的化验单——那是他的。我们都沉默了，眼睛不约而同地盯着看前方几个呼叫着奔跑的小男孩。“对不起，”他说，“应该是我的错，我也没有想到，直到看见你吃的药。他还在爱尔兰……我太大意了，实在对不起你，鲍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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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开始吃药和治疗，但是看似比我强壮的亚历山大却衰弱得比我还要迅速。两个月后，他不得不回爱尔兰的家里去养病了。临走前，我们去了一趟他从来没有去过，我也始终没有机会回去过的加州。我是故地重游，亚历山大却是第一次看到加州的阳光和海滩，脸上的表情有如拨云见日。我们租车看了17哩海岸的美景，那帕谷，红木森林，还去了蒙特利和洛杉矶。一路上都是我开车，因为亚历山大已经开不了了，不过他始终很高兴也很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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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旧金山触动了我很多回忆，尤其当我带着亚历山大去参观卡斯楚街的时候。多年过去，那里的一切依旧，对于我却已恍如隔世。不知为什么，我并不想回到这个阳光灿烂的地方来。这是一种难以解释的感觉，很没有道理可言。是我在潜意识里躲避父母的家庭和那些早年的回忆，和与马克的分手，我还是想念哥大图书馆的工作环境，离不开在河滨公园散步时那种舒适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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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是从旧金山直接飞回爱尔兰的。走的时候他已相当虚弱，不再是当初我们相遇时那个强壮且脸色红润、神态生动的他了。他表示很高兴在离开美国之前能和我一起来到了旧金山，我们都清楚这次分别很可能就不会再见了，所以最后分手时紧紧相拥了很长时间。亚历山大直到最后一刻才拿出一张他自己画的画送给我，上面是我们一起站在爱丽丝岛上，背后是高大的自由女神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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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一回到纽约，我就感到自己的病情在恶化了。每天早上起床后，我在镜子里看到的那张脸日渐灰白和消瘦，我的手总不自觉地颤抖，气短，皮肤也出现了异常。我对死亡已有心理准备。同性恋，艾滋病，这些早已是我生命里躲不开的事实。每个人的一生好比一个链条，上面每一个环套的连接都是由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因素决定的。没有谁愿意过被人指责、与大多数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但是我们这些人之所以即使要背负着可怕的压力，也要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原因，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那既不是因为这样的生活是个好玩的游戏，也不是因为我们天性 “堕落”——种种内在的原因，因人而异的个体情况和家庭因素的作用，非亲身经历是很难理解的。指责，甚至是迫害有异于自己的同类，一直都是人类的强项；而用爱去理解和宽容他们则始终是人类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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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成为同性恋的原因很多，我在旧金山卡斯楚街住的时候，接触过从事各种职业、来自不同族裔的同志，他们的生活里都有着某种导致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很多是痛苦的原因，是所谓 “正常” 的人们难以了解的。我敢肯定，如果大多数所谓的“正常人”也有过我们的个体经历和痛苦，谁也不能保证他们就不会和我们一样去寻找不同的需求。我那个知性很强、却很少对我们流露感情的律师母亲，让我对所有女人都感到一种排斥和恐慌，不敢也不愿去亲近。我的自卑和内向使我像很多和我有类似性格和经历的男性一样，容易在别人的善意和欣赏里——不论性别，年龄和种族差异——感觉到一种类似于情爱的感情，并被它吸引，继而深陷其中不可自拔。那其实是对爱、对被接受和被肯定的强烈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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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服药，一边坚持每天去上班，但是不久我就感到了来自同事的躲闪和异样的目光。由于美国人之间视健康为隐私，所以自然没有人问过我什么，但那几个每天晚上来打工的亚洲留学生则关心地问我是不是病了，并说我看上去脸色很不好，应该去看看医生或休息好了再来上班。我知道那是他们的文化习惯，但我无法解释，只能谢谢他们的好意。艾滋病即使在纽约也是令人谈虎色变的。一天，我进入男洗手间时碰巧听见两个打工的中国留学生的对话，虽然他们说的是中文，但是在提到我的名字和艾滋病时说的是英文。其中一个最后用英文说了一句，“Hi，we must be careful!”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但是后来的确就再也没有直接询问过我的身体情况了。图书馆里的正式雇员似乎也都对我敬而远之，他们那种看似礼貌实则可怜我的眼神让我很难受。我是晚班的负责人，需要与上晚班的员工和来打工的哥大学生交代工作事项，解决出现的问题，而必须和他们的接触更加大了我的心理负担，因为我很清楚他们都害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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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我发现那两个每天都来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在翻阅抽屉里的书目卡片时，手上带了透明的塑料手套。那一幕着实刺痛了我，当然我装作没看见。图书的目录卡片柜是几乎每个人都要去查阅的地方，我也不例外。那些被频繁翻动的卡片被更新不久，很锋利，经常会划破手指。我理解他们的担心，因为艾滋病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染的。我开始尽量少去卡片柜了，或只在那里没人的时候才去，并尽快地完成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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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已经非常虚弱，估计下个星期就不能去上班了。在死亡面前，在谜一样的茫茫宇宙面前，我的生命好比空气中飘过的一粒灰尘，实在微不足道；那些自卑、绝望和痛苦也就都会显得不值一提了，不是吗？艾滋病，人类自身的无知和无助导致的悲剧，我因它而死，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哀。事实上，亚历山大已经先我三个月就走了。他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有我们在加州照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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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看似强大，其实很软弱，也很无助。他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却急于征服那个远不如他内心世界来得更重要的外部世界。同性恋不是怪物，我们的性取向只是我们关系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爱的需求，那不是罪过，而是和任何人对爱的需求一样地合理，如同植物与阳光的关系。阳光普照万物时，并不会区分它们的不同。是人类的偏见把自己用不同的标签分开了。人类不需要标签，因为爱和宽容不懂得标签的含义，正如同太阳永远不懂得小草和玫瑰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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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我没有见过你，但不知为什么感到可以这样称呼你。谢谢你读完并保存我的遗言，谢谢你。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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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位于110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附近的一个老式公寓楼，找到了A-12房间。我是从鲍勃的工作单位问到他的详细地址的。我看见了他。那是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景象：凌乱昏暗的屋内，我好容易才看见躺在一张铁床上的鲍勃。他骨瘦如柴，眼窝深陷，鼻梁突兀地高耸着，脸上只有一层皮包裹着凹凸的骨。我进去时，他平静地躺着，只能用眼睛和我交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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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我是谁之后微微眨了一下眼，大而平静的眼睛里闪出一丝笑意。我问他需要什么帮助，比如喝水，吃东西，上厕所。他把眼睛闭了一下表示婉拒，然后又用眼睛示意我坐在一张木质靠背椅上。我把椅子搬到他的床边。从他躺着的位置，我可以看到位于110街的圣约翰大教堂在建的顶部，和教堂建筑上的一部分精美雕刻。我想，不知鲍勃每天看到这个视线内唯一的宗教标志时会有怎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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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从1892年建成后就一直在续建，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离鲍勃的公寓是那样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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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能了解他吗？能了解每一个人独有的痛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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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鲍勃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就有人来敲门。来人是两个圣鲁克斯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是来给鲍勃注射止疼针的。鲍勃选择不在医院里临终。我离开之前，用双手握住鲍勃那只剩下骨的手，尽量把我手上的温度传进他渐渐失去生命而变得冰冷的手。我只能用延长一点握住他那只手的时间来表达我最后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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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空气湿凉湿凉的，似乎就要下雪。我走进一号地铁的入口，消失在拥挤但有序的人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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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期后，鲍勃的葬礼在哥大的小教堂举行。我从一个哥大的朋友那里得知消息后，赶去参加了他的葬礼。他没有一个家人，或是没有一个家人来参加他的葬礼，只有几个校方有关人员和他生前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和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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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就真来不及了：纽约客的临终遗言 垃圾搬运工留下的忏悔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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