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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几篇稚嫩的小说发表，将刊物寄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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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信大大鼓励了我一番，而且称我“晓声文弟”，希望我也对他的作品提出艺术意见，使我愧怍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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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用毛笔写的，至今我仍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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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我出差在外地，偶从报纸上看到吴老去世的消息，悲痛万分。将自己关在招待所房间里，失声恸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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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星》和《布衣集》，我都非常喜爱。我们中学时期语文课本中一篇《延安的纺车》，便收在《北极星》中。但相比之下，我更喜爱《布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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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布衣集》放在我书架的最上一档，与许多我喜爱的书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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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吴老，您生前，我未当面对您说过这句话，如今您已身在九泉之下，我要对您说——您是我在北京最尊敬的人。不仅仅因为当年您使我的姓名免于羞耻地出现在全国第四次“高教”会的简报上，不仅仅因为您后来对我的引导和教诲，还因为您的《布衣集》。虽然它是那么薄的一本小集子，远不能与那些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或什么全集、选集之类相比，虽然它没有获得过什么文学奖。您真挚地召唤却在思想上、情操上实践着“布衣精神”。这种精神目前似乎被某些人认为已经过时了，似乎已经不那么光荣了，似乎已经是知识分子的“迂腐”之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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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给我的信中却这样写道：“我所谓的‘布衣精神’，便是不为权、不为钱、不为利、不为名、不为贪图个人一切好处而思想、而行为、而努力工作的精神。知识分子有了这种情况，才会有知识方面的贡献。共产党人有了这种精神，才会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方面的贡献。因而‘布衣精神’不但应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尤其应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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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您是知识分子，您亦是老共产党员。从这两方面，我都敬您。您是将“布衣精神”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品格原则的，也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品格原则的。您对这种精神，怀着一种儿童般的执著锲而不舍。但愿我到了您那样的年纪，能有资格毫不惭愧地对自己说：“我不为权、不为钱、不为利、不为名，清清白白地写作，清清白白地做了一辈子人，没损害过侵占过或变相侵占过老百姓一丁点儿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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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穿布衣的知识分子少了，穿布衣的共产党人少了，穿布衣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少了。因为有了的确良、的卡、混纺、其他什么什么的。共产党如果成了布衣党，在今天未免滑稽可笑。但共产党如果成了失掉“布衣精神”的党，那则不滑稽也不可笑了，而令人心中产生别的一番滋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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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正是在身后留下“布衣精神”的一息微叹，召唤着一种党风，召唤着一种党的干部之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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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真真有愧于您生前那儿童般执著的信念和寓言般朴素的思想啊！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因民族心理的积淀和种种历史渊源所致，一向是崇尚权力的。而封建王权便是以这种崇尚为其社会基础的。这是我们民族愚昧的一面。人类不应受王权的统治，而只应受知识的统治。这叫人类文明，或曰“精神文明”。有一个时期我们的社会似乎有一股崇尚知识的良好风气开始发端，但很快又被对金钱的崇拜所涤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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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的一切财富，巨细无遗，都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任何侵吞、挥霍、浪费人民财产的行为，都不应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的行为，都是丑行，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民希望是这样。如今人民对党也只有希望而已。希望“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不变；希望党风彻底好转；希望党内有几位“包龙图”，铲除邪恶，辅佐“朝纲”；希望改革之举成绩更大，弯路更少。而最大的希望则是——党内损公肥己、以权谋私者们不再继续下去。人民是既痛恨他们，又拿他们没办法。因为人民已将权力交给了他们，就像李尔王将王杖交给了对自己始而恭顺继而飞扬跋扈的女儿、女婿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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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有句话——“再一再二不可再三”。这也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仁义最厚道的老百姓。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更仁义更厚道呢？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更善于忍耐。更善于在忍耐之中仍怀抱着不泯的希望呢？以权谋私者，一心只想自己先富起来、全不将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者，是应该感到羞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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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存启示录 法理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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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法制观念正在提高着，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提高的标志之一，就是“官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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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一位法制报的记者问我——“在法理与情理之间，你更看重法理还是情理？”我说：“涉法言法，涉情言情。”他说：“法理、情理纠缠不清呢？”我想了想，向他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报载三名小学生，凑了十元钱——甲五元、乙三元、丙二元，合买了五张彩券。当他们分撕五张彩券时，仅出二元钱的那孩子手中的三张彩券，有一张中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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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呼：“哈，我中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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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跑回家去。于是家长也跟着兴奋。奖品是一套组合音响、一台冰箱、一台洗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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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五元钱的孩子和出了三元钱的孩子，心中非常失落，回家与各自父母细说一遍，父母听后，都觉得与情理不通，于是相约了去到那个仅出二元钱的孩子家，对其家长提出分配的要求。那家长不情愿。于是闹到法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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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决——谁中了彩，东西归谁。不支持另外两位家长的分配要求。他们不服，上诉。二审判决——既然当时是凑钱合买，足以认定共同中彩。以法律的名义，支持分配要求，并强制执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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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孩子的关系，原本是很友好的；三家的关系也曾很亲密。经两次上法庭，孩子们反目了，大人们相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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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俗例，不可效也。法理固然权威，固然公正，但总该也给情理留存点儿现实空间吧？不就是独自获得一样东西与三人各得一样东西的区别么？不就是三千多元的事么？三千多元，真的比三个孩子之间的友好与三个家庭的亲密关系重要得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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