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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我的初恋于我实在是种“幸运”，也实在是偶然降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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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是位尽职尽责的小学教师，23岁，已当过班长、排长，获得过“五好”战士证书，参加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但没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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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探家回到连队，正是9月，大宿舍修火炕，我那二尺宽的炕面被扒了，还没抹泥。我正愁无处睡，卫生所的戴医生来找我——她是黑河医校毕业的，27岁，在我眼中是老大姐。我的成人意识确立得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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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她回黑河结婚。她说她走之后，卫生所只剩卫生员小董一人，守着四间屋子，她有点不放心。卫生所后面就是麦场，麦场后面就是山了。她说小董自己觉得挺害怕的，最后她问我愿不愿在卫生所暂住一段日子，住到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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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犹豫，顾虑重重。她说：“第一，你是男的，比女的更能给小董壮胆。第二，你是教师，我信任。第三，这件事已跟连里请求过，连里同意。”我便打消了重重顾虑，表示愿意。那时我还没跟小董说过话，卫生所一个房间是药房（兼做戴医生和小董的卧室），一个房间是门诊室，一个房间是临时看护室（只有两个床位），第四个房间是注射室、消毒室、蒸馏室。四个房间都不大，我住临时看护室，每晚与小董之间隔着门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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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第一天和小董之间说过几句话，在头一个星期内，我们几乎就没交谈过，甚至没打过几次照面。因为她起得比我早，我去上课时，她已坐在药房兼她的卧室里看医药书籍了。她很爱她的工作，很有上进心，巴望着轮到她参加团卫生员集训班，毕业后由卫生员转为医生。下午，我大部分时间仍回大宿舍备课——除了病号，知青都出工去了，大宿舍里很安静。往往是晚上10点以后回卫生所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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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老师，回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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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董照例在她的房间里大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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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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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照例在我的房间里如此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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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出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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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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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插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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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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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门一插上，卫生所自成一统。她不到我的房间里来，我也不到她的房间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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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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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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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表停了，现在几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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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5分11点，你还没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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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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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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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毛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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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只有那一次，我们隔着一个房间，在晚上差5分11点的时候，大声交谈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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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谁也不会主动接近谁。我的存在，不过是为她壮胆，好比一条警觉的野狗——仅仅是为她壮胆。仿佛有谁暗中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使我们不得接近，亦不敢贸然接近。但正是这种主要由我们双方拘谨心理营造成的并不自然的情况，反倒使我们彼此暗暗产生了最初的好感。因为那种拘谨心理，最是特定年代中一代人的特定心理——一种荒谬的道德原则规范了的行为。如果我对她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她则大有可能猜疑我“居心不良”。如果她对我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我则大有可能视她为一个轻浮的姑娘。其实我们都想接近，想交谈，想彼此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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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董是牡丹江市知青，在她眼里，我也属于大城市知青；在我眼里，她并不美丽，也谈不上漂亮，我并不被她的外貌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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