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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记忆现在一齐涌上老迈的詹姆斯·雷恩的心头，他盯着米勒上尉的墓碑，低声对上尉说着话，他告诉上尉自己和家人在一起，他坦言自己一直都不确定自己有一天到这里来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他想让米勒上尉知道，在他生命中的每一天，他时刻都在想着他俩在桥上的对话，想着米勒上尉临终前的话。他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过一个美满的人生，并且希望自己的确是做到了。至少希望在上尉的眼里，自己已经“好好活过了”，他希望自己所经过的一生能配得上米勒上尉和其他人为之而付出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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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一面这样低语着，一面情不自禁地自忖，不管自己的人生多么完美，又怎么能配得上自己的战友们那样的牺牲呢？老人站起身来，仍不能释怀，因为他仍然没能得到那个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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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的妻子再一次走到了他的身边。他看着妻子，用恳求的语气说，“告诉我，我已经过了一个美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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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被丈夫的要求弄得不知所措，妻子反问到：“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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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必须要知道这个答案。他再一次一字一句地说出了他的要求：“请告诉我，我是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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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要求让妻子觉得有些不自在，但丈夫那样认真的态度让她觉得自己最好还是不要表现出那些感受。于是，她用极为庄重的语气对老人说：“是的，你是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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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妻子回身看了一眼等在一边的家人，他们已经有些急不可耐地想要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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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老兵风范犹存的詹姆斯·雷恩在牺牲的战友面前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举手以军礼向战友们挥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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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这一幕时，我不禁要问，尽管雷恩的妻子说出了那个充满爱意的答案，这个二战的老兵真的就再也不会追问那个问题的答案了吗？看过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执导的大片《拯救大兵雷恩》中的这一幕后，我们中间又有谁不会问自己这个同样的问题：那我呢？我是否已经拥有了一个美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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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是否真的有一种方法能够让我们得到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定义人生的优劣？我们如何才能交上一份满意的人生答卷？我们的生命真的配得别人的牺牲吗？“我们是否已经拥有一个美满的人生？”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时时在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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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中间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和雷恩一样的经历，但这个有关美满人生的问题，以及其他相似的问题，从远古以来就一直萦绕在每个人的内心。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催促着我们去寻求那些问题的答案：人活着是否有某种特别的目的？我们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存在吗？是否真的有一种人们称之为命运或是天意的力量在主宰着我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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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这些问题不会像这样一股脑儿地涌进我们的脑海，而是当我们遭遇到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刻时，这些最为严肃的问题也如约而至。当我们遭遇令人痛心的悲剧或严重的疾病，当我们面对暴力和不公正，当我们眼见自己的希望化为了泡影，我们通常就会禁不住大喊：“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样混乱不堪？我究竟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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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留在人类心中的这些永恒性问题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奥秘。我想没有人看过《拯救大兵雷恩》，或是读过陀斯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加缪（Camus）的《鼠疫》后不会在内心深处追问同样的问题。同样，那些曾经仰望穹苍，为银河系的壮美而惊叹的人们，还有那些曾经在垂死的爱人床边无奈地哭泣的人们，他们也一定在心中发出过同样迫切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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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自我意识将我们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我们知道自己现在还活着，我们也知道自己将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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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自我意识将我们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我们知道自己现在还活着，我们也知道自己将会死去。我们会不自觉地追问自己，为什么生命会是这样的？究竟什么是生命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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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可以不怎么经过思考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大兵雷恩会觉得自己必须活出一个有价值的人生，你不觉得我们有这样的共同点有些不同寻常吗？很显然，雷恩认为如果他能活出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就能够不辜负战友们的牺牲。我们也都觉得他这样想非常合理。但让我们就停在这里多做一些思考，为什么他会觉得欠着战友的债？为什么他会觉得战友的牺牲需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偿还？难道真有一位手持利剑和天平的公平女神存在？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这笔债又为什么非要用美善的生活来偿还？为什么不可以用报复来偿债？为什么雷恩不能去尽可能地多杀死一些前纳粹军官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不知怎么的，我们心里就是知道，原因是那样作了并不足以偿债。牺牲只能用牺牲去偿还（如果真的能“偿还”的话），而不是用杀戮。似乎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这点。但是，我们为什么会都知道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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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人性中可以找到这个问题广义的答案。因为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会追问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同时，我们天性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公平意识，知道自己有满足公平律的责任。虽然在不同的文化中道德观念也会各异，但即使你让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巴比亚新几内亚的村落里的人们看一遍《拯救大兵雷恩》，他们也一样会立刻明白雷恩的问题，以及那纠缠在他心中的感恩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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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会追问生命的意义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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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兵雷恩面对自己的人生提出这个问题，这其间的“孰是孰非”无可避免地将我们带入了一种道德性的考量。“孰是孰非”意味着眼前的问题会有多种不同的答案，而其中一些答案会优于其他。一些扎根于真理，而另一些则属于谬误。然而，这“孰是孰非”的提问究竟是从何而来？似乎我们有着如此提问的相同的禀赋，而这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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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它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道德性力量的世界。即使源于不同的成长背景，经济水平高低不均，出生地域各异，人类都表现出无法遏制的宗教倾向。我们似乎都下意识地承认，我们每日的存活，是仰赖来自某人或某物的恩惠的施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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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的问题还假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问题的答案并将我们的选择付诸实施。人们在思考时总是会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尽管这样的自由常或多或少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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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M·肯尼迪（Anthony M. Kennedy）在谈到家庭计划组织（Planned Parenthood）诉凯西（Casey）一案时这样说：“自由的核心意义在于每个人都拥有为存在、意义、宇宙以及人类生命的奥秘这些重大问题选择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界定的权利”。肯尼迪法官认为人格特征正是由个人对于这些问题的信念决定。由于我们必须自己选择这些重大问题的答案，因此我们生命的本质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本身的那个样子。尽管我无法赞同肯尼迪法官所做出的法学结论，但我必须承认的是，他在他的表述中的确抓住了人何以为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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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还能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开始询问类似问题时的情景。那是1941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清晨，我们全家围拢在收音机旁，怀着焦急的心情听着广播里播出的日本人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当时年少的我确信有朝一日我们也会和日本兵或者纳粹党卫军在波士顿宁静的郊区激战。我记得自己当时这样问父亲：“为什么人一定要打仗，流血，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死呢？”父亲给了我一个错误的答案（我现在知道那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答案），他告诉我说这不过就是自然规律中的一种罢了，就像是饥荒、瘟疫，目的都是防止出现人口过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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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我在学校里积极组织募捐，甚至为了筹款将自己心爱的航模也拿出去拍卖。在潜意识里我感觉到，自己这样做是想让自己也能在那场自由保卫战中有份，尽管当时的我才只有12岁，我也一样想活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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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一连好几天夜里自己一个人站在自家的后院里，四周一片漆黑，为了防备敌人的空袭，邻居家的窗户上都挂上了不透光的窗帘。我在那里盯着头上熠然的星星观看，思索着哪儿是宇宙的起源，哪儿又是它的终点，而我，一个正在学校里念书的学生，又在这儿干什么？我渴想自己能理解无限大究竟是什么意思，想知道那些星星外面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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