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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中间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和雷恩一样的经历，但这个有关美满人生的问题，以及其他相似的问题，从远古以来就一直萦绕在每个人的内心。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催促着我们去寻求那些问题的答案：人活着是否有某种特别的目的？我们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存在吗？是否真的有一种人们称之为命运或是天意的力量在主宰着我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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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这些问题不会像这样一股脑儿地涌进我们的脑海，而是当我们遭遇到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刻时，这些最为严肃的问题也如约而至。当我们遭遇令人痛心的悲剧或严重的疾病，当我们面对暴力和不公正，当我们眼见自己的希望化为了泡影，我们通常就会禁不住大喊：“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样混乱不堪？我究竟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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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留在人类心中的这些永恒性问题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奥秘。我想没有人看过《拯救大兵雷恩》，或是读过陀斯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加缪（Camus）的《鼠疫》后不会在内心深处追问同样的问题。同样，那些曾经仰望穹苍，为银河系的壮美而惊叹的人们，还有那些曾经在垂死的爱人床边无奈地哭泣的人们，他们也一定在心中发出过同样迫切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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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自我意识将我们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我们知道自己现在还活着，我们也知道自己将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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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自我意识将我们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我们知道自己现在还活着，我们也知道自己将会死去。我们会不自觉地追问自己，为什么生命会是这样的？究竟什么是生命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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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可以不怎么经过思考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大兵雷恩会觉得自己必须活出一个有价值的人生，你不觉得我们有这样的共同点有些不同寻常吗？很显然，雷恩认为如果他能活出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就能够不辜负战友们的牺牲。我们也都觉得他这样想非常合理。但让我们就停在这里多做一些思考，为什么他会觉得欠着战友的债？为什么他会觉得战友的牺牲需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偿还？难道真有一位手持利剑和天平的公平女神存在？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这笔债又为什么非要用美善的生活来偿还？为什么不可以用报复来偿债？为什么雷恩不能去尽可能地多杀死一些前纳粹军官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不知怎么的，我们心里就是知道，原因是那样作了并不足以偿债。牺牲只能用牺牲去偿还（如果真的能“偿还”的话），而不是用杀戮。似乎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这点。但是，我们为什么会都知道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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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人性中可以找到这个问题广义的答案。因为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会追问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同时，我们天性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公平意识，知道自己有满足公平律的责任。虽然在不同的文化中道德观念也会各异，但即使你让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巴比亚新几内亚的村落里的人们看一遍《拯救大兵雷恩》，他们也一样会立刻明白雷恩的问题，以及那纠缠在他心中的感恩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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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会追问生命的意义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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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兵雷恩面对自己的人生提出这个问题，这其间的“孰是孰非”无可避免地将我们带入了一种道德性的考量。“孰是孰非”意味着眼前的问题会有多种不同的答案，而其中一些答案会优于其他。一些扎根于真理，而另一些则属于谬误。然而，这“孰是孰非”的提问究竟是从何而来？似乎我们有着如此提问的相同的禀赋，而这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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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它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道德性力量的世界。即使源于不同的成长背景，经济水平高低不均，出生地域各异，人类都表现出无法遏制的宗教倾向。我们似乎都下意识地承认，我们每日的存活，是仰赖来自某人或某物的恩惠的施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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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的问题还假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问题的答案并将我们的选择付诸实施。人们在思考时总是会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尽管这样的自由常或多或少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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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M·肯尼迪（Anthony M. Kennedy）在谈到家庭计划组织（Planned Parenthood）诉凯西（Casey）一案时这样说：“自由的核心意义在于每个人都拥有为存在、意义、宇宙以及人类生命的奥秘这些重大问题选择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界定的权利”。肯尼迪法官认为人格特征正是由个人对于这些问题的信念决定。由于我们必须自己选择这些重大问题的答案，因此我们生命的本质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本身的那个样子。尽管我无法赞同肯尼迪法官所做出的法学结论，但我必须承认的是，他在他的表述中的确抓住了人何以为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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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还能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开始询问类似问题时的情景。那是1941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清晨，我们全家围拢在收音机旁，怀着焦急的心情听着广播里播出的日本人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当时年少的我确信有朝一日我们也会和日本兵或者纳粹党卫军在波士顿宁静的郊区激战。我记得自己当时这样问父亲：“为什么人一定要打仗，流血，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死呢？”父亲给了我一个错误的答案（我现在知道那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答案），他告诉我说这不过就是自然规律中的一种罢了，就像是饥荒、瘟疫，目的都是防止出现人口过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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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我在学校里积极组织募捐，甚至为了筹款将自己心爱的航模也拿出去拍卖。在潜意识里我感觉到，自己这样做是想让自己也能在那场自由保卫战中有份，尽管当时的我才只有12岁，我也一样想活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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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一连好几天夜里自己一个人站在自家的后院里，四周一片漆黑，为了防备敌人的空袭，邻居家的窗户上都挂上了不透光的窗帘。我在那里盯着头上熠然的星星观看，思索着哪儿是宇宙的起源，哪儿又是它的终点，而我，一个正在学校里念书的学生，又在这儿干什么？我渴想自己能理解无限大究竟是什么意思，想知道那些星星外面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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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始持续不断地追问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在那些充满压力的日子，这些问题更是经常会在脑海里出现。我曾经做过政府官员、丈夫、父亲，一个被定罪的要犯，然后是基督徒领袖。在每个人生阶段，我都问过同样的问题。很多次，在自己良心深处的隐秘处，我也问过大兵雷恩的问题：我是一个好人吗？我已经拥有一个美满的人生了吗？有些时候我没有确定的答案，还有些时候我确信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但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上哪儿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应该去问谁？谁能告诉我们有关人生价值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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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追问的过程经常会变得异常艰难，有时甚至使人痛苦不堪，但它同时又是一件使人生变得充实并且令人振奋的事情。法国“人格主义”哲学运动的创始人艾玛努埃尔·墨尼埃（Emmanuel Mounier）认为，人类的生命特质在于一种“神圣的不安分情绪”。我们缺乏平安的内心促使我们寻求人生的意义——可谓之“尚未平复的灵魂”被赋予的天职。洛伦佐·阿尔瓦塞特（Lorenzo Albacete）在评论墨尼埃的思想时这样写道：“事实上，无论我们是3岁的幼童，还是93岁的老叟，唯有在真理面前，在那‘更为崇高的事实’面前不止息的追问才使得我们成为真正的人类。这样的追问将使我们对每天睁眼见到的景象啧啧称奇，使我们的内心对周遭的世界保持童真般的苏醒，那感觉就好像我们是第一次见到它们似的。”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用优雅的文笔对这个话题进行了精妙的总结：“一个正在寻求真理的人，即为人类的真正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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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什么是有关生命和命运的真理？如果有一天我们也像大兵雷恩那样站在米勒上尉的墓碑前，或是站在我们想像中的任何形式的审判台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应该都和雷恩一样，希望自己能够信心满满地说：我已经拥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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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何谓美好的人生？在那样一种人生中，所有那些人生终极问题的答案将以何种方式进行诠释？要怎样才能经历到那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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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拥有了那样的人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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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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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的故事 2 破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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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6月13日星期天，《纽约时报》上出现了一则并不显眼的新闻标题，然而它的内容却足以成为一篇爆炸性的头条新闻：“越战档案：五角大楼调查30年以来美国不断升级的越战政策”。在这篇由尼尔·希恩（Neil Sheehan）撰写的文章以及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撰写的分析评论中，披露了一项由前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拉马拉（Robert S. McNamara）于1967年命令国防部展开的有关美国越战政策的机密调查，该调查涉及的范围可一直追溯至杜鲁门政府时期。在该份由多位作者撰写的长达3000多页的调查报告后面还附上了4000余页的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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