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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真正用心思考，我们会发现在某些情形下，我们的人性尊严和自尊不仅仅比享乐和地位更为重要，甚至比生命本身更有价值。由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第十个人》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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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讲述的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的一个纳粹监狱。法国抵抗组织杀死了当地小镇上的三个人：一个副官，一个中士，还有一个年轻女孩儿。一位年轻的德国军官来到监狱中宣布让监狱里的犯人们自己选出三名囚犯，他们将被执行枪决，为那三个死去的人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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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激烈的讨论，犯人们同意进行抽签。他们将一张旧信纸撕成小片，在三张小纸片上画上了十字架，抽到有十字架纸片的人就将接受被枪毙的命运。然后所有的纸片被放进了一只旧鞋子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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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们按着姓氏的字母顺序开始抽签，从Z到A轮流上前在鞋子里抽出那决定命运的小纸片。当前面两张有十字架的纸片被抽出后，紧张的气氛开始加剧。人们开始计算自己抽到第三个十字架的几率。最后鞋子被递到富有的律师让·路易斯·加维尔先生面前，里面只剩下三张小纸片。他拿起一张纸片，没看就又放了回去，然后他又拿了另外一张，打开后发现上面赫然有一个代表死亡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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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惶失措的加维尔先生立刻表示如果有人愿意代替他，他愿意出价10万法郎。看到没人搭理自己，他又一再提高出价，最后说愿意用自己拥有的一切——钱、土地以及那幢位于St. Jean de Brinac的豪宅来交换一张没有十字架的小纸片。面对他的懦弱行径，其他犯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敦促他最好体面地接受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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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价终究是出了，而竟然有一个叫迈克尔·芒热欧的年轻人表示愿意接受。当他听到那幢位于St. Jean de Brinac的豪宅的设计不够现代时显得略略有些失望，但他还是很高兴能够为母亲和妹妹留下一笔遗产，这使他觉得自己死有所值。于是，在剩下来的时间里，芒热欧就和加维尔一起张罗着如何在行刑之后把财产转移到自己家人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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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芒热欧和其他两个囚犯被带到外面的院子里。行刑队枪响的那一刻，加维尔先生一个人坐在囚室里，思考着自己的生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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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以后，加维尔渐渐变成了一个心智狂乱的人。面对致芒热欧于死地的懦弱行径所带来的罪疚感，他再也无法忍受，于是决定自杀。但在自杀以前，他决定前去拜访住在St. Jean de Brinac那间大宅里的芒热欧的家人。他打扮成一个讨口的乞丐，告诉芒热欧的家人自己的名字是让·路易斯·夏洛特，并说自己曾在德国集中营里见过迈克尔和那个卑鄙无耻的加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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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没想到的是，芒热欧的妹妹对他心生怜悯，并请他留下来做佣人。然而芒热欧的妹妹那善良的同情心却像一把双刃剑似的令加维尔更加痛苦，因为他发现自己不仅夺走了她哥哥的生命，还剥夺了她生命中的喜乐。虽然她现在生活富裕，然而她却深陷于对那个加维尔先生的仇恨中不能自拔。而且她也无法理解自己的哥哥怎么会愚蠢到那样的地步，会以为财产比他本人更能使家人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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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维尔感到自己这样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下去，于是当另一个冒名顶替者想要欺骗芒热欧的妹妹的时候，他终于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而他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最后那场混乱的场景中，为了不让那个冒名顶替者再次伤害这个家庭，加维尔选择让对方开枪打死了自己。他曾用同样的手段伤害了芒热欧，因此他认为自己绝不能够再让芒热欧的妹妹遭遇同样的命运。为此加维尔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同时也使自己的灵魂得到了拯救。在那一刻他终于明白他早就应该明白的道理：生命无价，任何为生命开出的价码都是对生命价值的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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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开始处我们曾提及，这本名为《人生观的故事》的书的目的是要为那些萦绕在我们所有人心中的问题寻求答案。这些问题包括：我们怎样才能使生命变得有意义？是什么使生命具有意义？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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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确立我们内在人性尊严和价值的事显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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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我们知道，仅仅满足我们肉体的本能，或是沉溺于兽性的欲望绝非正确的答案。相反，那些确立我们内在人性尊严和价值的事显得更加重要。事实上，正像加维尔发现的那样，它们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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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性尊严究竟应怎样体现？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使它得到满足和成全？那样的一份尊严又会引导我们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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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的故事 7 有意义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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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前面内容中我曾经坦言，当我在监狱中的时候，最令我害怕的事是担心自己将来的生活不可能再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我一直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之所以会选择进入政界不是因为权力的诱惑，而是觉得那是一次实现自己理想主义式的梦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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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还是学生的我卖掉了自己收集的飞机模型，并组织了一次募捐，筹得的钱足够为军队买一辆吉普车。在获得投票权以前，我就以志愿者的身份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在大学里我选择学习的是政治哲学，并大量阅读勃克（Burke）和洛克（Locke）的作品。我加入海军陆战队，也是因为想要为自己的国家作些有价值的事情。我在白宫供职，不是仅仅为了自我满足，而是觉得那是一次宝贵机会，可以努力让人们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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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今才意识到，我在监狱时之所以会出现那样的焦虑，是因为把权力、名誉和生命意义混为一谈。充满意义的人生其实并不依赖于优越的地位带来的特权，跟别人的称赞和尊敬更无直接联系。拥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在于乐意承担我们的工作和责任，并且不计较那样的工作和责任是否令我们喜欢。工作本身就使我们和道德秩序相连（以及与创造工作的上帝相连，这一点我们稍后将进行讨论）。工作台、厨房台面、电脑工作站等等，每一处工作的地方其实都是一座祭坛。把工作做得出色有着一项特别的内在意义，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内心就会变得空虚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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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每天都要面对那样的挑战。当时，除了分配给我的那些杂事以外，我整天几乎无所事事。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朋霍费尔是一位勇敢反对希特勒的德国神学家和牧师，在度过几年的牢狱生活后被纳粹杀害。由于担心散漫无规律的监狱生活会影响自己的习惯、纪律乃至自己的思想，在柏林提格监狱的三年时间里，朋霍费尔强迫自己遵守一套严格的生活纪律。他每天早上都会五点起床，祷告并阅读《圣经》。为此他特意在起床后洗一个冷水澡让自己清醒。然后就为自己的一天安排好各样需要完成的任务：阅读，写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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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狱那天，负责我案件的那位狱警对我说：“让自己安顿下来，接受眼前的现实。现在这里就是你住的地方，不要去想你的家。”然而朋霍费尔的书却让我下决心做完全相反的事。我面对的是三年的监狱生活，我最大的担心就是自己会像那位狱警说的那样“适应”监狱的生活。于是我决定学习朋霍费尔，在监狱里比以前更加拼命地工作。我把整天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学习，在监狱的洗衣房工作，锻炼，以及帮助其他狱友。我几乎不让自己有任何娱乐的时间，无论如何我都不想让自己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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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的洗衣房里，我的职责是操作洗衣机。在我旁边负责操作干衣机的是美国医学会前董事会主席。我们的工作包括把衣服放进机器，等洗好后取出来，然后再放进衣物箱，每天监狱的犯人们都会从那些箱子里取走自己的衣服。这项工作最令人难受的地方是它的工作量不够。在每天的8小时中间，我们只有一个小时会显得忙碌一些，其余的时间只能在那儿看着机器转动。于是我就利用那样的空闲时间阅读并思考出狱后的计划。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我所作的阅读恰恰又使我懂得自己在那间洗衣房里的经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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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形式的工作都有它的意义，也都能带给人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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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眼见过监狱里的那些空虚日子对许多犯人的生命所造成的影响。他们的生命激情就在那样的空虚中渐渐流逝。他们的床铺变得肮脏凌乱，他们甚至忽略了类似把牙刷和剃须刀放在一个干净的容器里这样的基本卫生习惯。在工作的时候，他们总是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闲聊，话题通常都是对“告密者”和法制系统的不满和责难。那些没有分配到工作的人们则通常会整天呆在床上，半梦半醒地沉浸在自己那些虚幻的念头里面。确切地说，他们其实是在睡梦中消耗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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