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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也许是观察以个人主义为最高目标的理念的最佳场所。政客们永远不会知道下一次选举中的对手会是谁，因此他们不会对任何人报以信任。他们发现保守秘密显得越来越重要，这样的意识往往导致他们进入一种严重的自我封闭状态之中。政客的下属们也在忙于为自己谋求更高的职位，争夺更高的薪水，更宽敞的办公室，以及由私人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在这项“谁是头儿”的游戏中，没人会放松自己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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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刚进入白宫的时候，我的推荐人布莱丝·哈洛对我说了以下这番话：“恰克，现在你走进的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权力的办公室。但你要知道，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主角，所以你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真的不能信任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你都要记得你是在这里孤军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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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克松入主期间的白宫，游戏的主题是向总统靠拢（游戏的主题曲就是很多间音乐房子尽力与总统办公室的声音保持和谐所发出的合奏）。哈洛给我的建议是每个人的格言：所有人都互不信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尼克松总统的人格特征。当然，也反映了政治本身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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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身处尼克松政府那种普遍性的不信任环境当中，我还是由衷地钦佩许多在那里工作的同事。其中之一就是尼克松在国内政策方面的得力助手约翰·亚列舒曼。在一个竞争白热化的环境，竞争者们都需要了解彼此的实力。而约翰的能力强大到一个地步，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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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一想到约翰·亚列舒曼，我总是能回忆起他坐在那间位于椭圆型办公室正上方的宽大办公室里的情形。从约翰办公桌后面的窗户望出去就是白宫的南草坪和华盛顿纪念碑。当我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我能感到自己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敬畏心情。约翰身上有一种强有力的个人魅力，他看上去卓尔不群，思维深邃。从他那幅半片式阅读镜后透出的目光显得深沉而敏锐。他的语气中总是带着权威。他总是那样果敢、决断，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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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亚列舒曼在总统助理的职位上显得潇洒自如，就好像他生来就是为了坐在那个位置上似的。他的妻子名叫吉恩，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聪慧女士。他们有三个孩子：彼得、乔迪和简。约翰和吉恩喜爱社交活动，总是频频出席各类演出的开幕式、影院活动以及各种庆祝活动，每次当约翰夫妇被介绍给众人的时候，总是能激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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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鲍勃·哈德曼和亨利·基辛格一起组成了当时白宫内部权力最大的三人领导小组，成为尼克松总统的看门人。在他们中间，亚列舒曼显得略微有些书呆子气，而他的意见在尼克松的幕僚中也总是显得独树一帜。当其他人急于做出判断时，约翰总是能够耐心地从多方听取意见。在危急时刻，他总是能够保持镇定和清晰审慎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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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发现约翰比政府中的其他同事更好相处，他友善、亲切，而共同的律师背景也使我们很谈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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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来发生的事却证明约翰竟然对“水管工”们工作的危害性视而不见。尼克松总统让亚列舒曼和基辛格一起负责“水管工”的工作，目的是阻止政府文件外泄。他们二人随即将这工作交给两位副手去负责，他们是依吉尔·克劳格和大卫·杨。“水门事件”所造成不公的伤害之一就是把亚列舒曼列为“水管工”事件的唯一罪魁祸首。然而事实上其他人也同样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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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约翰的确是做了一系列不可理喻的拙劣决定。在整件丑闻案中被发现的唯一一份授权“水管工”进行违法行动（非法闯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诊所）的书面文件上，约翰的亲笔签名赫然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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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具备坚定果敢的素质，富有决断力和影响力。然而，我想他从来都没意识到，正是这些使他获得非凡成功的素质导致了他最终的失败。和我们先前曾讨论过的克劳格一样，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约翰相信我们眼见的现实是由我们的思维方式决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思维方式来避免那些负面的后果。尼克松总统的幕僚长鲍勃·哈德曼也持有与他们二人相同的信仰。他们不承认罪的现实性，认为在每个人心中并不存在那样的毁灭性力量。我想也许正是这样的信念使得他们相信掩盖事实真相是一项有效的策略，毕竟，他们认为人自己所选择相信的就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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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门事件”的听证会上，亚列舒曼曾立场坚定地为尼克松政府进行辩护，对调查“水门事件”的厄尔温委员会的问讯官们提出各样质问。他像完全变了一个人，表现出极为强烈的批评和自我辩护的态度。出人意料的是，平时的行事风格就像是凶猛的德国杜宾犬的鲍勃·哈德曼却表现出想与调查委员会达成和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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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尼克松总统不得不解雇约翰·亚列舒曼的那天终于到来的时候，约翰问出了那个听来最令人痛心的问题：“总统先生，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我该对我的孩子们说些什么。”我完全明白真正令亚列舒曼痛苦的是什么。他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他根本无法想像自己该如何向家人解释自己被总统解雇这件事。约翰被深深地伤害了。我想他从那一刻起就下定决心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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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亚列舒曼因“水门事件”被起诉期间，他的生活开始变得分崩离析。他卷入了一桩婚外情，那件事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最终导致了他和吉恩童话故事般的婚姻破裂。对约翰而言，那桩婚外情显得太不合常理，唯一的解释就是“水门事件”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已使他整个人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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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亚列舒曼和哈德曼都因为在“水门事件”中的行为而被定罪，而约翰还因在埃尔斯伯格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被定罪。事后，约翰被送到位于亚利桑那州萨福德市南部的一间名为Swift Trail Camp的小型联邦监狱，在那里服刑18个月（他被判入狱的刑期是4至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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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和约翰的私交，我很希望能够与他保持联系。我在监狱中开始给他写信，甚至在他出狱后仍继续和他通信。然而，从他的回信中我却能感受到一种明显的敌意。在“水门事件”的调查过程中，我从未直接作证控告约翰，只是在证词中诚实地阐述了我所知道的约翰在“水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在“水门事件”后期参与其中的霍华德·亨特也是经由我介绍给约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原谅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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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之后，亚列舒曼写过好几本书，其中包括《见证权力：尼克松的岁月》，以及两本非常精彩的小说：《全部的真相》和《中国卡片》。他的书出版以后，我给他写过好几封祝贺信，他也给我回了一封短信。看上去我们的关系似乎已经和好如初，然而在他对我的公开评价中依然充斥着苦毒和怨恨的情绪。这让我不由自主地觉得这是因为我成了一名基督徒，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而他依然停留在过去境况中，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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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约翰再次结婚后搬到新墨西哥州定居了下来。1984年，帕蒂和我去他家看望了他。他的家是坐落在山坡上的一幢漂亮的西班牙式风格的房子，从房子宽敞的天井里可以俯瞰下面的小山丘。他蓄起了胡须，穿着非常随便，甚至还穿上了波西米亚式的服装。以前那个温文尔雅的政治家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位举止荒诞可爱的作家。我们见到了他年轻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儿子迈克尔。看得出来约翰深爱着这个儿子，亲昵地把他称作自己的“小知己”。我们发现约翰似乎已经恢复了原有的状态，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发号施令式的性格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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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去看望他的时候，我写的那本名为《爱神》（Loving God）的书刚好出版，于是我就给约翰带了一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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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书名后说，“《爱神》，嗯，这的确是我们需要的，一位爱我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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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它的意思正好相反，是指我们爱神，不是神来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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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脸上的表情我可以看出，尽管表面上他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活，但他心中的那些伤口还是未能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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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一段时间，我和约翰失去了联络。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听说他已经搬到亚特兰大，而他的第二次婚姻已宣告破裂。我得到消息的时候他又快要再次结婚了，这次的新娘是一位餐馆的女老板。就在我得知约翰的近况后不久，我看到了一则对他的采访，在其中约翰对我在“水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大肆指责，他的原话是：“参加那次会议的人中没有人对布鲁金斯做过什么。最后尼克松找到了一个先是向他敬礼，然后又参与审判他的人——查尔斯·寇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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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一部有关“水门事件”的电影的制片人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在电影中接受采访，并告诉我说是约翰筹划了这部电影。因为想要彻底告别“水门事件”那段历史，我拒绝了那位制片人的邀请。随后约翰便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要知道他能那样做并不容易，因为他得寄希望于我没有对他在那次采访中说的话怀恨在心。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我听得出那部电影对他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他把那部电影看成是对“水门事件”的权威性评述，似乎它已成为他生命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在电话上保证在那部电影中会给予我公正的评价，不会加上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批评。总之，为了能让我同意加入影片的拍摄，他的确是竭尽了全力。我意识到那部电影在约翰的眼里既是一次为自己辩白的机会，也是他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所做的结语。为了重建我们之间的友情，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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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飞到亚特兰大去进行采访录制。影片的投资人在机场接到我后把我带到那里的国际大学，在那里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录制。采访结束后，亚列舒曼和我到学校里四处转了转，他告诉我他现在过得非常幸福，他相信在自己的第三任妻子卡伦身上找到了真爱。他告诉我说他非常喜欢妻子的饭店，还说他们刚从巴哈半岛度假回来，在那里看到了一年一度迁徙的鲸鱼。“我一生从未有过那样的经历，”他说，“我很难描绘当我看到那些鲸鱼时的感受，我只能说那简直就像是一次灵性上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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