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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我忘了告诉你们了，”他说，“所有的农庄在工业扩张时期都已经被拆掉了，它们被改建成了城市居民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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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听到后颇感失望，但更令人失望的事情还在后头。我们的车开到位于克拉朋的一处广场上的圣公会教堂。这时薄雾已经变成了细雨，天也完全黑了。我们敲了教堂的门，出来迎接我们的是当地的教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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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看一看威伯福斯曾经讲过道的地方，”我说，“还想看一看纪念威伯福斯和他的小组的纪念碑，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位伟大的英雄。”我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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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已经知道我们来意的教区长说：“当然，当然可以，这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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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进教堂，经过石质地面和已朽坏的木质长椅后，我们来到圣坛后面的一个地方。教区长自豪地指着教堂后殿的一扇彩色玻璃窗，“瞧，那就是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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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里实在太暗了，我只好眯起眼睛，试着想看清楚他指着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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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区长见我看得那么吃力，就说：“你看不到吗？就在那儿，中间的位置，是威伯福斯的头像。”在那块不足8到10英寸宽的彩色玻璃中央，著名的威伯福斯的肖像就只占了一个小方块的位置。在那块彩色玻璃的下方是一个架子，上面有一些小册子和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克拉朋联盟介绍，50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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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失望，向教区长致谢后购买了两本小册子，但是我实在难掩自己沮丧的心情。事实上，威伯福斯改变了西方文明的进程，因着他执著恒忍以及坚定的决心，他成功击败了那个时代最为严重的恶行。那位伟大的人物使奴隶贩运的历史走到了尽头，然而用来纪念他的竟然就只有那么一块彩色玻璃，我简直不敢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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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教区长道过谢就离开了。在朋友的陪同下，帕蒂和我穿过广场朝我们停车的地方走过去。当我们走到广场中央的时候，我要求帕蒂和朋友等等我，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想要理清自己的思路。就在那时，我经历到一种深刻的领悟。我的眼前浮现出长长的一排衣衫褴褛的黑奴，随着他们走过广场，捆绑他们的铁链全都掉落了下来。啊，是的，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是的，这才是关键。威伯福斯的精神遗产不是在纪念碑上，也不在教堂里或彩色玻璃窗上，而是在那些获得自由的生命之中。那些再也不受制于奴隶制的黑人才是威廉·威伯福斯和他的工作的鲜活纪念碑。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会因自己命运的改变而永远感谢威伯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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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曾思考生命中的哪件成就对我而言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能够使我在临终前得到安慰。我从一项颁发给我的奖项中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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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得知我即将被授予邓普顿宗教促进奖。该项奖项的获奖者曾包括葛培理（Billy Graham）、特蕾莎修女以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都是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当我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既感到吃惊，又觉得兴奋不已。我从未想过自己会获得这样一项奖励。我立刻意识到这意味着我们的事奉工作已在全球范围获得认可，我们的工作也将会获得更大的支持和帮助。那项奖励的奖金是100万美金，我几乎未经思索就把它捐给了“监狱团契”。虽然奖项的确是颁给我个人，但它所代表的荣誉却是属于所有使“监狱团契”事奉成为可能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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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乘飞机前往伦敦的白金汉宫，准备在那里从菲利普亲王手中接过那项奖项。帕蒂和我的两个儿子也随行参加了那天的颁奖仪式。那时正是五月，白金汉宫被旅游者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大家都在透过围墙观看女王卫兵换岗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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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豪华车队驶过大门的时候，警察分开群众，卫兵立正敬礼。并不知道我们是谁的旅游者们向我们车窗里望着，激动地向我们挥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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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让我们也向旅游者们挥手致意，然而我倒不怎么愿意那样做。有些人喜爱在大众面前表演，也懂得如何用一种伟人的气度回应那些对自己的成就表示赞赏的人们。但我再也不是一名优秀的政客了。我不能那样做，因为我始终知道自己和人们心中所想像的那个伟大形象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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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白金汉宫后，在侍从和警察的前呼后拥下，我们走过像迷宫般的走廊，来到了位于白金汉宫前方的宽敞华丽的“中国厅”。有50多位客人出席了那天的聚会，其中包括国会上院议员、政府官员、以前的获奖者以及来自教会和商界的领袖。所有的人都按照宫廷礼节站好了位置。我站在队伍的第一位，按照预先定好的程序，菲利普亲王会走过来与我握手，接着他就会依次和站在我右边的每个人见面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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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礼仪官告诉我说，作为美国公民，我不用向亲王鞠躬，但可以以某种方式表达敬意。然后他告诉我，在亲王说话之前，我不能对殿下说任何话，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主动上前靠近菲利普亲王。他告诉我亲王会和我一同走到房间中间去颁发奖项。那位礼仪官接着又重复了两遍，“我们绝对不能主动靠近皇室成员，只能是他们主动靠近我们。”于是我点头表示自己已经听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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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房间里等了几分钟，突然，所有的交谈戛然而止，从那扇巨大的镀金门后走出了菲利普亲王和他的侍从。正如预料中的那样，亲王径直走到我这里和我握了手，然后继续前行，亲切地招呼后面的每一位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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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菲利普亲王走到房间中央，向我点了点头，看样子像是让我走上前去。那位礼仪官站在亲王身后，只见他直挺着腰板，向我摇头表示“不行”。我觉得菲利普亲王的确是想让我走到房间中间去，但礼仪官否决了我那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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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菲利普亲王看着我，又向我点了点头。我又看了看礼仪官，他再次摇了摇他的头。当时的情形已经变得非常难堪，我感觉实在荒谬，于是径直朝房间正中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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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我被告知可以做两分钟的领奖发言，我的发言刚一结束，菲利普亲王立刻开始询问起我们的工作，并且对我们的青少年计划表示了特别大的兴趣。那样的讨论使得那次会见成为一次非常愉快的经历。在整个过程中，我的脑海中始终有一个持续不变的念头：我站在这里，是因为“监狱团契”接触到的那成千上万名犯人给予我信任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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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到自己在“监狱团契”的办公室以后，看着放在办公桌上的邓普顿奖的奖牌，我开始思考应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我把助理南希·尼米尔叫了进来，和她商量该把奖牌放在什么地方。那场在白金汉宫举行的盛大活动结束以后，那奖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没用的小摆设似的。我要做什么？难道要每天盯着它看，自言自语说：“我是一位邓普顿奖的获奖者”？我把那奖牌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尽管它极具现代感的设计和工艺都非常精美，但归根结底它也就是一片金属而已。我把它递给南希后说道：“帮我找个合适放它的地方，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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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希拿着那块奖牌离开以后，我打开抽屉，取出一封三年前从西伯利亚监狱寄来的一封信。很多在前苏联政权倒台之前的最后几年中被监禁的持不同政见者都被关押在那间监狱。一位传教士将他们的信件偷运出了位于马加丹市的监狱——马加丹是西伯利亚北面一个非常偏僻的城市，那里常年都是酷寒的冬季，是一片缺乏生机、无人理会的荒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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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清楚那间监狱的环境以及那里的人们的境况。1990年，我得到了一个极少有人能有的机会——事实上那是给予西方人的第一次机会——去拜访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臭名昭著的彼尔姆35号营地。彼尔姆35号营地坐落在乌拉尔山脉，在莫斯科东部一千英里处，是我见过的最荒凉的地方之一。那里的囚室是一些阴冷潮湿的水泥洞。要到达那里，我们得开车穿过高高的雪堆，感觉自己就像是呆在一个巨型冰坑里。在4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的车经过的全是满是融雪的坑洞。在抵达监狱前的一路上，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生命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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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拿到那封由传教士偷运出来的信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想着监狱里的那些场景。那是监狱里的犯人们在读了我的那本《爱主你的上帝》以后给我写来的信。那本书被翻译成了俄语，通过特殊的渠道送到了监狱，经过一番周折，那里的犯人们最终被允许阅读那本书。他们在来信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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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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