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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得死！所有人！”他叫喊着。意思是如果没有人承认，他会一个接一个地枪毙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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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兵的威胁在犯人中引起一阵惊慌。然而就在这时，一位英国士兵走上前说，“是我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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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兵听到立刻就上前对那位英国士兵一阵拳打脚踢，直打到他的脸上流出了鲜血。看到那位英国士兵依旧平静坚强的样子，日本兵显然更加被激怒了，只听他发出一声怪叫，把手里的步枪高举过头，用枪托狠狠地砸在英国士兵的头上，残忍地杀死了他。日本兵紧接着又朝英国士兵的尸体上疯狂地打着，踢着，直到他那狂暴的怒气平息了才总算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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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们把那名英国士兵抬了起来，向营房走去，同时把铁锹交回警卫室。卫兵们又数了一次，发现根本没有掉一柄铁锹。然而，这件事的结果并不是加深了犯人们对日本兵的仇恨，而是使大家记住了那名英国士兵表现出来的牺牲舍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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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一名澳大利亚列兵在为生病的朋友买药的时候被日本人抓住了。很快他就被判了死刑。一天清晨，他被日本人拉出去斩首，所有日本兵都出来观看斩首的场景，所有的犯人也都在一旁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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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行刑的见证人，澳大利亚列兵的指挥官和随军牧师陪着他一起走了出来。围观的犯人们看到澳大利亚列兵脸上带着轻松、无畏的表情。到达行刑地点时，随行人员停了下来，指挥官和随军牧师被带到了一旁，留下澳大利亚列兵一个人和旁边的手持武士刀的刽子手站在一起。列兵从他那磨破了的卡其布短裤中拿出一本《新约圣经》，读了一段经文。他读的时候只动了嘴唇，没发出任何声音。读完后他把那本圣经放回了口袋。当他抬头看到牧师脸上痛苦的表情时，他大声对牧师说，“高兴些，牧师！这并不是想像中的那样坏。我会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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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兵说完就示意刽子手可以动手，他向前弯下身子，露出自己的脖子。武士刀挥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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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一系列事件让战犯们意识到“梯子原则”或“丛林法则”——即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自己的性命——并不是人类应该奉行的原则。眼前的事实让他们相信，如果人不能准备好为比生命更可贵的事而牺牲自己，生命本身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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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一系列事件让战犯们意识到“梯子原则”或“丛林法则”——即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自己的性命——并不是人类应该奉行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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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受到那些令人感动的牺牲事迹的激励，其他犯人也开始为自己的伙伴尽心竭力地付出。营地里的英国军官投票决定从他们少量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来为病人购买食物和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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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从戈登奇迹般的康复中看到按摩和简单的物理治疗的效用，于是许多人就自发投入到为自己同伴的病腿进行按摩的工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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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形下，生命危险最大的那些接受过截肢手术的病人。由于无法在营地内活动，他们存活的几率非常低。于是战犯中的两位工程师利用手头的材料设计制作了一副假肢。他们用旧罐头上的铁皮把用一片木头做成的假脚连接到一条竹腿和一条由皮革和帆布做成的假腿上。在那副假肢上甚至还设计了一个可弯曲的膝关节。假肢的原型设计好以后，那两位工程师就开始指导截肢病人制作。很快他们就在棚屋中建成了一间假肢加工厂，在那里制作的假肢使很多以前只能躺着一动不动的病人可以在营地的四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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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中的植物学家、化学家以及医生们开始检查营地四周的植物，采集含有止痛和麻醉成分的植物和果实。他们用自己种植的药物治疗痢疾、包括脚气病在内的维生素缺乏症，以及其他病症。“死亡房子”变得更像是一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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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更多犯人健康得以恢复，他们的精神生活也开始复苏。犯人中间出现了一股学习的热潮。很多人把自己藏在随身物品中的书本拿出来，形成了一所“营地图书馆”，同时也是一所无形的“大学”。他们中间的学科专家开始从事教学。到后来，在那里教授的课程包括历史、哲学、经济学、数学、自然科学以及包括拉丁语、希腊语、俄语、梵文在内的至少9种语言。教师们常常是凭记忆写出自己学科的课本，语言教师则是在碎纸片上写下那些需要教授的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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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家们组建起了“管弦乐队”，演员和导演演出戏剧，艺术家组织起展览，一场虚拟的文艺复兴在营地中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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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令生活焕然一新的活动的开展，人们开始对是否真存在一位深爱着人类的上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些想要学习《圣经》的人来找欧尼斯特·戈登，想知道基督信仰和他们当前的处境是否真有关系。他们坦率地表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和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的所谓“信仰”，但也想先认真了解了再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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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听到他们提出的要求，心里有些犹疑不定，因为他自己并没有对基督信仰产生真实的信心。那些好学的人找到他，仅仅只是因为看到他也曾去上过营地里的“大学”。一开始给“大学”里的“学生们”介绍基督信仰的时候，戈登首先承认了自己对于信仰的疑惑，以及自己对那些常常困扰教会的宗派主义和等级偏见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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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阅读福音书里记载的耶稣生平却改变了戈登的思想乃至他的整个生命。他了解到耶稣“没有地方枕他的头”，常经饥饿，而且从来没有得到过权贵们的青睐。耶稣自己曾亲身经历过最重的劳苦、被拒绝、失望以及蓄意的迫害。也就是说，这位耶稣几乎经历过营地里的战犯们每天要经历的所有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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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懂得，”戈登这样写道，“耶稣身上所表现出的如此完美的爱正是上帝的爱，也就是我们自己正在经历的那种爱，那种以热忱的善行表现出来的，以他人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胜过了人间所有类型的法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和我们的处境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无法接受一位对他的子民所受的苦难无动于衷的上帝。然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告诉我们，上帝的选择是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一同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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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们付出生命的自我牺牲行为，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每天发生的牺牲性举动，最终使冲开战犯集中营成为一处生机勃勃的社区。战犯们用我们所能想像得到的最有限的资源创造出了构成文明社会的诸多要素：照顾病患、科学研究、多学科教育以及艺术。在他们的眼中，他们做到和实现的每一件事都是源于信仰，也是朝向信仰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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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们用我们所能想像得到的最有限的资源创造出了构成文明社会的诸多要素：照顾病患、科学研究、多学科教育以及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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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认识到，”戈登写道，“生命比我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同时也精彩得多。是的，生命里面的确有仇恨，但同时也有爱。的确有死亡，但也有生命。上帝没有抛弃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呼召我们在团契相交中活出圣洁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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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尼斯特·戈登在二战中存活了下来。但他并没有按原计划回到东南亚充当强权政治的掮客。他也不再想要为自己挣得一大笔财富。他和自己的爱人结了婚，念完了神学院，然后移居到美国，在那里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教堂的主任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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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戈登又再一次建立起了一个敬虔的社区。1977年，曾经是爱荷华州的自由派民主党参议员的哈罗德·休斯和我，一位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以前是形同陌路的两个人，如今因着共同的信仰成为亲密无间的兄弟——在普林斯顿大教堂做了一次对话式的演讲。当时正是60年代世俗主义对美国主流大学产生巨大影响后的那段时期。然而演讲当天，普林斯顿教堂座无虚席。在《圣经》查经班和教堂活动中，休斯和我遇到了数以百计的想要将自己的信仰和学习结合起来的学生。我在那里见到的戈登是一位极有才华，既亲切，又敬虔的人。如果能回到学生时代，我一定会希望受教于他的门下。我在那里亲身体会到戈登为普林斯顿校园所带来的巨大影响。那样的影响力贯穿在他的生命的方方面面，他教导学生们懂得生命的价值，以及生活在社区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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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服侍中放弃自己的时候——也就是如《圣经》所说，当我们为拯救自己的生命而失去它的时候——我们会在团契和社区中发现我们生命的真正意义。如果没有舍己的付出，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实现，这也正是我们文化的基础和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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