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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匹尔不紧不慢地回答了上校的问题。在他看来，可敬的克莱因上校根本不了解在一个专制政权下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他说上校对那里面的恐惧以及危险游戏一无所知。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克莱因上校根本不了解希特勒身上的那种无法抗拒的领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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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轻的斯匹尔经历了生意上的挫折以后，希特勒的领袖魅力在他身上开始产生极其强大的影响。1932年，由于德国日益恶化的经济影响到了斯匹尔的收入，他辞去了在特塞诺那里的工作，到他父亲在海德堡的业务伙伴的建筑代理处工作。由于代理业务很少，斯匹尔只好再退而求其次，开始为父亲管理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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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与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联系（斯匹尔于1931年加入了该党），斯匹尔的财运开始好转。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格吕内瓦尔德租了一幢破旧的别墅作为自己的总部，他们请斯匹尔负责那幢别墅的翻新工作，接着他们又请斯匹尔翻新位于Voss-Strasse的另一幢别墅。随后斯匹尔就到了位于柏林的约瑟夫·戈培尔主持的宣传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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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纳粹高层对斯匹尔产生兴趣的是他负责筹办的1933年国际劳动节藤珀尔霍夫广场的庆祝活动。以那次庆祝活动为基础，斯匹尔开始着手设计美化希特勒的大型集会的布景和仪式，也就是我们在无数的新闻影片回放中所看到的场景。斯匹尔提出让希特勒站在一个高高的木质平台上，两侧插满无数的纳粹党党旗。另外他还策划了夜间集会，用聚光灯将黑暗中的希特勒照亮，显示出这位领导人拥有为德国政治的暗夜带来光明的能力。那样的集会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在看过一次大型集会之后，当时的法国大使罗伯特·康诺德也不得不承认：“在现场那种充满军事魔力、神秘的气氛之中，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一时间我觉得自己似乎都想要皈依成为一名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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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匹尔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在短短两个月之内完成了戈培尔官邸的翻新工程，之后他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他被邀请前去与希特勒讨论他上台之后在纽伦堡举行的第一次纳粹党集会的计划。在那次会见中，希特勒几乎没怎么注意到斯匹尔，见面时他正在擦着他的手枪，他只是略略看了一眼集会的计划，表示同意后就继续擦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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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希特勒请斯匹尔负责监督自己在柏林的住宅的重建工作。这位曾经立志成为一名艺术家和建筑师的元首几乎每天都会到工地现场视察工程的进度。于是斯匹尔和希特勒有了多次的交流，最后希特勒邀请斯匹尔与自己共进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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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匹尔从工地赶往就餐地点的时候，他的上衣上还沾着灰浆。为了不让这位优秀的建筑师觉得尴尬，希特勒把自己的一件上衣借给了斯匹尔。当斯匹尔进入餐厅的时候，戈培尔发现他的上衣上有一枚只有希特勒才能佩戴的金质纳粹党鹰徽。希特勒示意戈培尔不要声张，并让斯匹尔坐到了自己右侧的位置上。很快，希特勒就任命斯匹尔为自己的总建筑师，并授权他可以自主工作，不用受制于地方官员和纳粹党官员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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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希特勒和斯匹尔渐渐建立起了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斯匹尔仍然把自己看作是一名“高于”政治的艺术家。他有一次曾在餐桌上当着希特勒的面说法西斯主义只是“胡说八道”，但同时他对希特勒的崇拜却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希特勒承诺让斯匹尔设计自从古希腊和罗马帝国以来就再也没能被建造过的建筑。他们两人都痴迷于将柏林建成一座赫马尼亚——一座完全重新修建的、超越现代巴黎和古代罗马的首都。希特勒似乎非常期望自己能成为一位富有而有修养的优秀建筑师的主子，这样的情绪直接影响到了他与斯匹尔的关系。斯匹尔使希特勒获得了一种优越感，而希特勒也许也对斯匹尔产生了同性恋的情结，这使得斯匹尔可以不受与纳粹党徒不和而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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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匹尔同时也发现，因着希特勒的出现，自己身上那些巨大的能量总算得到了释放。当他只是一个人的时候，斯匹尔觉得自己似乎只能苦苦挣扎。然而因着希特勒的巨大能量，他自己也终于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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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斯匹尔的新柏林计划包括一条气势恢弘的大道，道路一端是一座巨型的圆顶大厅，另一端是一座凯旋拱门。中间会建成各式文化性建筑，包括一间歌剧院，一间交响乐大厅，一间剧场，一个可容纳6000人的电影院，一间杂耍剧场，以及多间公共浴室。那幢圆顶大聚会厅的规模大到使威严宏伟的勃兰登堡门相形之下，就像一座寒酸的狗舍似的。希特勒和斯匹尔的重建计划可以用“巨型+狂热”来形容。主建筑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体积表现的是第三帝国的强盛国权和广袤领土。然而所有建筑的设计看上去都是千篇一律的陵墓式风格。不管它们的功能是什么，它们看上去都像是巨型的坟墓——死气沉沉，阴冷恐怖，没有一点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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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和斯匹尔实施他们的新柏林重建计划之前，他们需要先将旧城中心夷为平地，并将大量原来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迁居到其他地方。为了加快这项工作，斯匹尔建立了一个中央拆迁安置办公室。原先居住在柏林市区的犹太人首先被搬出市区与其他犹太人合住。他们将犹太人“驱逐”出市区，并将他们“封闭”在现有的犹太居住区中。其他犹太人也被搬入封闭的居住区，而他们的公寓被分配给非犹太人居住。这样的人员分流使得戈培尔的将犹太人“清除”出柏林的计划能够更加方便的得以实施。在所谓的将犹太人“撤出”柏林的行动中，斯匹尔和戈培尔的部门进行了紧密的协作。他们并没有将犹太人送到新的居住区，而是用装牲畜的卡车将他们送到了集中营。城市重建计划很快就演变成为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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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斯匹尔自己的部门也记录了对犹太人的“驱逐”如何演变成为“撤出”的整个过程，但斯匹尔声称他对大屠杀根本一无所知，只是偶尔听到一些无确实证据的谣言而已。在希特勒众所周知的“分裂加控制”的统治策略下，斯匹尔的声明的确也存在一定真实性。第三帝国其实就是一个被合理化了的官僚政府。政府机构中并没有清楚的职责划分，而希特勒也经常将同样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职责分配给多个政府官员，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官员们相互倾轧。他希望政府官员们每天只能忙于保住自己的地位，根本不可能想到去反对他本人。这样的策略使得纳粹官员们个个都变得讳莫如深，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对自己知道的事情三缄其口。担任第三帝国总建筑师的斯匹尔很快就发现希特勒同时也提拔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赫尔曼·吉斯勒。1942年，斯匹尔升任军备部部长，但没过多久希特勒就故意让斯匹尔的副手卡尔·绍尔直接负责军备部的某些工作，借此达到打压斯匹尔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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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担任军备部部长的斯匹尔还要面对赫曼·戈林的对峙，后者当时正负责一项旨在重建德国经济的“四年计划”，但戈林却根本无权控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产品等资源。斯匹尔成立了一个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他自己和其他两位官员，目的是确保为军备部下属的生产枪支弹药的兵工厂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斯匹尔最终从懒惰的酒鬼戈林手中成功篡夺了绝大部分的经济实权。而斯匹尔与海因里希·希姆莱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后者掌控着德国空军及其所需的所有军备。希姆莱和斯匹尔不断地从对方的部门抢夺物资和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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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工人、技师以及其他“不受欢迎的人”被不断地清除出斯匹尔的工厂。工厂所需要的人手由弗里茨·绍克尔负责提供，绍克尔总是去征召波兰人、匈牙利人及其他被占领国的人们，强迫他们成为工厂里的劳工，但即使这样他也还是无法兑现对斯匹尔的承诺。于是斯匹尔决定恢复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工厂的生产，并颁布命令保护那些为德国的战争机器服务的人员不受到任何伤害。斯匹尔通过将兵工业从德国境内扩张至其他被占领土，使得对于强制劳工的需要大大减少，从而成功地篡夺了绍克尔的权力。通过类似的策略，斯匹尔为自己在第三帝国政权中积累了越来越大的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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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匹尔这位艺术家在军备部部长的职位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甚至在盟军已经可以任意轰炸德国境内的重要军事目标期间，他也奇迹般地提高了军备产品的产量。斯匹尔的数学天赋使他成为第三帝国中最优秀的管理人才。在战争期间，数字成了他的慰藉和避难所。甚至在他意识到德国将要战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仍然用埋头工作的方式逃避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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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第三帝国政权行将灭亡的时候，希特勒开始撤往他的地堡并准备在那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斯匹尔终于从希特勒恶魔一般的控制力中挣脱了出来。当盟军部队迫近德国的时候，希特勒颁布了一项“销毁”政策。他要求各地官员将位于盟军和柏林之间的所有城市、城镇、村庄、农场统统付之一炬。希特勒的意图是，如果他本人注定要灭亡，全德国和所有德国人民也都将与他一同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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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帝国最后的日子里，斯匹尔马不停蹄地从一地飞往另一地，阻挠各地官员实施希特勒的毁灭性命令。当时纳粹军官们还对希特勒死后德国与盟军之间的谈判存有幻想，期待着保持自己的权力地位。由于大家都公认斯匹尔是最有可能接替希特勒的人选之一，很多人选择了听从斯匹尔的命令，在希特勒行将灭亡的形势之下，他们可不愿意冒险开罪于斯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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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希特勒的“销毁”政策在部分城市仍然得到了执行，听命者中甚至包括那些已经对第三帝国心存憎恶的人们。大量的城市和城镇被付之一炬，整个国家进入了一种毁灭性的疯狂状态，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成了在公路上流浪的难民。希特勒其实很清楚斯匹尔正在做的事情，尽管他总是将那些胆敢违抗自己命令的人立刻置于死地，但他却选择让斯匹尔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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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庭上，艾伯特·斯匹尔是22位主要纳粹战争罪犯之一。和其他被告不同的是，斯匹尔坦白承认了自己参与建立灾难性的纳粹政权的罪行。他甚至承认自己对纳粹的反人类罪行负有普遍性的责任，包括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大屠杀。但他同时坚持认为他不应该对大屠杀负直接责任，因为他对集中营中所发生的事并没有确切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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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审判过程中的两个场景使斯匹尔受到了极大震动。美国将军威廉·多诺万在法庭上播出了一段美军进入纳粹集中营时的录像：大批被屠杀的尸体遍布地面，有的被挂在铁丝网上，焚尸炉里冒出滚滚浓烟。斯匹尔的“普遍性的责任”表明了他所坚持的自义的最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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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匹尔亲眼所见的事实将他彻底击垮。如果他以前的确不知道实情，但他现在终于意识到对犹太人的“驱逐”如何最终演变成为种族大屠杀。因着那种极端的分裂化思想，斯匹尔才从未意识到有所谓的“灭绝计划”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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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匹尔的表面悔罪产生另一次震撼的是哈特莱·萧克劳斯爵士的控诉词，萧克劳斯爵士在作证时说正是面前的这些被告们造就了希特勒，没有他们的帮助，希特勒根本不可能运作第三帝国这间反人类的恐怖工厂。萧克劳斯称他们为“完美的杀人犯”。他阅读了一份由一位在乌克兰见证了5000名犹太人被集体屠杀的德国工程师撰写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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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从卡车上下来，有男人、女人、小孩，各种年龄的人都有，一个手拿马鞭（也许是狗鞭子）的党卫军命令他们脱去衣服，把鞋子、外衣、内衣分开放好。我看到大约有800到1000双鞋子，还有大堆大堆的内衣和外套。那些赤身露体的人们一家一家地站在一起，既没有人叫喊，也没有人哭泣，只是彼此亲吻告别，等着下一个党卫军的命令……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妇人怀里抱着一个1岁的孩子，在唱着歌逗他开心。那孩子高兴地叫着。旁边一对夫妇噙着眼泪看着这一幕。父亲手里牵着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轻声地和他说着话。那男孩在尽量控制着不哭。父亲用手指着天空，抚摸着男孩的头，像是在给他解释着什么。就在那一刻，站在路沟旁边的党卫军喊了一句什么……我走过那个大大的土堆，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坟墓。里面人彼此压在一起，只看得见他们的头部。几乎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枪眼，血一直流到了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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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艾伯特·斯匹尔没有被判处绞刑，而是被判20年监禁。法庭认为斯匹尔为反抗希特勒的“销毁”政策做出的努力使他的罪行有所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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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狱期间，艾伯特·斯匹尔也曾尝试着寻求心灵的慰藉。他读完了卡尔·巴特（Karl Barth）写的长达9000页的《教会教义学》。他还和监狱牧师乔治·卡萨利斯成了密友。1966年出狱之后，他定期去本笃会玛丽亚·拉赫修道院，并在那里找了一位宗教顾问。然而斯匹尔咨询过的所有人都没能帮助他寻见上帝、赦免甚至是真实的悔改。斯匹尔后来说，如果他可以从头再活一次，如果又遇到同样的环境，他并不知道自己要怎样才能避免做和以前相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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