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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和斯匹尔实施他们的新柏林重建计划之前，他们需要先将旧城中心夷为平地，并将大量原来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迁居到其他地方。为了加快这项工作，斯匹尔建立了一个中央拆迁安置办公室。原先居住在柏林市区的犹太人首先被搬出市区与其他犹太人合住。他们将犹太人“驱逐”出市区，并将他们“封闭”在现有的犹太居住区中。其他犹太人也被搬入封闭的居住区，而他们的公寓被分配给非犹太人居住。这样的人员分流使得戈培尔的将犹太人“清除”出柏林的计划能够更加方便的得以实施。在所谓的将犹太人“撤出”柏林的行动中，斯匹尔和戈培尔的部门进行了紧密的协作。他们并没有将犹太人送到新的居住区，而是用装牲畜的卡车将他们送到了集中营。城市重建计划很快就演变成为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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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斯匹尔自己的部门也记录了对犹太人的“驱逐”如何演变成为“撤出”的整个过程，但斯匹尔声称他对大屠杀根本一无所知，只是偶尔听到一些无确实证据的谣言而已。在希特勒众所周知的“分裂加控制”的统治策略下，斯匹尔的声明的确也存在一定真实性。第三帝国其实就是一个被合理化了的官僚政府。政府机构中并没有清楚的职责划分，而希特勒也经常将同样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职责分配给多个政府官员，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官员们相互倾轧。他希望政府官员们每天只能忙于保住自己的地位，根本不可能想到去反对他本人。这样的策略使得纳粹官员们个个都变得讳莫如深，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对自己知道的事情三缄其口。担任第三帝国总建筑师的斯匹尔很快就发现希特勒同时也提拔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赫尔曼·吉斯勒。1942年，斯匹尔升任军备部部长，但没过多久希特勒就故意让斯匹尔的副手卡尔·绍尔直接负责军备部的某些工作，借此达到打压斯匹尔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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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担任军备部部长的斯匹尔还要面对赫曼·戈林的对峙，后者当时正负责一项旨在重建德国经济的“四年计划”，但戈林却根本无权控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产品等资源。斯匹尔成立了一个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他自己和其他两位官员，目的是确保为军备部下属的生产枪支弹药的兵工厂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斯匹尔最终从懒惰的酒鬼戈林手中成功篡夺了绝大部分的经济实权。而斯匹尔与海因里希·希姆莱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后者掌控着德国空军及其所需的所有军备。希姆莱和斯匹尔不断地从对方的部门抢夺物资和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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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工人、技师以及其他“不受欢迎的人”被不断地清除出斯匹尔的工厂。工厂所需要的人手由弗里茨·绍克尔负责提供，绍克尔总是去征召波兰人、匈牙利人及其他被占领国的人们，强迫他们成为工厂里的劳工，但即使这样他也还是无法兑现对斯匹尔的承诺。于是斯匹尔决定恢复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工厂的生产，并颁布命令保护那些为德国的战争机器服务的人员不受到任何伤害。斯匹尔通过将兵工业从德国境内扩张至其他被占领土，使得对于强制劳工的需要大大减少，从而成功地篡夺了绍克尔的权力。通过类似的策略，斯匹尔为自己在第三帝国政权中积累了越来越大的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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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匹尔这位艺术家在军备部部长的职位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甚至在盟军已经可以任意轰炸德国境内的重要军事目标期间，他也奇迹般地提高了军备产品的产量。斯匹尔的数学天赋使他成为第三帝国中最优秀的管理人才。在战争期间，数字成了他的慰藉和避难所。甚至在他意识到德国将要战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仍然用埋头工作的方式逃避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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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第三帝国政权行将灭亡的时候，希特勒开始撤往他的地堡并准备在那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斯匹尔终于从希特勒恶魔一般的控制力中挣脱了出来。当盟军部队迫近德国的时候，希特勒颁布了一项“销毁”政策。他要求各地官员将位于盟军和柏林之间的所有城市、城镇、村庄、农场统统付之一炬。希特勒的意图是，如果他本人注定要灭亡，全德国和所有德国人民也都将与他一同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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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帝国最后的日子里，斯匹尔马不停蹄地从一地飞往另一地，阻挠各地官员实施希特勒的毁灭性命令。当时纳粹军官们还对希特勒死后德国与盟军之间的谈判存有幻想，期待着保持自己的权力地位。由于大家都公认斯匹尔是最有可能接替希特勒的人选之一，很多人选择了听从斯匹尔的命令，在希特勒行将灭亡的形势之下，他们可不愿意冒险开罪于斯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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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希特勒的“销毁”政策在部分城市仍然得到了执行，听命者中甚至包括那些已经对第三帝国心存憎恶的人们。大量的城市和城镇被付之一炬，整个国家进入了一种毁灭性的疯狂状态，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成了在公路上流浪的难民。希特勒其实很清楚斯匹尔正在做的事情，尽管他总是将那些胆敢违抗自己命令的人立刻置于死地，但他却选择让斯匹尔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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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庭上，艾伯特·斯匹尔是22位主要纳粹战争罪犯之一。和其他被告不同的是，斯匹尔坦白承认了自己参与建立灾难性的纳粹政权的罪行。他甚至承认自己对纳粹的反人类罪行负有普遍性的责任，包括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大屠杀。但他同时坚持认为他不应该对大屠杀负直接责任，因为他对集中营中所发生的事并没有确切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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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审判过程中的两个场景使斯匹尔受到了极大震动。美国将军威廉·多诺万在法庭上播出了一段美军进入纳粹集中营时的录像：大批被屠杀的尸体遍布地面，有的被挂在铁丝网上，焚尸炉里冒出滚滚浓烟。斯匹尔的“普遍性的责任”表明了他所坚持的自义的最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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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匹尔亲眼所见的事实将他彻底击垮。如果他以前的确不知道实情，但他现在终于意识到对犹太人的“驱逐”如何最终演变成为种族大屠杀。因着那种极端的分裂化思想，斯匹尔才从未意识到有所谓的“灭绝计划”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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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匹尔的表面悔罪产生另一次震撼的是哈特莱·萧克劳斯爵士的控诉词，萧克劳斯爵士在作证时说正是面前的这些被告们造就了希特勒，没有他们的帮助，希特勒根本不可能运作第三帝国这间反人类的恐怖工厂。萧克劳斯称他们为“完美的杀人犯”。他阅读了一份由一位在乌克兰见证了5000名犹太人被集体屠杀的德国工程师撰写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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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从卡车上下来，有男人、女人、小孩，各种年龄的人都有，一个手拿马鞭（也许是狗鞭子）的党卫军命令他们脱去衣服，把鞋子、外衣、内衣分开放好。我看到大约有800到1000双鞋子，还有大堆大堆的内衣和外套。那些赤身露体的人们一家一家地站在一起，既没有人叫喊，也没有人哭泣，只是彼此亲吻告别，等着下一个党卫军的命令……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妇人怀里抱着一个1岁的孩子，在唱着歌逗他开心。那孩子高兴地叫着。旁边一对夫妇噙着眼泪看着这一幕。父亲手里牵着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轻声地和他说着话。那男孩在尽量控制着不哭。父亲用手指着天空，抚摸着男孩的头，像是在给他解释着什么。就在那一刻，站在路沟旁边的党卫军喊了一句什么……我走过那个大大的土堆，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坟墓。里面人彼此压在一起，只看得见他们的头部。几乎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枪眼，血一直流到了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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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艾伯特·斯匹尔没有被判处绞刑，而是被判20年监禁。法庭认为斯匹尔为反抗希特勒的“销毁”政策做出的努力使他的罪行有所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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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狱期间，艾伯特·斯匹尔也曾尝试着寻求心灵的慰藉。他读完了卡尔·巴特（Karl Barth）写的长达9000页的《教会教义学》。他还和监狱牧师乔治·卡萨利斯成了密友。1966年出狱之后，他定期去本笃会玛丽亚·拉赫修道院，并在那里找了一位宗教顾问。然而斯匹尔咨询过的所有人都没能帮助他寻见上帝、赦免甚至是真实的悔改。斯匹尔后来说，如果他可以从头再活一次，如果又遇到同样的环境，他并不知道自己要怎样才能避免做和以前相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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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承认历史真相和认识到个人的道德罪行之间却有着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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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会对斯匹尔从未真正悔改过的说法提出异议，因为无论是在他那本名为《第三帝国和史潘道的内幕：秘密日记》的书中，还是在数百次的采访中，斯匹尔都毫无保留地承认了纳粹政权所犯下的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而他也因此被称为“忏悔的巨人”。然而，承认历史真相和认识到个人的道德罪行之间却有着明显区别。斯匹尔的传记作家之一约阿希姆·费斯特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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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像是一个盲点。他以一个罪人的卑下姿态辛勤地工作，不断地重复着那些公式化的套语。然而有时他就像是一个提线木偶。面对控诉人高声证实的那些重大历史性事件，他表现出的并不是一种全无骄傲的谦卑姿态。对于他所触犯的最基本的人类标准，和为什么他会犯下那些罪行，以及什么力量可以使他在那个时代出污泥而不染，斯匹尔有的仅仅只是一点肤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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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命中的弱点归根结底是因为生命的灵性维度对他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完全不能解释自己为什么应该遵守那些道德诫命或把它们看成是普世性的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确是一个“不完整的人”，尽管有着惊人的天赋，却缺少了那使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一项最重要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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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斯匹尔在史潘道监狱里的“徒步旅行”和他作为纳粹政权魁首的人生轨迹如出一辙——都是与现实之间的可怕隔离。然而，无论是有形的法律，还是人心中的道德诫命都是以现实为最根本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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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匹尔却从未正视过现实。按传记作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话说，他根本没有能力那样做。然而他的确拥有足够的良知，使得他能够在法庭上承认被记录下来的纳粹恐怖行径，以及去反对希特勒的“销毁”政策。道德律的现实性似乎已经升至斯匹尔可以窥及的地平线，然而却未能触及他的内心。直到最后他还是继续着他的想像之旅，那不切实际的想像更进一步地将他带入一个纯属幻想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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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的故事 16 活在真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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