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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在德国被合法化不久，一个专门负责杀害小孩子的机构就浮出了水面，该机构的正式名称是“针对因遗传和体质造成的严重疾病的科学方法委员会”。很快，一个精密复杂的系统被建立了起来，它负责用火车和汽车将那些“不符合社会要求”的小孩子从他们的家乡或是医疗机构转运至一个个名为“肃清机构”的地点。在那里，孩子们被要求脱去所有的衣服，换上纸质的衬衣，然后就被带进毒气室。孩子们死去之后，尸体立刻被运至焚化炉火化。据一位德国法学家说，当时人们每天都能看到从哈达马尔镇升起的焚化炉的滚滚浓烟。“肃清机构”里的工人们每天都会去当地的酒吧，一边酗酒，一边大言不惭地谈论他们每天在忙碌着的“事务”。当时人们普遍担心老年公寓也正被清空，老年人也遭到同样方式的“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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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说，希特勒毕竟只是历史上唯一的“恶魔化身”的特例。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负责执行希特勒所有命令的都是些受过高等教育，智力过人，而且在其他方面都显得道德高尚、正派的德国人。在那段时期，德国的医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医疗人员。他们是和身为6个孩子的父亲、热爱大自然的艾伯特·斯匹尔一样类型的人们。邪恶的势力最令人震惊的地方正是在于它经常以良善的化身出场，打着为某项高尚目标而战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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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会以为，我们可以对曾在德国实施的优生政策，或是如今在印度等国屡屡发生的杀婴事件以及因性别歧视而导致的堕胎大加评论，而我们美国人可以轻松地置身事外。然而事实却是，彼得·辛格的功利主义论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我们这个国家的医疗保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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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要告诉大家的这件事也许会很快临到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事实上，它的影响将会波及美国和欧洲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如今，几乎每一对怀上孩子的年轻夫妇都会收到有关他们尚未出生的婴儿的医疗保健的若干信息。超声波诊断、羊水诊断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测试正在为父母们提供一个未出生孩子的越来越冗长的健康状况清单（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那张清单上的项目总数已达450多项）。医生们的担心是，不做那些检查会使自己因未能将婴儿的完整健康状况告知父母而遭到起诉。与此同时，许多尚未出生的婴儿则会面临被堕胎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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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设想一下，某位有孕在身的妇女和她的丈夫从医生那里回家后要面对怎样一种困境：他们刚刚被告知他们的孩子可能会有神经性损伤，那有可能会有多种表现，其中就包括自闭症。而医生已经问过他们是否希望打掉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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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你会怎么办？你会怎样思考自己的决定？如果保险公司告诉你，他们将不会为在产前检查中已经发现的并发症支付任何医疗费用，这又会对你的决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相关报道显示，如今90％的父母都已经面临是否打掉自己未出生的孩子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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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愿意让一个像马克斯那样的孩子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吗？如果不愿意，那又是为什么呢？如果孩子出生后一两天被发现有严重的残疾，医生又告诉你他们有“杀婴技术”供你选择，你又会怎么做？尽管马克斯所在的特教学校那种地方看上去值得人们称赞，但如果我们本可以省去那样的麻烦，又为什么要继续耗时耗力呢？诸如此类的功利主义声音如今正不时地在我们耳边回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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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还对马克斯这样的孩子表示接纳的人们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只能以投入产出分析的原则来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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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在今天的美国和西欧，很多生与死的选择已经完全由冷酷无情的金钱公式所决定。以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为例，在发现自己怀上三胞胎之后，艾米·理查兹最大的担心就是自己的生活方式会因此被彻底改变。她这样说到，“当我发现自己怀了三胞胎之后，我的感觉就像是，现在我必须从曼哈顿东村搬到斯塔岛，我永远也不能离开房子一步，必须得照看这些孩子。将来我只能在考思客连锁商店购物，在那里买大瓶大瓶的蛋黄酱。”所有这些“有损自尊”的事令理查兹无法忍受，于是，她最终决定打掉两个孩子，只保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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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英国民众吃惊地得知一个已超过24周大的未出生婴儿（婴儿此时已具备了脱离子宫后存活的能力）因为“严重残疾”在医院里被引产，而所谓的“严重残疾”，其实只不过是孩子有兔唇的现象。这件事已引起了英国国会的注意，自从1990年以来，在英国由于“严重残疾”被引产的婴儿数量已大大增加。由于英国法律没有对“严重残疾”作出明确定义，因此被发现有任何健康问题（哪怕只是兔唇）的婴儿在怀孕期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被合法引产。当然，“纯粹功利主义者”们甚至会认为区分胎儿的健康状况完全没有必要，为什么我们不能合法地打掉任何我们愿意打掉的胎儿？可怕的是，这样的讨论现在的确正在进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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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不仅仅只是所谓的“理性思辨”的问题，而是我们不得不与之抗争的非常个人的艰难抉择。当我站在马克斯的教室里面，用手抚过他每天坐的那张坑坑洼洼的课桌的时候，我的思绪很快就转到由辛格的思想推导而出的另一个念头：我们为什么要让那些生活悲惨的人们继续活着？为什么不让他们成为人体器官的捐献者，让另外某个人活下去？如果我们同意那样的想法，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干脆把那些生活悲惨的人们灭绝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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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正是席卷全球的有关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争论核心。胚胎终究也是一个生命体，如果我们能够合法毁掉一个“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将那些胚胎用来治疗那些最令美国人害怕的疾病？如果利用胚胎进行研究是合理的事，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那些反正都会被杀死的婴儿的身体器官？为什么要把它们浪费掉？难道我们这样做不是在“为最大数量的人们谋求最大福祉”吗？难道我们不是在“通过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而使人类幸福最大化”吗？所有这些正是与辛格的学说完全一致的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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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下去，界限会在哪里？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类似马克斯的学校那种地方会彻底消失，但谁会是下一个？是犯了死罪的犯人吗？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上诉程序，为什么要让那些死刑犯们待在死囚室里花纳税人的钱？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能做点什么，我们谁都不愿看到那些精神有缺陷的人们一年到头在大街上行乞，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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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73岁了，和约翰·亚列舒曼一样，我也很可能在某一天醒来时被告知我患上了肾衰竭。也许会有一位友善、满有爱心的医生对我说，“寇尔森先生，您真的希望自己每天早上醒来就被拴在这个恼人的玩意儿上吗？那些使用家用透析设备的人们通常会患上非常严重的感染。当然，你可以到附近的医疗中心做同样的透析，但那意味着您要每周去三次，每次在那里待上三个小时。那样的话，寇尔森先生，您的生活质量会迅速下降。我只是想告诉您，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处理这个问题。事实上，那只是止痛治疗的一种延伸性方案，只需要稍微多增加一些吗啡的剂量，您就会非常安详地睡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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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想一想医疗部门、家庭以及个人将要承受的巨大的社会压力。因着非凡的技术发明，医疗费用正在日益飞涨。有了各式各样机器的帮助，如果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可以做到，至少可以说我们很快就能实现让病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继续存活下去。然而，由此产生的高额费用又怎么办？普通家庭不可能承担那样的费用，而我们的医疗保险系统在几十年内就会彻底破产，唯有大幅增税才能让它继续维持下去。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是如此之剧，如今，4名从业者承担着1名患者的医疗费用。到2030年，这个数字就会急降至2.3名从业者承担1名患者的费用。我们真的能期望辛勤工作的中产美国人将来会愿意支付越来越高的税收，而只是为了让像我这样一个“生活质量”（请注意这个用词）正在下降的人继续活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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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压力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不仅仅只是在“协助自杀行为”合法化的荷兰和俄勒冈州，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所有医院每天都在面临同样的挑战。一种悄然出现的“无效治疗”学说给了安乐死一个更加委婉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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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真实的例子讲给大家。我的一位朋友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已经多年重病在床，生活也日益艰难。他偶尔也会有所好转，似乎重新获得了生活下去的动力，但他需要吸氧的频率还是日渐升高。在那期间，我曾经常去看望他。当他又一次因为严重发病而入院的时候，我接到电话通知，随即立刻赶到了医院。到那里时，我看到他的妻子正坐在他身边，为他读着《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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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得知他入院几天之后，我又接到电话，说他已经安详地在睡梦中去世了。然而，不久后我得知，我的那位朋友选择的是所谓的“美丽的死亡”。当亲朋好友到床边和他告别以后，一位医生给他注射了一剂过量的吗啡。他的心愿得到了满足。但那真的是一件“美丽”的事吗？那是安乐死，还是谋杀？谁有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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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一点：谁有权判定？如果你曾在一位重病患者的床边待过，你一定会了解病人的家庭所承受的压力，他们内心的痛苦，以及那些无休无止的守夜。人们心里很自然会出现有关花费的问题：“我们怎么才能支付所有这些花费？”看到自己心爱的人所承受的痛苦，亲人朋友们因为伤痛都已心力交瘁。这时，一位身着白大褂的医生出现了，俨然一副生命主宰的角色，一位天职就是帮助和治愈患者的专业人士。于是人们忙不迭地向他或她询问，面对这样一个可怕和痛苦的时刻，我们究竟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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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生存或是死亡成了医生们的主观判断，在某些情况下是由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以及医疗准则决定。但应该由谁来决定我们的伦理标准呢？如果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真理存在，那自然就没有真正的伦理标准，有的只是人们尝试运用的所谓合乎理性的审慎标准。于是，那些这个世界上“最善意”的医生们必须做出主观的判断。他们知道自己所在的医院为那些病人所承担的费用，也了解病人的痛苦，他们还被要求每天处理尽可能多的病例。置身于一个“生活质量”的方程式中，身着白大褂的医生就成了做出最终判决的上帝。然而，他们做出的判决却与上帝的心意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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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医生们的思考原则与彼得·辛格的观点极为相似。“如果某个人在健康时期没有说明自己的意见，”辛格说，“那么就应该由他的家人和一个伦理委员会来做出决定。如果家人希望结束一个有严重精神性损伤的人或是一个老年人的生命，而一位医生也证实那个人已无任何生活质量可言，也没有复原的机会，那么我认为给那个人注射毒针就是合法的。”这就是出自那位很多人眼中的“美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之口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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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都会认为类似“利用孩子的身体器官从事研究”、“安乐死”这一类的事情完全无法接受。但我们同时又不愿去面对我们正在以金钱为标尺衡量人的生命的现实。我们似乎不赞同功利主义，但我们好像又被迫面对需要应用功利主义的无奈。在那样的思维倾向中存在的极为严重的谬误已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深受其害。不知我们有否留意过那个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极其可怕的声音：“我也知道正确的是什么，但如果我落到那样的处境时能有一种使我脱身的办法，那自然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如果我也患上了阿尔茨海默氏症而又能被治愈，为什么要去管医疗研究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可怕的声音正在发挥的作用和历史上煽动起许多运动的口号一样，正在维持着整个毁灭性的系统继续向前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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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怎样回应辛格提出的那种极具诱惑力的逻辑？为残疾人士权利积极奔走的海丽叶·麦布莱·强森（Harriet McBryde Johnson）女士曾做过一次勇敢的尝试。彼得·辛格邀请天资出众的强森女士到普林斯顿大学的课堂上进行一次公开辩论，强森女士后来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描述了那次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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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森女士是一位患有严重肌肉萎缩症的律师，她将自己戏称为“被松软的皮袋子包着的一堆骨架”。到40岁的时候，几乎已经全身瘫痪的她体重仅仅只有70磅。她的脊椎变成了一个反向的“S”型。她坐着的时候需要让肋部靠在大腿上，而肘部则放在膝盖上。她已经非常习惯那样的姿势，并不觉得有任何不适。然而她的日常生活还是因此受到很多的限制。她的食物只限于浓汤、软面包以及易嚼的水果，如葡萄。无论是穿衣服、用便盆、洗澡，还是做使四肢保持弹性的早操，她都需要他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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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星期天，从位于南卡罗纳州的家中赶往新泽西州的那段旅程对她而言并不轻松。让一个完全依赖于轮椅的身体挪动地方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旅行途中，航空公司弄坏了她的电动轮椅。在做了一些临时性的应急措施之后，她很晚才抵达位于普林斯顿的宾馆，留给她的只有短短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第二天一早，护理人员帮助她做了两个小时的例行锻炼，然后她就坐着一辆借来的轮椅来到位于美丽的普林斯顿校园内的一座古旧的哥特式建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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