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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特里凡得琅的“文化转型”是我本应预料到，却又未能预料到的。2000年的一天，我在阿姆斯特丹向10000名福音派传道人进行演讲。我在演讲中提到了发生在特里凡得琅的故事。第二天上午我组织了研讨会，参加的人是在世界各地从事监狱工作的人们。在提问时间，一个深色皮肤、留着胡须、带着一脸灿烂笑容的男子站起身来给大家分享了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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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男子名叫雷尼·乔治，当他告诉大家他就是那天在特里凡得琅聚会中的一员的时候，我感到震惊不已。他介绍说那天听到的话语和经历到的事情令自己非常吃惊。那天过后，犯人们一连好几个星期一直都在谈论，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基督徒。聚会当天，雷尼并没有成为一名基督徒，但监狱团契随后进行的一系列事奉活动最终使他接受了基督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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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尼在监狱中服了14年刑期。出狱之后，他和自己的孩子们成了被印度社会拒之门外的对象。雷尼和监狱团契的工作人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最终和妻子蒂娜一起在班加罗尔开办了“亲爱宝贝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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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尼和妻子负责的“亲爱宝贝之家”隶属于一个由印度监狱团契负责人Kunjumon Chacko在1985年创办的五所监狱团契“亲爱宝贝之家”组成的网络。由于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缘故，父母们都不会愿意让自己的小孩和犯人的小孩一起上学，认为犯人们的孩子只配在大街上游荡。监狱团契的“亲爱宝贝之家”为孩子们提供小学教育、《圣经》学习，并且为大一些的孩子提供职业培训，把那些孩子们从被抛弃的命运中挽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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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雷尼·乔治在国际监狱团契在多伦多举行的年会上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介绍说自己仍然受到印度社会的排斥，由于政府官员和商人常常拒绝和他打交道，使得他在“亲爱宝贝之家”的工作困难重重。但他和蒂娜仍然承担了照顾47名孩子的工作，包括为工作筹集必需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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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年会过后不久，雷尼被任命为印度监狱团契的总负责人，负责督导整个“亲爱宝贝之家”网络的工作，并监督印度全国的监狱事奉工作。雷尼不仅自己活出了我在特里凡得琅的演讲中提到的更新的生命所给予我们的希望，还帮助他人经历到同样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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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信仰和真理被传扬开的地方都会发生类似的果效：首先是某个人寻见了希望，然后就向身边的人分享，最终为整个社区带来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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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信仰和真理被传扬开的地方都会发生类似的果效：首先是某个人寻见了希望，然后就向身边的人分享，最终为整个社区带来了改变。如果你想对此有切身的感受，你可以去询问那些成千上万名在雷尼·乔治的“亲爱宝贝之家”中长大的孩子们，你还可以去拜访一下他们所在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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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饶恕以及与上帝和好，这些都是美满人生的核心要素。它们是医治破碎关系的良方。它们使我们得以与他人和睦相处，并且能够在失败之后重新站立起来。耶稣要我们尽心、尽意、尽性爱我们的上帝，并且要爱人如己。他要求我们把从上帝那里获得的爱给予出去。实践这样的要求不仅能够改变个人，还会使文化得到更新。欧尼斯特·戈登的经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二战中几名愿意为彼此舍命的英国士兵使“死亡铁路”旁的集中营转变成为一处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和文化气息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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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明史的进程当中，类似雷尼·乔治和欧尼斯特·戈登的例子已经无数次地重复发生。《为了上帝的荣耀》的作者罗德尼·斯达克认为，如果不参考基督教神学，人们就无法真正理解西方文明的进程。斯达克指出，在西方社会的科学进步和废除奴隶制的过程中，相信一位提出道德要求并将在来生施行审判的上帝存在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西方文明实际上就是上帝的恩赐，”斯达克总结时这样说。基督信仰的更新力量即为真理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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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比较的第二项重要内容是对“人类自由”的保护。应该说，基督信仰的世界观为人类自由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因为基督信仰坚持每个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因此天生就拥有人性的尊严。这项基本信仰使我们这个国家的奠基者们在《独立宣言》中写下了这样的内容：“我们坚持相信所有这些不言自明的真理，所有的人类都生来平等，并且被创造主赋予了不允许被剥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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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同样需要记住的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类同样拥有自由意志。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有所提及，上帝同时也通过良心和道德律为自由意志的使用提供指导原则。这样的指导原则使公民自由得到了保护，倡导自由选择和自愿约束。历史学家艾克顿爵士对基督教世界观对自由的保护做了精彩的阐述：“所谓自由……实为最高的政治目标。”接下来他又说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获得真正的自由。同时这也就带出并强调了责任的观念。如果人们不是因为责任感而要求自己行为正直，那他们一定是因为惧怕才那样做。人们越多被惧怕捆绑，就越不可能获得自由。反之，责任感的力量越大，自由的程度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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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着这样的原因，根基最为牢固的民主自由总是会出现在受基督教信仰影响的文化当中。其中尤为明显的例子就是英国和美国的成功，这两个国家就如自由的灯塔，见证着信仰中对自由的理解的确与实存相符。没有哪个故意漠视事实的政府会长期存续下去，纳粹德国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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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世界观的第三项重要内容是它与人生幸福之间的关联。除了提供更新个人生命和文化的希望，保护个人自由和尊严，基督信仰为人生幸福提供了最稳固的根基，当然，前提是我们对“幸福”这个词有着正确的理解。你也许还记得我们曾提到过古人对“幸福”的理解。希腊文“eudaimonia”指有意义的、高洁的人生，也就是扎根于真理的人生。当美国的奠基者们指出自由和追求幸福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时候，他们所提出的其实就是幸福和美满人生的概念。他们并不是把“幸福”这个词想像成为一种快乐至上的享乐主义的生活，他们清楚地知道，快乐至上主义——派对的人生——只会损毁人性和真正意义的自由。为享乐而追求享乐最终只会导致痛苦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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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意义上的幸福概念（同时也是基督信仰的观念）其实是一种与今天人们的理解大相径庭的观念。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魔咒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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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精神病学教授阿曼德·尼科利写过一本名为《上帝之问》的书（目前该书已被改编为一套PBS电视台的获奖纪录片），他在书中将弗洛伊德和鲁益师的观点进行了比较。这两位人物代表了有关人类幸福本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弗洛伊德赞成“快乐原则”，而鲁益师则是致力于传授建基于上帝之爱的德行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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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认为人生的主要目标就是“变得快乐并保持那样的状态”，他认为人生幸福与快乐的经历息息相关，尤其是由性经验所带来的快乐。他说，“从生命的最初开始，快乐原则就主导着人们的精神状态。”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出现心理失调、不开心等状况，是因为社会传统妨碍我们去做那些能够真正使我们快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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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打破所有的社会习俗，我们就能找到真正的幸福。我们通常却不那样做，罪恶感随之产生（就连他也承认罪恶感是一种普遍意义的存在）。经过清醒的思考，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观点所导致的困境。如果我们可以占有每个我们看中的女性，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对此弗洛伊德本人也无法做出任何解释。他不得不回避那样的问题，他自己也意识到个人的欲望必须与社会利益保持平衡。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悲剧性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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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承认，快乐转眼就会消逝，最终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正因为如此，弗洛伊德的世界观才会显得那样绝望，而他本人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的都是一种“并不快乐”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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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瞧不起宗教信仰，认为那样的事不符合科学和理性，仅仅只是“为了满足愿望”，期望“通过扭曲事实而获得幸福的确据”。然而，尼科利却指出，弗洛伊德曾经承认有宗教信仰的人们的确在那样的“扭曲”中找到了快乐，并且当人们发现自己有能力遵守道德律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就会非常畅快。而弗洛伊德则认为道德律不过是一种虚构出来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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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弗洛伊德相反的是，鲁益师则认为人类生命中的悲剧并不是来自个人对快乐的欲望与社会和谐直接的冲突，而主要是来自不道德或错误的选择，是我们的自由意志被误用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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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不是说，为了避免那样的悲剧，我们应该放弃自由意志？当然不是。如果真如鲁益师所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要和我们的创造主建立起一种爱的关系，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自由意志，爱才成为可能，进而生命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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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益师认为真正的幸福存在于关系之中，而不仅仅限于满足我们自我的欲望。至少对于我自己的生命经历而言，鲁益师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在和上帝、妻子、孩子、孙儿、同事、朋友的爱的关系中，我找到了最持久的满足和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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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经历的“监狱灵程”中，出现过一次特别时刻，给我带来了真正的幸福感。那是1975年1月的时候，由于得知父亲的死讯，以及上大学的小儿子染上了大麻瘾，我的心情极度沮丧。其他因“水门事件”而被法官约翰·西瑞卡判刑人狱的人都已相继出狱。只有我是被看上去极其强硬的法官杰拉尔德·格塞尔判的刑。我觉得自己好像被人抛弃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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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奎益（Al Quie）当时是国会的一名资深议员，后来他成了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在我成为基督徒以后，他是一个帮助我的祷告小组中的成员之一。一天，艾尔打电话给我说他想去见典狱长，他想去询问是否他可以代替我服剩下的刑期，这样我就可以被释放回到家人身边。我在《重生》中讲述了这件事的经过。我和艾尔·奎益通话后的第五天，格塞尔法官将我的刑期减至我已经服过的刑期，于是我被提前释放了。然而，在那之前，在奎益给我打过电话以后，我其实已经获得了自由。一个人愿意为他的弟兄舍命，爱没有大过这个的。从那时起，艾尔和我就成了生死之交的伙伴。真正的幸福就存在于那样的关系之中。鲁益师几乎在每个方面都和弗洛伊德的思想格格不入。他提出我们可以在和上帝的关系中经历到最大的幸福感，同时鲁益师提醒我们永远都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变得完全的快乐。我们总是会想望更多，想望那些超越今生的事物。鲁益师认为这样的现象预示着的确存在一处更加美好的地方——天堂。鲁益师将它描述为“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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