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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时期，我们对于既有社会价值观的积极态度是使我们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必要前提。所有社会性动物都有这样的本能。所以你很少见到小孩就迷茫的，他们也许会调皮，会不听话，但这可能是为了获得关注，跟年轻人的迷茫完全不一样，因为孩童并没有挑战既定社会价值观的自觉意识。可是，这种童年时期的本能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就会有一个很可怕的后果，那就是整个社会的开放性大大降低。极端些讲，我们会变成一个像大猩猩那样服从权威，秩序井然，却没有变化和发展的动物种群。所以在青春期，我们必须经历一次“精神上的呕吐”，把那些过去不假思索接受下来的价值观当成可疑的东西加以排斥，而这种精神呕吐的结果，就是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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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可能还是奇怪：按理说，每一代的年轻人都会经历一个迷茫阶段，为什么这种青春期迷茫的现象就算追溯到歌德，也只是近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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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不是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会迷茫。因为不是每个时代都需要“迷茫”所带来的质疑、反思和开放。在人类历史上的很多时期里，僵化、封闭等相对保守的特质曾承担过族群保护伞的功用，我们如今所推崇的“开放性”在很多时候会给社群带来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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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心理学认为，人格开放性的高低与所处的人类社群的早期文化交流有关。开放性高的群体对外来的人和文化更加包容，能获得更多的资源与技术，但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外来疾病的入侵。而开放性低的群体则更能维护自己群体的安全，但是也比较难取得文化和技术的发展。有一项统计了70多个国家历史上传染病严重程度的大型研究表明，那些受到疟疾、血吸虫、肺结核、登革热等严重传染病威胁程度较高的地区，人们的开放性较低，也就是非常保守、十分守序，很不“迷茫”。同样，使用数学方法去模拟不同疾病感染率下的人格演化过程，也证明了当疾病感染率高时，开放性高的人在人群中的比例会逐代下降。因为这些社会必须主动压缩开放性，才能自保。也正因如此，青春期特有的迷茫到了技术和社会制度都得到长足发展的“今天”，才能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迷茫的流行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具备了承担风险的能力，我们的年轻人也做好了身心准备，去成为更灵活、更开放、更具可能性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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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说，年轻人如果不迷茫，社会便会逐渐丧失活力。历史上就有这方面的教材，而且并不远。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对战火越来越恐惧，不仅开始羡慕威权，也对美国青年一直以来的迷茫和颓废开始了抨击。曾写过《夏洛特的网》的美国作家怀特（E. B. White）就曾吐槽，说有美国同胞居然对他讲：“纪录片里那些年轻的德国士兵，脸蛋多么俊朗、神情多么坚定、态度多么积极！而我们美国的年轻人，只知道整天看电影玩音乐，简直一塌糊涂。”怀特认为，这种言论简直耸人听闻，年轻人如果没有迷茫、探索和叛逆的权利，那么“稳步进军的独裁者，将会在我国海岸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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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迷茫也许看起来很糟，甚至会让“某些人”觉得不舒服，但从社会角度来说，它是我们对抗认知闭合、保持文化开放性的重要力量。从个人角度说，青春时期的烦恼和迷茫，是心理发育的必经阶段。经过儿童期的建构、青春期的解构，我们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形成价值观，成为平衡开放性与保守性的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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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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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问：迷茫是一种“精神呕吐”，它帮我们把那些过去不假思索接受下来的价值观都加以质疑和排斥，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更灵活、开放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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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问：解决你的7种人生焦虑 第四节 人为什么必须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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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苦着脸的人一定会时常被人问起——为什么你就是没法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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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否开口回应，这类人心底一定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快乐？很多人以为，不快乐一定是因为有什么糟糕的事发生。但真正的不快乐是对享乐本身都提不起精神，觉得快乐本身也没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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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一定程度上，“快乐”本身的确没什么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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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界有个很经典的问题：你到底是愿意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还是愿意做一只快乐的猪。对此，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给出的答案是做痛苦的哲学家。因为哲学家所拥有的全面、深入的思考能力，其本身就是一种更高级、更透彻的愉悦，比起猪的混吃等死，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在这里，穆勒提出了一个重要观念，那就是幸福是有不同层级的。在这些层级里，猪能得到的那种动物性的“快乐”级别很低，不要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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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不待见快乐，科学家也不遑多让。1993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两位年轻学者在实验中发现，某只实验鼠似乎很“喜欢”被电击大脑中的特定区域。他们认为这很有可能就是产生快乐的区域。他们把实验鼠转移到一个叫“斯金纳箱”的箱子中，里面有一个杠杆，按压杠杆可以触发实验鼠脑中植入的电极片放电。然后，他们观察到了神奇的一幕——有的老鼠会一直按压杠杆而忘记进食，还有母鼠因为按压杠杆而将刚出生不久的小鼠遗忘在一旁，甚至有老鼠会快速按压杠杆直至死亡。后来，他们把杠杆放到了一张平铺的电网两边，让实验鼠必须在通电的电网上跑来跑去才能压按杠杆，结果，实验鼠宁愿爪子烧焦也要继续在电网上跑来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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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看似发现了动物大脑的“快乐中枢”，但是，什么样的“极乐”才能让实验鼠愿意忍受爪子被烧焦的痛苦和冒丧失生命的危险呢？研究者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后来科学家发现，让实验鼠“欲罢不能”的这块大脑区域，并非“快乐”的源泉，而是“奖励中枢”。奖励中枢的激活和一种叫作多巴胺的物质有关。这种物质也成为了人们最早关注的“快乐物质”。但2001年，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布莱恩·克努森（Brian Knutson）指出，多巴胺会促使人们对快乐产生“期待”，并积极行动起来争取快乐，但多巴胺并不能直接让人感觉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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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会问，这有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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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比方，公司颁布了一项规则，说会给工作努力表现优异的员工发奖金，于是你便对这奖励产生了“期待”，积极工作、早出晚归，企图争取到这份奖励。但在这个过程中，你并没有真的得到奖励，鼓励你辛勤工作的，是你对奖励的“期待”。此时你快乐吗？很难说，因为你的奖励还未真正实现。但是，也很难说你不快乐，毕竟你“预期”会得到这份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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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里，如果把奖金换成类似“梦想”“期权”“财富自由”等更遥远的事物，然后鼓励你加班熬夜——你会不会感觉自己和那只在爪子烧焦了也要跑来跑去的实验鼠有点儿像？利用人脑奖励中枢来驱动行为的“制度”设计比比皆是，大到期权奖金，小到让你刷手机刷个不停的社交媒体和游戏，都是通过制造“期待”，忽悠你“积极行动、争取奖励”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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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哲学家质疑快乐时，你感觉快乐的确没什么了不起。而当科学家破解了快乐时，你会发现你以为的快乐，比方说有前景的工作、能放松的娱乐、正能量的话语等等，压根不是快乐，只是对快乐的“期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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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老老实实地不快乐就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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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理解快乐的本质，才能让我们不被“人必须快乐”的追求所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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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哲学早就对什么是人应该拥有的“好的生活”进行了辨析——追求快乐还是追求意义，一直是不同人生观的选择。观点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享乐主义和德性论。享乐主义的思想源于古希腊昔勒尼学派的亚里斯提卜（Aristippos），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体验最大程度的快乐，人生的幸福就是一个人所有时刻快乐的总和。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认为，幸福就是一个人所有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在现代心理学中，持类似观点的人认为，幸福就是一个人积极情感体验的总和减去消极情感的总和所得到的差值。简单说来，就是快乐的体验比不快乐要多。而德性论者对幸福的定义要更加复杂，他们认为，享乐主义是动物趋利避害的本能，就像快乐的猪那样。而人类的幸福，应该是超出这种本能的、更高级的心理机能。心理学家理查德·瑞安（Richard Ryan）和爱德华·德西（Edward Deci）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人类幸福的三种基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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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胜任的需要，即我是否有足够的能力；（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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