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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将在自己脑海里涂写的人想成一位戏剧作家、影视编剧或者捉刀人，这都不要紧。这人也许是位女士，也可能是男的，这取决于你本人是男是女（在文章里我将交替使用他/她）。他/她也可能是变性人、有易装癖的故事作者。想一想简·莫里斯或者珍妮·莫克，只不过身型尺寸要比她们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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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人有怎样的外表或者怪癖也完全无所谓。作家有举止怪异的特权。你的这位故事作者，可能像歌德一样古怪，每当坐下来写作时就渴望腐烂苹果的气味，并真的在写字台的掀板下面存放几个，任由它们腐烂。威斯坦·奥登写作时不断地狂饮茶水。詹姆斯·乔伊斯在废旧硬纸板上用蜡笔写作。真是形形色色、千奇百怪。不过，还是有些作家可以归为同一种类型，他们“始终摆动在自我怀疑与轻度偏执之间，或者是在对立的自负与自怜的情绪中”，朱利安·巴恩斯在《文学的创作》（Literary Executions）一文里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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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到你们有些人可能不喜欢“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这种想法。我们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家里住着客人，就这样；也有人会和“创作型”的人相处不来。若要对你“楼上”这位涂涂写写的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你可以将他/她想象成一位在办公场合能够帮你掌控自我的人。她是你——手里拿着一支笔——的首席主观幸福官（Chie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ficer）。但无论你把她想象成放浪形骸之人还是首席主观幸福官，你人生故事的书写都是由这个人开启和结束的。通过将你的记忆整理成篇章，她能让你的人生看起来条理清楚、充满意义。当然，也可能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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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仍表示怀疑。在这种狭窄到可笑的地方，谁能完成任何事情呢？这不是问题。比如扎迪·史密斯就偏爱窗帘紧闭、密不透光的小房间，相比起来，大脑的沟回可能还更适于居住呢，你们不这样觉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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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中间肯定有人还不相信。你可能在想，嗯，这个人可能真的在一个古老的乡村墓地里度过了一些日子，但也就那样了。并没有什么阁楼上的故事作者。也没有艾伦办公椅，没有笔记本电脑，没有抽屉里装着烂苹果的凌乱书桌，没有盛着可能是伏特加酒的马克杯，没有塞满旧烟头的烟灰缸，也没有放着你三岁照片或者戴着大卫·克洛科特帽子照片的相框；或者穿着芭蕾舞短裙，或者戴着大卫·克洛科特帽子又穿着芭蕾舞短裙——假设这个常驻的故事作者取向比较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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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认为，“故事作者”只是个思虑不周的比喻，讲的也并非多么奇异的事情。你认为我们的故事进行下去以后，我会将她从书里砍掉。你只说对了一半。这个涂涂写写的人确实是个比喻，但她这个比喻不会被砍掉。无论在生活里还是在故事里，比喻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比喻，”如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所言，“是不能被轻视的。一个比喻就可能孕育出爱情。”若一个比喻能有这样的作用，那么它就可以决定我们的人生故事如何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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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某天晚上翻阅一本旧的《巴黎评论》采访集平装书时，开始想到涂写的人这件事的。有人问马丁·艾米斯这位英国文学界曾经的坏小子、现在喜欢沉思的中年父亲，他是否认为“自我 与自信”对一位作者而言很重要（请不要翻白眼，谢谢）。“若我明天死去，”艾米斯回答道，“至少我的孩子们……会清楚地了解我曾经是什么样子，我的思想是什么，因为他们可以读我写的书。因此，在作品中可能存在一种存续不朽的追求，哪怕仅仅是为了你的孩子们。即使他们忘记了你的样子，也永远不会说不了解自己的父亲曾经是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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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写就的故事在他人的生命中存活、延续，因此作者本人也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着，这个想法让我很感兴趣。我想，我们其他人呢？打从记事儿起，我们就在累积自己的内在故事。我们究竟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不假思索地将事件和关系分配到不同的章节，提出这件或那件事情发生的原因，将某件事标记为“转折点”，为走进和经历了我们生命中的角色分配动机？是像艾米斯说的，为自己和他人展示真实的自我？我们是这样让自己的形象变得鲜活吗？是否存在着某种“运转着的不朽准则”，就像艾米斯说的那样？这时我忽然想到了，我们内心都有一个小小的“故事作者”，一个更小号的马丁·艾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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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去谷歌搜索，看能否将之推进一步。我试着搜索了“人生故事”“不朽”“遗产”。这种杂乱的搜索最终让我看到了YouTube网站上的一段视频，里面是一位孩子气的教授和他关于新书的一段演讲，那本书叫《乔治·W.布什和救赎梦——心理侧写》（George W. Bush and the Redemptive Dream：A Psychological Portrait）。介绍演讲者的教授表示，这是一系列相同主题演讲的一部分。此系列是关于如何“构建个人身份”以在生活中找到某些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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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小布什的心理传记不是本故事的中心，我将略过演讲的细节。但作为旁注知晓这些，再去想想布什那位“楼上的故事作者”怎么去写这位主人便很有趣了。每当被问及灾难般的伊拉克战争，布什总会说，他所留下的是非功过自己说了不算，这是未来历史学家的工作，决策者将由他人来评断。然后当布什离开白宫后，被问及为什么画一幅自己刮胡子、洗澡的画时，他说因为他想“留下点儿什么”。世上确实有一种运转着的不朽准则。如果他的画发挥了作用，那任务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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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的演讲者丹·麦克亚当斯讲得很有吸引力，对于布什的自我粉饰提出了尖锐的见解，所以我用谷歌搜索了这个人，结果发现他是西北大学一个名为“富利生活研究中心”的机构的负责人，跟我们在芝加哥的公寓在同一条路上。他是一位颇受赞誉的叙事心理学家，或者叫“人格学家”（personologist），此专业术语我之前从未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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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订购了几本麦克亚当斯的书。书中他描述了一种称为“身份的人生故事模型理论”（a life-story model of identity）的观点，而抛开书中的学术用语不谈，这看起来正好是我在寻找的东西。这个模型记叙了一个故事——人们是怎样从青春期开始认为自己的生活是不断进化的。这个记叙故事让我们将“重构的过去”——即记忆中的事情——不管它是否准确——跟“想象的未来”连接起来。举例说，麦克亚当斯观察到，“救赎”是很多美国人个人神话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白手起家、东山再起、实现内心向往的自我。拿起一张报纸或一本杂志或最近流行的自传，去 People.com[1]或其他名人网站看看，打开真人秀节目或者黛安·索耶[2]特别节目，或者就是早晨睁开眼，你都会看到大量高调的救赎故事：政客、运动员、影星、沉沦太久想要重新振作的绝望主妇。比如莫尼卡·莱温斯基，她现在正在进行连年的、全国性的救赎之旅。首先是2014年她在《名利场》杂志上的个人忏悔（《羞愧与生存》）；接着她进行了TED演讲（《羞愧的代价》）；此刻莱温斯基在全国参加反欺凌专题研讨会的视频没准就在你附近的场所播放着。如今这是她的人生故事的立足点，她也将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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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主题是“瞧，我走了多远”，或者“我希望离开这个世界时让它变得比现在更美好”，或者“我想让自己隐藏的才能得到更好的开发”，或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不管故事的副歌部分是什么，麦克亚当斯说，我们创造的关于自己的故事，类似于一部“个人神话”。我们通过自己的个人神话来了解我们自身。神话里指出了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和最终想要到达的地方。不管故事条理清楚连贯还是混乱不堪，每个人的神话都与他人的截然不同，尽管有可能出现同样的主题。麦克亚当斯说，他儿时个人神话里的愿望是成为职业棒球联盟芝加哥小熊队的游击手，而我想成为费城人队的二垒手。很明显，他个人神话里的人比我神话里的人臂膀要粗壮。但我们最终都没有进入美国职棒联盟，所以现在我们有了截然不同的个人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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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自己关于每个人脑海里都住着一位故事作者来创造个人神话的这个观点会得到可靠的支持，因此我给麦克亚当斯写了封电子邮件，问他能否见面。我说自己在写一本书，有一个不成形（我当时可能写的是“在形成阶段”）的构想，但看起来跟他的研究相吻合。他非常慷慨地答应与我在西北大学校园对面的皮特咖啡馆会面。我们在那里就叙事心理学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跟我介绍了他早期所受的影响，描述了他跟学生正在做的研究。研究涉及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需要采访别人的人生故事是如何展开的。我们告别前，他对我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建议。他的那些书证明，我关于脑海里故事作者的想法并不像听起来那么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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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人的生活故事或者说个人神话是在持续变化的。故事总会演变，所以你跟我都属于“半成品”。当个半成品并不容易，这可能会让人气馁，特别在人到中年的时候。“通往地狱的道路铺满了半成品。”菲利普·罗斯[3]这样说，因此他拒绝为《纽约时报》写他当时还未完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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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没有个人神话，我们将迷失在时空之中，谁又想要那样呢？心理学家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来就有一个“叙述性的思想”，这让我很庆幸（叙述性思想、脑海里楼上的故事作者，你想怎么称呼都行）。个人故事是将曾经的自己、现在的自己和将来想成为的自己连接起来的媒介。一位学者曾经说，“我是谁”这个问题是以“我将成为谁”为先决条件的。真正的作家已 经关注这个观点很久了。“我们的存在不是由现存的东西，而是由尚未发生的东西组成的。”西班牙评论家奥尔特加·加赛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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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写自己的生活故事，让我们可以将零散的事件变成有开头、过程和结尾的整体，唐纳德·波金霍恩如是说，他是这个领域里的头面人物。故事的顺序极其重要。当故事——电影、书、戏剧、人生故事等——缺少清晰可辨的开头、过程和结尾，我们会牢骚不满、困惑不解。故事也会变得不连贯或者缺少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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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故事讲述与写作的能力是最基本的。故事“使我们成而为人”，我多次读到这样的说法。到现在，我已经数不过来碰到过多少让我们成而为人的东西了。了解人们终将死亡，会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曾经也有人说，烹饪让我们成为人，虽然近期有研究发现，假如黑猩猩认为会有煮熟的红薯片端过来，可能会暂缓吃手里那些生红薯片。但是说故事让我们成人确实是有道理的。“我们的生命永不止息地被……我们梦想的、想象的或想公之于众的……故事……缠绕交织在一起，”波金霍恩写道，“所有这些故事在我们的生命故事中被改编，在生命故事中，我们以插曲般的，有时候是半意识的、基本不间断的独白对自己讲述着。”而这是关于脑海里的故事作者要做的事情的完美的、也许有点太复杂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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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细读的书本和论文里并没有任何信息讲到，有位蓄着胡须、独坐脑海内室、戴着角质眼镜和腕关节支架的人存在。 当然这些书里也没说他不存在。研究人生故事的学者承认他们并未获得所有的答案。也许他们应该跟真正的作者多花些时间聊聊，这些作者总是引用诗句，来说明生活是一个硕大、丰满、偶尔刺激、时常乏味、不易预见、偶尔有些意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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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怎么能活着而没有故事可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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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巴恩斯在他的小说《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里说：“我们多么频繁地在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我们多么经常地调整、润色、用心删减故事内容？我们活得越长，就越少有人来质疑我们的描述，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而仅仅是我们讲述的关于生活的故事。这些故事我们讲给别人听，但——更主要是——讲给自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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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考一下琼·迪迪翁在《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里说的，这本书是在她结婚40年的丈夫约翰·格里高尔去世后写作的——她不得不写。她说：“这（本书）是我试图理解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几周甚至几个月里，那打破了我固有看法的一段时间，关于死亡，关于疾病，关于可能性和运气，关于好运和厄运，关于婚姻、孩子和记忆，关于悲痛，关于人们是否会面对或以何种方式面对生命即将终结的事实，关于理智的浅薄看法，关于生命本身。”为了理解这些深不可测的东西，迪迪翁说，她不得不写一版关于自己的、尚未写成的人生故事。几年前，她出版了一本作品集，名为《为了活着，我们在给自己讲故事》（We Tell Ourselves Stories in Order to Live）。它讲的是：我的生命，迪迪翁的生命，任何人的生命，只有当我们的故事作者将隐藏在楼上的零碎边角料巧妙地转换成叙述性文章的时候，才会感到有点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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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人物》杂志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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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黛安·索耶，美国广播公司（ABC）著名电视新闻记者、当家女主播。这里是指她在ABC联合主持的《黄金时间直播》节目，每周一小时，由重要人物专访、突发性新闻报道、讨论问题等内容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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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菲利普·罗斯，犹太裔美国作家，1997年因《美国牧歌》获得普利策奖，1998年在白宫获颁美国国家艺术勋章，2002年荣获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最高奖项小说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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