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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的演讲者丹·麦克亚当斯讲得很有吸引力，对于布什的自我粉饰提出了尖锐的见解，所以我用谷歌搜索了这个人，结果发现他是西北大学一个名为“富利生活研究中心”的机构的负责人，跟我们在芝加哥的公寓在同一条路上。他是一位颇受赞誉的叙事心理学家，或者叫“人格学家”（personologist），此专业术语我之前从未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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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订购了几本麦克亚当斯的书。书中他描述了一种称为“身份的人生故事模型理论”（a life-story model of identity）的观点，而抛开书中的学术用语不谈，这看起来正好是我在寻找的东西。这个模型记叙了一个故事——人们是怎样从青春期开始认为自己的生活是不断进化的。这个记叙故事让我们将“重构的过去”——即记忆中的事情——不管它是否准确——跟“想象的未来”连接起来。举例说，麦克亚当斯观察到，“救赎”是很多美国人个人神话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白手起家、东山再起、实现内心向往的自我。拿起一张报纸或一本杂志或最近流行的自传，去 People.com[1]或其他名人网站看看，打开真人秀节目或者黛安·索耶[2]特别节目，或者就是早晨睁开眼，你都会看到大量高调的救赎故事：政客、运动员、影星、沉沦太久想要重新振作的绝望主妇。比如莫尼卡·莱温斯基，她现在正在进行连年的、全国性的救赎之旅。首先是2014年她在《名利场》杂志上的个人忏悔（《羞愧与生存》）；接着她进行了TED演讲（《羞愧的代价》）；此刻莱温斯基在全国参加反欺凌专题研讨会的视频没准就在你附近的场所播放着。如今这是她的人生故事的立足点，她也将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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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主题是“瞧，我走了多远”，或者“我希望离开这个世界时让它变得比现在更美好”，或者“我想让自己隐藏的才能得到更好的开发”，或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不管故事的副歌部分是什么，麦克亚当斯说，我们创造的关于自己的故事，类似于一部“个人神话”。我们通过自己的个人神话来了解我们自身。神话里指出了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和最终想要到达的地方。不管故事条理清楚连贯还是混乱不堪，每个人的神话都与他人的截然不同，尽管有可能出现同样的主题。麦克亚当斯说，他儿时个人神话里的愿望是成为职业棒球联盟芝加哥小熊队的游击手，而我想成为费城人队的二垒手。很明显，他个人神话里的人比我神话里的人臂膀要粗壮。但我们最终都没有进入美国职棒联盟，所以现在我们有了截然不同的个人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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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自己关于每个人脑海里都住着一位故事作者来创造个人神话的这个观点会得到可靠的支持，因此我给麦克亚当斯写了封电子邮件，问他能否见面。我说自己在写一本书，有一个不成形（我当时可能写的是“在形成阶段”）的构想，但看起来跟他的研究相吻合。他非常慷慨地答应与我在西北大学校园对面的皮特咖啡馆会面。我们在那里就叙事心理学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跟我介绍了他早期所受的影响，描述了他跟学生正在做的研究。研究涉及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需要采访别人的人生故事是如何展开的。我们告别前，他对我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建议。他的那些书证明，我关于脑海里故事作者的想法并不像听起来那么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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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人的生活故事或者说个人神话是在持续变化的。故事总会演变，所以你跟我都属于“半成品”。当个半成品并不容易，这可能会让人气馁，特别在人到中年的时候。“通往地狱的道路铺满了半成品。”菲利普·罗斯[3]这样说，因此他拒绝为《纽约时报》写他当时还未完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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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没有个人神话，我们将迷失在时空之中，谁又想要那样呢？心理学家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来就有一个“叙述性的思想”，这让我很庆幸（叙述性思想、脑海里楼上的故事作者，你想怎么称呼都行）。个人故事是将曾经的自己、现在的自己和将来想成为的自己连接起来的媒介。一位学者曾经说，“我是谁”这个问题是以“我将成为谁”为先决条件的。真正的作家已 经关注这个观点很久了。“我们的存在不是由现存的东西，而是由尚未发生的东西组成的。”西班牙评论家奥尔特加·加赛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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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写自己的生活故事，让我们可以将零散的事件变成有开头、过程和结尾的整体，唐纳德·波金霍恩如是说，他是这个领域里的头面人物。故事的顺序极其重要。当故事——电影、书、戏剧、人生故事等——缺少清晰可辨的开头、过程和结尾，我们会牢骚不满、困惑不解。故事也会变得不连贯或者缺少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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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故事讲述与写作的能力是最基本的。故事“使我们成而为人”，我多次读到这样的说法。到现在，我已经数不过来碰到过多少让我们成而为人的东西了。了解人们终将死亡，会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曾经也有人说，烹饪让我们成为人，虽然近期有研究发现，假如黑猩猩认为会有煮熟的红薯片端过来，可能会暂缓吃手里那些生红薯片。但是说故事让我们成人确实是有道理的。“我们的生命永不止息地被……我们梦想的、想象的或想公之于众的……故事……缠绕交织在一起，”波金霍恩写道，“所有这些故事在我们的生命故事中被改编，在生命故事中，我们以插曲般的，有时候是半意识的、基本不间断的独白对自己讲述着。”而这是关于脑海里的故事作者要做的事情的完美的、也许有点太复杂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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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细读的书本和论文里并没有任何信息讲到，有位蓄着胡须、独坐脑海内室、戴着角质眼镜和腕关节支架的人存在。 当然这些书里也没说他不存在。研究人生故事的学者承认他们并未获得所有的答案。也许他们应该跟真正的作者多花些时间聊聊，这些作者总是引用诗句，来说明生活是一个硕大、丰满、偶尔刺激、时常乏味、不易预见、偶尔有些意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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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怎么能活着而没有故事可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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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巴恩斯在他的小说《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里说：“我们多么频繁地在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我们多么经常地调整、润色、用心删减故事内容？我们活得越长，就越少有人来质疑我们的描述，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而仅仅是我们讲述的关于生活的故事。这些故事我们讲给别人听，但——更主要是——讲给自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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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考一下琼·迪迪翁在《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里说的，这本书是在她结婚40年的丈夫约翰·格里高尔去世后写作的——她不得不写。她说：“这（本书）是我试图理解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几周甚至几个月里，那打破了我固有看法的一段时间，关于死亡，关于疾病，关于可能性和运气，关于好运和厄运，关于婚姻、孩子和记忆，关于悲痛，关于人们是否会面对或以何种方式面对生命即将终结的事实，关于理智的浅薄看法，关于生命本身。”为了理解这些深不可测的东西，迪迪翁说，她不得不写一版关于自己的、尚未写成的人生故事。几年前，她出版了一本作品集，名为《为了活着，我们在给自己讲故事》（We Tell Ourselves Stories in Order to Live）。它讲的是：我的生命，迪迪翁的生命，任何人的生命，只有当我们的故事作者将隐藏在楼上的零碎边角料巧妙地转换成叙述性文章的时候，才会感到有点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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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人物》杂志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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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黛安·索耶，美国广播公司（ABC）著名电视新闻记者、当家女主播。这里是指她在ABC联合主持的《黄金时间直播》节目，每周一小时，由重要人物专访、突发性新闻报道、讨论问题等内容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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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菲利普·罗斯，犹太裔美国作家，1997年因《美国牧歌》获得普利策奖，1998年在白宫获颁美国国家艺术勋章，2002年荣获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最高奖项小说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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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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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02 在记忆车间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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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花很长时间我就明白了，归根结底，一切都与我们留存下来的记忆有关。我们脑海里所维护的人生故事，在复杂度和细节程度上都令人惊奇。但这些故事是否“真实”，取决于记忆是否“真实”。它们是真实的？是也不是。事实有历史事实和叙述事实两种。并非自欺欺人，而是记忆确实难以把握。随着岁月变迁，人生故事里的事件和人际关系会变大变小，重要性也会有所增减。我们会很肯定一些事情发生了，但事实上它们从未发生过。“生活不是人们所经历的，而是人们的记忆及记忆的方式。”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自传《活着为了讲述》（Living to Tell the Tale）中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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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话有没有道理，记忆确实是会累积。我们在记忆中如此自然地穿梭，很容易就忘记了它们具体数量有多少，它们肯定被上传到了某个神奇的存档系统里，而你脑海里的故事作者可以从中提取信息，来创造不断延续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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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想到我们是怎么毫不费力地将记忆乱丢时，就会觉得这有多么令人震惊。举例说，如果你与我在酒吧相遇，互相介绍，我们会很快从庞大的记忆档案里挑选出最佳内容，并向对方展示我们是怎样的人；或者说想让对方认为我们是怎样的人。在我们互相介绍后，就开始交换彼此人生故事里的大量信息——就是叙事心理学家所称的“自我的进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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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我比你爱啰唆，我会先开始讲话。可能我在开头会先讲我的进化故事中某个很小的细节，某件傻傻的事，比如多年前我与苏珊·萨兰登那次不幸的会面——她对我火冒三丈，但那件事不是我的错。我分享这件逸事不是为了自抬身价——虽然有时候我可能会。我之所以分享这件事，是因为它是我进化故事里有些尴尬、有点自黑的部分，是别人逼问的时候才会说的，尤其是借酒逼问。一位叙事心理学家也许会说，我偶尔把这陈芝麻烂谷子拿出来抖抖，可能由于它很好地反映了我现在的个人神话——即我虽然有点儿酷，但也不是个自恃甚高的人。再喝一杯酒，我可能会分享自我进化故事中某些摘要的信息洪流，大概比你本想知道的、比你愿意忍受去听的要多得多。关于我在费城的某间红砖墙连排住宅里长大，有个小小的前院，在绿色和橘色相间的凉棚下有个微型水泥露台；关于我的卧室墙壁上贴满了牛仔壁纸并用大学的院旗来装饰；关于上高中的时候，我因为要跑到校门口一步远的餐车买椒盐卷饼而被罚了十次留堂；关于我最终在纽约找到了一份很棒的工作，虽然这份工作需要我放下尊严；关于很多年后我是如何、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遇见了琳达，或者关于奈德和凯瑟琳的这事儿、那事儿；关于职棒联盟成立的某些内幕，以及我们 像傻子一样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赚钱；关于我们是怎样移居芝加哥的；关于我的狗狗“软木塞”（土狗）和伍迪（匈牙利维兹拉犬）的暖心回忆等。即使我说几个小时，把你耳朵说破，你获得的信息也只是我的个人进化故事的部分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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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喝到第三、第四杯的时候——顺便说一句，你也会跟我讲述你的生活，或者你会想试着跟我讲——我可能会讲到个人生活的小细节，比如我为什么、什么时候——在左肩上文了一只小海豚——在那很久之后，不大会文身的人去文身这件事才变得流行起来，然后由于我的文身师傅后来也帮詹尼斯·乔普林[1]文了身，这件事就更流行了；还有关于我最喜欢的十位费城老鹰队队员；或者关于我儿时常做的两个梦：一位开校车的神父一直想开车撞我；我在地铁上遇到二年级时认识的一个女孩，但我没穿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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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我个人神话里的那么多细碎片段，你会突然想起来你约了人要迟到，然后准备埋单，希望你越早想起来越好。这时候你已经了解了我的很多事情，但跟我脑海里楼上的故事作者所知道的相比，还不到一个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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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件事，我的理论是这样的，很久之前的某时某刻，我们给了脑海里的故事作者一项安全许可：贵宾室、后台、内室，仅供收件人亲阅的、一级保密的都可以去看。这项许可让脑海里的作者可以毫发无伤地获取认知科学家所称的“自传式记忆”。由于这项非同寻常的许可，没有其他任何人能了解我们跟它一样多， 甚至包括美国国安局，包括谷歌。父母、伴侣、伙伴、孩子、兄弟姐妹、曾经的爱人、诊疗师、神父、朋友、邻居和办公室的伙计们，对你的个人故事了解的程度都不同。其中有些人了解事实（或多或少），其他人知道的都是洗白后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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