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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那只是一种暂时的屏障。著名的精神治疗法医生欧文·雅洛姆在《凝视太阳》一书中，描述了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在一生中是如何消长的。孩童时，当脑海里的故事作者刚开始涂写前几章时，我们“在落叶中，在死去的昆虫和宠物中，在消失不见的祖父母和无尽的墓地墓碑中……隐约瞥到死亡的微光”——而我们的父母不太愿意我们感受死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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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青春期，我们才会对死亡进行进一步的思考。青春期之后呢——嗯，反正如今，任何时候、任何事都能和死亡产生联系：电子游戏、恐怖电影，所有东西都齐了。我的孩子们见识过各种灌输死亡概念的事物：死亡金属流行乐、死亡摇滚、死亡说唱。他们的音乐播放器里存储着一行行标示着死亡的音乐。有位自称死灵法师的主持人，他的播放列表里有Flatlinerz和Gravediggaz的歌。我那个年代听的歌里，《告诉萝拉我爱她》和《清纯天使》已经是最枯槁的流行乐了，但仍然让人听得毛骨悚然。我想可以这样下结论：我们那时候更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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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记忆你还记得多少呢？《不朽的自我：生命与时代》的故事开头是不是很简略？孩童时期我们不知道自己会记住什么，以及记住的原因，现在我们也没有比以前更精通语言，20年后我们是否还记得昨天发生的事情？在《挪威的森林》里，村上春树 讲述了在牧场的一天的记忆，在事情发生18年后，他依然记忆犹新。而当时他丝毫没有注意到那天，那个牧场，他正在注意其他的地方。就记忆片段而言，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实际上什么也不记得。这被称为“自传体记忆严重缺乏”，或者“SDAM综合征”，患有此病的人很难记住事实和数字之外的任何东西。一位受此折磨的六旬老太太曾告诉《纽约》杂志的作家说：“我以前对自己孩童时的照片非常感兴趣——我常常把照片拿出来翻看。在一张黑白照片上，很明显我三四岁，坐在三轮车上，处在我两个兄弟中间，穿着粉色的裙子。有一次我正好跟母亲一起看这张照片，就说了自己的粉色裙子，然后母亲说：‘不，那是条黄色的裙子。’我当时非常沮丧——我关于某个童年故事的润色要被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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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春期之前的几章，除了自动扶梯和海滩上的死鱼外，并没有很多活跃的记忆。但确实还有一些，我那时候的记忆大多都与父亲有关。我总是像条小狗一样紧紧跟着他。我们会去泽西海岸的一个塌陷的码头钓鱼。“卡尔码头”——我正好记起来了，我已经几十年没想起这个名字了。我们把拖上来的比目鱼（我们叫它“门垫”）留下，把鲂跟河豚扔回海里。我俩都穿着带松紧裤腰带的棉质裤子，当时叫“休闲牛仔裤”，我穿蓝色的，父亲穿绿色的。20世纪50年代休闲牛仔裤非常流行，广告中说它“非常适合钓鱼、园艺、划船、打高尔夫、画画、逛街或休闲的工作，洗车，在房子周围闲逛或者仅仅舒适地放松”（广告具体怎么说的，我得再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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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秋天的周六，父亲会带我到富兰克林球场，观看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橄榄球比赛（我父亲、我、我姐、我的孩子们都在宾 大读过书，基本可以说我们的血液都是宾大校徽和校旗上那红蓝对撞的颜色），宾大的球队曾经很强大；而如今宾大贵格教徒队每周都会惨败给圣母大学。那时我们全家观看了对阵康奈尔大学的年度感恩节大战。我的母亲和比我大5岁的姐姐芭芭拉，外套上都别着黄色的菊花；而我的夹克上刚入秋时就被缝上了海蓝色的纽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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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小学时代，我基本都在做白日梦。我很缺乏那时候的记忆。我是个安全巡逻员，系着白色的肩部安全带，上面别着美国汽车协会的银色徽章（我最后会成为小队长——先别鼓掌）。我割了扁桃腺，我记得闻了好像是乙醚，然后昏了过去（我还能想象出那种气味）：感觉就像掉进黑白格的棋盘猛烈地旋转，然后坠进黑色的洞里。这让我想到了《爱丽丝梦游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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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还记得的就是那段早期故事里一个详细的分章。父亲带全家去加州旅行，他去那里参加医学会议。我对这个星期的记忆，好像比13岁之前其他所有的记忆都生动得多。我相信你也有这样的记忆，不出所料的话也是关于旅行的记忆。来到不同的地方能够唤醒你的感官。我们出发前一天，大人给我几美元让我去买一个星期吃的糖果，再买几本漫画书，还要买一本封面上印着泰德·克鲁苏斯基的《运动》杂志——他是辛辛那提红人队魁梧的一垒手，他的肱二头肌大到必须剪开运动衫的袖子才能穿上。我们沿着宾夕法尼亚铁路离开了费城，在芝加哥停留了几日。我们看了场电影，叫《学生王子》，我忘了讲的什么了，只记得电影很傻气。第二天，我们沿着湖滨大道向北行驶，来到西北大学埃文斯顿校区，我的父亲就在这里开会。（我非常确信，当时我们就笔直地从我和 琳达现在住的公寓旁开过，就是我此刻写这篇文章的公寓。我觉得我住在这里的部分原因，就是被当时偶然开车路过的经历吸引了，这是我与过去的一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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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的下一段就像印在我脑子里一样。我们登上了流线型的“超级酋长”号，那是新开通的、全卧铺的列车。我们很快地穿过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活生生的印第安人（人们就是这么叫的）在停靠站台时跟我们打招呼，售卖铺在绚丽毯子上的绿松石首饰和纪念品。我的父母给我买了个便宜的木质和平烟斗。烟嘴那里有个辫子酋长的贴纸。我可能还留着呢，虽然现在找不到了。但是相信我，烟嘴上面确实有个编着辫子的酋长贴纸。事实上，我非常肯定我前面讲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的，虽然再想想，我不敢确定《运动》杂志上的人是不是泰德·卡赞斯基，也有可能是山姆·史尼德。但我非常确定那个人不是泰德·卡赞斯基，他在纸袋里击球都成问题，又怎么会上《运动》杂志封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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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关于那时还有另外一段记忆。某天我骑着自行车通过木梯下的时候忘了低头，被割破了头皮。母亲像疯了一样，在伤口处盖了块洗碗巾就带我赶紧到附近的一个医生那里去。不是随便哪个医生，而是我们的家庭医生。那会儿是晚饭时间，他打开门时嘴里还嚼着晚饭。但他没有让我们进门，甚至都没有快速诊断一下这伤口是否致命，就让我们先去急诊室缝针。虽然是正确的建议，但是我到现在还会想，他是不是因为想吃完晚饭才不帮我看。医生像上帝一样，你们还记得那个年代医生是这样的对吧？那一刻我第一次意识到，医生也有缺点，跟我们一样。缝了几针后，我又回到家。然后报纸上登了我的死亡告示吗？当然不是。最糟 的是，我剃了一块头发，缠着厚厚的白色绷带去了学校。这太让我尴尬了。因为暂时要养伤，家里不允许我在街上玩触身式橄榄球。大约一周里，我都坐在门廊上看着小伙伴们玩球。我等着晚间报纸送到家，会有个骑自行车的小孩把报纸朝我扔过来，他骨瘦如柴的胸前斜背着一个帆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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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小年纪就读报纸，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并不意味着我对世界有着早熟的好奇心，后来会吸引我加入和平队[4]或者在瓦努阿图的村子里教英语、为发展中国家做贡献而感到深深的满足感。根本没有那么深远的意义，我只看体育版和漫画版。但是为了找到那些版面，你不得不翻到那么一两页用小小字号印刷的、意为不太重要的新闻——“出生、婚姻和死亡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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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岁或11岁的时候，我对于出生、死亡和结婚都完全没兴趣。谁会在那个年龄对这些感兴趣？但是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版面。我脑海里甚至有个具体的相关人物形象，我相信不是完全印刻在脑海里，而是由于某些难解的原因，它被嵌入脑海，供我追溯。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位戴眼镜的老奶奶，头发灰白，烫着卷儿，看上去很苍老，虽然说她只有64岁我也不会觉得惊奇——现在想想，64岁在那时候也算老了。那时的女性一般活不过70岁。她那张模糊的照片可能是在圣诞节与侄子侄女、兄弟姐妹聚会的时候拍的，其他人都被剪掉了。照片旁边还有一小段话。大概是这样说的——我是现编的，但差不多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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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我们多么想念您。没有了您，生活失去了原来的样子。关于您的记忆在我们的心中停留，甜蜜而温柔，深情而真切。我们没有一天不曾怀念您，亲爱的母亲/祖母/葛莱蒂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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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这段记忆让我觉得讨厌，但并不全是悲伤；跟我现在的感觉正好相反。我都忘记了这位奶奶和那些小字印刷的页面，但不久前读到的一些东西又让我想了起来。我读到一篇名为《论生活的意义》的书，是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所写的。他观察到“藏匿在日报的小字印刷里，藏匿在‘出生’‘结婚’和‘死亡’题目下的，才是人类历史的本质”。杜兰特说，任何其他的东西都只是“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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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听起来很不错，不是吗？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出生、繁衍后代，然后死亡。这就是所谓的意义吗？若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你会想，那为什么人类还要想那么多呢？花过多的时间去研究无法解决的哲学谜题，甚至连“存在的根本目的”也要与我们当面对峙。我们出生、结婚、死亡，人生基本上不就是这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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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1924—1984），美国作家，幼年身世坎坷，11岁开始文学创作。1958年其成名作《蒂凡尼的早餐》出版，奠定了“战后一代最完美的作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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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克利弗夫妇（June and Ward Cleaver），20世纪50年代美国黑白情景剧《反斗小宝贝》（Leave it to Beaver）中的主人公。该剧通过一个四口之家树立了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标准的道德观，夫妻相敬如宾，育儿宽严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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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玫瑰花蕊（rosebud），1948年美国电影《公民凯恩》中的一个象征符号，在这里指人临终回忆里那些美好深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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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和平队（Peace Corps），一个由美国联邦政府管理的志愿者组织。组织使命包括三个目标：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美国境外的人了解美国文化、帮助美国人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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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170168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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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05 上帝形状的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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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科学家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人们的人生故事时，他们自有一套固定的流程。若你同意参加，就会被告知这段采访大约需要两小时。“这段采访是关于你的人生故事，”他们会这样解释，“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很想倾听您的故事，包括您记忆中过去的部分和您想象中未来的样子。”然后他们会向你保证，这不是什么心理治疗。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作为研究者是通过采集故事来研究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自我理解的方式。他们会让你想象一本书，就像我们在前面做的那样。你会被告知这个采访包括让你在书中选择某些场景和章节。采访者会说，我们不需要知道每件事，我们只集中于几个“关键事件”。关键事件可能包含采访者称为“核心片段”的8个事件——之所以称为“核心片段”，是指它们在你的个人故事中占据核心地位。这些核心片段包括：一段积极的和一段消极的童年记忆，一次“智慧事件”，一段鲜活的成年记忆， 一个高峰，一个低谷，一段心灵体验和一次转折点。采访者会说，转折点是你经历的自我理解方面的重大转变。我们可能不会在事件发生时立刻发觉它就是转折点，只是在回想时才意识到。他们会告诉你，你判断哪件事是转折点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采访中其他问题的回答也没有正误之分。所以，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请试着放松下来，让好的、坏的记忆都展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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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人生故事的采访过程中，我们只须分享一个转折性事件，当然我们每个人在个人奋斗史中都有不止一个转折点。在写作中，无论多长的故事都不止一个转折点。你去参加任何写作培训，讲师上来就会讲到，一部好的电影（其实一部烂电影也是）都是由三幕剧和穿插其中的几个转折点组成的，哪怕有五个也不足为奇。它们被战略性地安排在情节中，用以表明：这儿有个机会、计划有变、有去无回、冲突升级、一切尽失；然后有个最终奠定胜利的转折点，皆大欢喜，好莱坞的剧情总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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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理解了，我们的生活是建立在剧本模式上的，虽然生活常常不会有好莱坞电影的喜剧结尾。假如你今晚潜入我的卧室，把我从深深的梦境里推醒，让我飞快说出生命中的重大转折点，我会立刻列举出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曲折经历，与琳达结婚，每个孩子的出生，还有在上述这些之前发生的某个转折点，我等会儿就会告诉你了。这下齐了——让生活可以成为电影剧本所需要的至少五个转折点。虽然不是说很快就能拍出李·艾森伯格的个人传记片。如果我在半夜将你叫醒，你一样也能列举出自己的五个转折点。（说真的，你为什么不花点时间马上来列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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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人列举出五个转折点后，若我们继续这次谈话，肯定可 以想出无数其他有不同意义的转折点：选对或选错了大学专业；医生下了正确或错误的诊断；这件或那件事发生时天气是否合适；与某人在一起的决定是否正确；是否在对的时候说了对的话；我们与某人相遇或失去某人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