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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唯一一本将我们的人生变迁连贯地写在一起的书，所有人在二十几、三十几、四十几岁都要经历这些变迁，结尾反而可能是我们人生最好的部分。然而，书里还是有些恐惧贯穿始终：“没有人能保证你的安全感，也没有人永远不会离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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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会很快得出结论：人生中弥漫着的恐惧，比为了卖新闻而特意炒作的要更加复杂、深刻。在你下定论前，最好能思考一下我选的以下三个案例，当然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例子中的其中两个人物塑造了西方文明，他们俩中年时期的故事也值得慎重思虑，他们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第三个则是个可悲的笨蛋，他住在康涅狄格乡下的豆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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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危机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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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在1884年写了题为《忏悔》（A Confession）的散文，尽管我很想称之为《托尔斯泰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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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岁生日前不久，这位俄国大师写下了这篇文章。他坦言，是为了遣散心中的阵阵焦虑。在他年轻的时候，所有事情都处于上升期：“我的肌肉在生长变强，我的记忆变得丰富，我思考和理解的能力也在进步。我在成长，在进步。”托尔斯泰试图说服自己，只要人生轨道在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宇宙自会有它的秩序，他自信能找到一个通用的法则，找到自己人生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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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他事业成功，建树颇丰——已经写出了《安娜·卡列尼娜》及《战争与和平》……他的家庭美满幸福，也有足够多的钱，能达到舒适以上的生活水平。但事情开始乱套了：“我身上开始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起初，我开始有困惑的时刻，比如我的生命将在何时终止？好像我不知道如何生活或者要做什么似的；我不淡定了，陷入了抑郁的状态。但当这样的时刻过去，我又开始像以前一样生活。之后，困惑的时刻出现得愈加频繁，也总是以同样的形式出现。无论我的生活何时有了短暂的间隙，这些问题都会随之出现，问道：为什么？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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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的托尔斯泰，就好像在雾天晚上开车，还用光了汽油。他当时51岁，他问自己，为什么？然后呢？然后就是死亡。他自己也将不可避免地死去。这个问题想得多了，他就更加抱怨生命不过是“一个愚蠢而恶意的玩笑”。人应该如何应对这种空虚呢？托尔斯泰研究了几个和他条件不相上下的人（受过教育，生活舒适无忧）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观察到，人们用如下四种方 式解决这个不幸的困境。简单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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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继续保持无知，尽量别太费神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理解的事情不会让我们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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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吃喝玩乐，直到我们的最后一刻。就像广告宣传片里“世界上最有趣的人”那样对待我们的中年时期。保持渴望，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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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取唯一勇敢而可敬的行动：用枪、刀、火药或者排气管来解决问题。托尔斯泰说他不会让自己走到这一步，但我们都认识一些会做并且已经这么做了的人。我们可能遇过老邻居吞下整瓶安眠药，然后跳下纽约塔潘泽大桥。不知道他是出于中年时期哲学意义上的勇气，还是无法应对累累债务，或是突然之间的疯狂行为，或者以上都有，不过是一些不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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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就让自己浑浑噩噩地活到寿终正寝，等待最后的指引。除此之外我们也别无他法。很遗憾，托尔斯泰也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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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他没找到更好的答案，多年来，他在数学和实验科学的光亮里寻找意义，依然没有找到满意的结果。他甚至通过研究哲学来寻求慰藉，并得出结论：苏格拉底、所罗门王和佛祖都将生命看作死神的不经意之作，死神才是永恒的主角。他读了叔本华写的“步入虚无的过程是人生中唯一的好事”。那是一碗罗宋汤，冰冷的罗宋汤。托尔斯泰没有被吓倒，也没有骑着黄蜂牌摩托车四处乱逛，与那些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克里米亚美女搭讪。相 反，他思考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本质，再将其与教堂里用来表现教义的雕塑相对照。然后他总结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被灌输了基本的基督教教义，人活在世界上，不是为满足低级的动物本性，而是我们通过《福音书》跟随符合人类高级本性的力量，托尔斯泰的研究者厄内斯特·西蒙斯就是这样解读他的觉醒的。关键是要利用这种力量去做好事。托尔斯泰意识到一些人已经没有了这样的觉悟，但幸好并不是所有人。基督教教义很好地被保存在正直的普通劳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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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写道：“这些劳动人民与我圈子里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人整日虚度光阴，玩耍娱乐，却还愤愤不平，而那些工人整日辛苦劳作，却知足常乐。他们平静、坦然地接受疾病和忧伤，拥有坚定却不张扬的信念——一切都很好。再与我们比，我们也许聪明，但对人生的意义却懂得不多。我们觉得自己忍受了痛苦然后死去，而他们生来就在遭受磨难，但却能平静地面对死亡和苦难。”托尔斯泰通过重新认识信仰的修复力量，而发现了宗教的召唤。他之前受过宗教教育，但他没有回过头对之前的教条顶礼膜拜，他也没有在俄罗斯的阳光地带建立大教堂。他在《福音书》里找到了想要的答案，就藏在语言朴素的戒律里：控制愤怒和欲望，善待所有人。他在余下的三十年里，是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简朴苦行，虔诚地信仰“十诫”，却对现有的教堂和独裁政府同样嗤之以鼻。就这样，托尔斯泰发现了这个隐秘的道理，并在中年危机毁掉他的余生之前及时扼杀了危机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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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危机示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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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托尔斯泰在卡尔·荣格那里预约治疗，关于他的困惑烦恼，这个中年俄国人会听到完全不同的解释。在三十几岁时，荣格本人就经历过严重的危机，而他也是靠奋力挣扎才顺利度过的。据他描述，自己“永远是紧张的状态”。他会产生幻觉，听见脑袋里的声音，还会想象石头雨从天而降，雷暴肆虐，情况严重时他就通过练习瑜伽来控制情绪。“我无助地站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面前，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很困难并难以理解。”荣格在他的书《回忆·梦·思考》（Memories，Dreams，Reflections）中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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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对中年时期的不幸遭遇进行了取样分析，加上受印度教的影响，他为自己制订了人生示意图。与但丁一样，荣格的图示也从早上持续到晚上。凌晨，我们的存在是别人的负担，我们的任务是最终拼凑出一个自我意识；下午，处理意识问题，比如对我们父母宣告独立、开始工作、找伴侣、养家；晚上，我们已经是老人了，我们“再次沦为别人的负担”。其中，从三四点到黄昏，我们的生活尤其不平静。荣格观察到，患者到四十岁以后，抑郁程度会戏剧性地上升，尤其是男人。儿童时期埋下的神经特质通常会重出江湖——格兰特研究称之为“睡眠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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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说，这是因为人无法说服自己的潜意识。我们就像阳光一样，在下午减弱，我们感觉到有些东西消失了，类似一种分离焦虑。但跟谁或什么分离？跟之前的我们，即年轻时的自己分离了。我们渴望从前的体力和高效，我们怀念当首席抚养人、首席家庭医生和家庭主宰的日子。在工作上、身体上我们都没有以前那么强大了，此时，已经在工作中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父亲，开始逐 渐感到虚弱。他好不容易才能穿上一条年轻人穿的紧身牛仔裤，迫切地想要重返青春，他可不想把晨勃藏在裤子里。有些全职妈妈，孩子已经不在身边了，却总是竭力想要重新树立权威，约瑟夫·坎贝尔无情地称之为“权力的恶魔”，这就好像老泼妇不让她大腹便便的丈夫在影音室里吃点心一样，生怕他会把番茄酱滴在躺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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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此迫切地想回到过去，这种焦灼的渴望如何平息？你又将如何摆脱你的无精打采和忧虑？荣格说，要接受它。到了中年，你就要承认那个年轻的你已经不在，可我们却不这么想，不是吗？研究表明，我们总是相信自己现在如何，就会永远如何。心理学家称之为“历史幻象的终点”。其中一个研究学者丹尼尔·吉尔伯特说：“在每个年龄，我们都认为付出的努力能一劳永逸，而事实却全然不是如此。”按荣格所说，一切尝试回到过去的努力，都只能是徒劳无功。和比你更年轻的伴侣发生关系，或者过度饮酒，又或者做整容手术，这样平淡的事情不可能帮你找回以前的你。荣格还写道（此处瞥一眼他的老师弗洛伊德），躺在沙发上，为你潜意识里隐藏的恶魔感到困扰，也不可能让你跟过去的自己和解。相反，你必须找到进入你本质核心的通道，发现内在的真我，而唯一能取得进展的方向就是个性化，让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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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荣格的术语中，中年就是如此引发典型性危机的。莫瑞·斯坦因是杰出的荣格精神分析学家，他这样描述：“某一天，你从沉睡中醒来，而这天你出乎意料地没有斗志……胜利的果实不再甜蜜……你处理问题和行为举止的老套路让你不自在，对你最喜欢的话题——你的‘作品’——孩子、财产、高职位、成就，你也 突然自夸不起来，于是你开始思考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切都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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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危机示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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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人生中曾经有一段时间，无论做什么，总能联想到自己的视力即将下降，而目光所及之处，书、电影甚至《纽约客》的漫画，都能联想到我开始走下坡路了。对未来最压抑的预设是约瑟夫·海勒1974年写的小说《出事了》（Something Happened），一部最黑色幽默的喜剧，它记录了鲍勃·斯洛克姆——一个中年废物的不幸生活。海勒在构思这个情节时，他之前的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已经出版，但还不是很畅销。他对于接下来要做什么毫无头绪，然后有一天，当他在纽约火岛的甲板上沉思时，灵光一现想到了这个故事的细节和主角。写这本书非常困难，花了他十几年的时间，从四十多岁一直写到五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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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朋友，一位经验丰富的编辑，他认为《出事了》是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小说。但他说，书出版后，他一直没有勇气读，因为读第一遍的时候他就被击垮了，“我也没有再读，直到后来为了研究中年生活又不得不强迫自己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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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讲，我也是这次才意识到，不是中年本身让一个左右逢源的人变成一个可鄙、懦弱的浑蛋。鲍勃·斯洛克姆一直是可鄙、懦弱的浑蛋，他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害怕黑暗，害怕当自己睁开眼的时候天还是黑的。然而，中年不过是让他更加放肆而已。他怀念年轻岁月，害怕老去，厌恶他的同事（令他害怕的那些人），发现跟年轻女郎鬼混其实也没有别人说得那么愉悦。他整天幻想 跟妻子离婚，但又被申请离婚的程序吓倒。每天晚上在饭桌上，他都会被他十几岁的女儿奚落。他那个还没到青春期的儿子“想要把我赶走，丢下我，却给不出具体原因”。还有更糟的，他的第三个儿子先天性脑损坏，让他在社会上丢尽了颜面。从第一页开始，我们就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个值得尊敬的男人。每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记得那不朽的开篇“每当我看见紧闭的门，我就心惊肉跳；一看见紧闭的门，就足以让我担心会发生恐怖的事，对我有负面影响的事”。这些让人害怕的事情发生在故事的最后，我就不赘述了。故事中，鲍勃·斯洛克姆一直都不是生机勃勃的，库尔特·冯内古特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中写道，斯洛克姆的困境属于“活不到结局的情况”——总体来说，存在即是困扰，尤其是在生命困境迭出的肘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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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通过基督教教义解放心灵，从中年时期的黑暗中走出来；荣格通过走向个性化而找到出路；斯洛克姆也在中年时期的黑暗隧道尽头找到一丝光亮：“我终于知道我长大后想成为什么人。等我长大了，我想成为一个小男孩儿。”换而言之，正如荣格提醒我们的一样，斯洛克姆想念曾经的自己。斯洛克姆说，“我想念那个孤独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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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出事了》出版后没几年，汤姆·沃尔夫说，又出别的事了。海勒那部阴冷又滑稽的小说的第569页，早已预测并提及了文化转变。鲍勃·斯洛克姆的乡下邻居们，做出了疯狂的逐日行为。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他们都决心要成为完整的自己。在沃尔夫划时代的文章《自我的时代》（The Me Decade）中，他嘲笑道：在乡下，随便什么人都想跟随模仿富足的探索者来重启生活；而这些人又如电影《两对鸳鸯一张床》（Bob & Carol & Ted & Alice）里的情节一样，反过来对嬉皮士亦步亦趋。而余下的那些中产阶级笨蛋，则全心全意地朝拜哭墙和科纳拉克太阳神庙。或者整个周末都修炼罗尔夫推拿术；或者被人洗脑，搞什么埃克哈特式小组疗法或者去阿里卡学院学习开发人类潜能。[2]在沃尔夫看来，这就是美国人精神史上“第三次大觉醒”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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