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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出事了》出版后没几年，汤姆·沃尔夫说，又出别的事了。海勒那部阴冷又滑稽的小说的第569页，早已预测并提及了文化转变。鲍勃·斯洛克姆的乡下邻居们，做出了疯狂的逐日行为。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他们都决心要成为完整的自己。在沃尔夫划时代的文章《自我的时代》（The Me Decade）中，他嘲笑道：在乡下，随便什么人都想跟随模仿富足的探索者来重启生活；而这些人又如电影《两对鸳鸯一张床》（Bob & Carol & Ted & Alice）里的情节一样，反过来对嬉皮士亦步亦趋。而余下的那些中产阶级笨蛋，则全心全意地朝拜哭墙和科纳拉克太阳神庙。或者整个周末都修炼罗尔夫推拿术；或者被人洗脑，搞什么埃克哈特式小组疗法或者去阿里卡学院学习开发人类潜能。[2]在沃尔夫看来，这就是美国人精神史上“第三次大觉醒”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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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意识到，将人的身体重塑、重建、提升或转化成更明智、更完善的人类肉体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突然间，每个人都想套用著名的伊卡璐洗发水的广告语来书写他们自己的结局：“如果人生不能重来，去做金发女郎吧！”把“金发女郎”去掉，空白处填上你想要的，比如自由之人、超自然冥想者、原始疗法治疗师、统一教团成员。但沃尔夫却没有在他的巨著中提到所有追求行为的核心——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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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事后再客观全面地分析，必然也会对《自我的时代》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按宗教学教授玛丽恩·戈德曼所说，这是美国“追求精神的潮流”的开始，这是“精神特权”时代的开端。突然，我们开始去融合、适应世界上其他国家古老的理念和传统，以获得一种表面上的精神满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禅宗、瑜伽、太极、非洲鼓、身心整合工作室。在我小时候，精神追求就只有两种选择，去犹太教堂或城里的俄式桑拿浴。这种老式男浴室的 房间像迷宫似的，湿气重重，散发着松树般的消毒水味道。稍微多付点儿钱，你就可以请结实的东欧服务员用棕榈叶给你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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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声势浩大的“精神突进运动”从加利福尼亚开始——能是哪儿呢？它的源头就是加州大学的伊萨兰学院。是的，这个地方是《广告狂人》（Mad Men）里唐·德雷珀山顶顿悟一幕的取景地。这次顿悟（或多或少）使他在最后一集成为更完整的自己。那时国家级的媒体也去现场采访过伊萨兰学院：拍到热澡盆里赤身裸体的男男女女；迷幻药支撑下的心灵转变过程；自我膨胀的交友小组里肆无忌惮的拥抱和哭泣。伊萨兰学院很容易成为被取笑的对象，但事实上，伊萨兰神奇的温泉直接成了主流文化，并开启了新的时代。我还在《时尚先生》杂志时，伊萨兰最早的门徒之一乔治·伦纳德定期为杂志写“终极健康”专栏。他是日本合气道黑带，对合气道十分精通，他不仅将合气道应用到改善中上层阶级年轻嬉皮士的身体状况，还帮助他们理清思路，提升精神力，即所谓实现“人类潜能”。人文心理学的先锋们在伊萨兰聚集，召开研讨会，重点关注个人成长的意义。他们在这里孵化出一个观念：每个人都有实现精神和情感方面满足的权利，即使不是在传统的礼拜的场所进行，我们的这种权利也不能被剥夺。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州大苏尔确实是一所教堂。也正是在伊萨兰学院，诞生了一种新的宗教——“没有宗教信仰的宗教”。你可以在灵魂的大浴盘里为自己洗礼，这大浴盘里盛满了心理学的先驱、未来学家、神秘主义者和哲学家，有亚伯拉罕·马斯洛、阿道司·赫胥黎、艾伦·瓦茨，某一天，你还可能在餐厅撞见一些熟悉的脸——黛安·坎农、加里·格兰特、简·方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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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伊萨兰都是一触即溃的：它由男性主导，靠色情和药物带来正面刺激。这一切在杰弗瑞·科瑞写作的《伊萨兰历史》里有全面的记述。这段记述大致还是恭敬的，包含着大量的内心戏。完形派心理学家弗里茨·佩尔斯一直都是伊萨兰的信徒，他去了好莱坞，并在詹妮弗·琼斯家里的泳池边发起了一场放纵的聚会。在这里娜塔莉·伍德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帕尔斯试图跟她发生些什么（完形派是指人类要追求完整，不止零部件的整合，任何事都不可或缺），但他失败了，因此十分沮丧，并将伍德称为“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还想把她放在膝盖上打一顿屁股。罗迪·麦克道尔急忙站出来保护伍德，主动迎战帕尔斯。伍德马上逃离了现场，甚至没说一句再见。据乔治·伦纳德的描述，不久后，佩尔斯与塔斯黛·韦尔德之间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除了“打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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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冲突也是我研究的一部分。藏身在大红杉林的萨满祭司也许非常邪恶，但琳达会保护我的，于是我报名参加了伊萨兰的身心整合工作室。我希望能对神秘的伊萨兰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从伦纳德为《时尚先生》杂志写专栏开始，我就对这个地方产生了好奇心。尽管随着时间的变化——它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个集体会议中心——我的期望很高，但伊萨兰在很多方面都满足了我的期待，你真的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进入了“这种模式”。在这里，有世界上最壮观的美景：海浪拍击着岩石，海鸟、海豹、夕阳，这一切美得壮观、隽永。男女共浴的温泉也和广告里宣传的一样，让身体比以前更完整。工作室呢？好吧，可以这么说：它不是我的菜。活动总共持续了一周，组织者戴着红色的小丑鼻 子和彩色的爆炸头头套出场，宣布开始。然后他表演了哑剧——不算我最喜欢的表演形式——不知是因为我太愚钝还是缺少耐心，总之我理解不了。然后，他递给我们印着动物的纸牌（如果没记错的话，我的印着海狸，而琳达的是松鼠），他指示我们不要看牌，把牌举到额头前面——改编自那些酗酒的帮会小伙所谓的“额前傻瓜游戏”，教室里只有一个人和我们头上有同样的动物，这游戏需要我们走遍教室找出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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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想我这一整个星期追求“完整”的活动，还不如去探索一下峭壁或徒步穿越大苏尔森林。晚上，当我们徒步回来，我读了亨利·米勒的回忆录，是关于他在这里蜿蜒的海岸边生活的几年。几十年后才有了伊萨兰和没有宗教信仰的宗教。不，不对，以前就有伊萨兰，没有宗教信仰的宗教也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亨利·米勒在《大苏尔和海尔诺尼慕斯·博世的橘子》（Big Sur and the Oranges of Hieronymus Bosch）里写道，每天早上，他打开小屋的门，举起手祈祷，他祝福树木、鸟儿、狗和猫，他祝福花儿、石榴和多刺的仙人掌，他祝福各地的男男女女。米勒在谈到大苏尔时说，“一片诱人的土地，却很难被征服”，它就是“上帝想让大地呈现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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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回到现实世界，回到当下，我们有理由怀疑：我们正在逐渐意识到自身的潜力，开始追求人类的完整，信仰没有宗教信仰的宗教，这是否让我们曾以为的“中年危机”变得没那么严重了？尽管托尔斯泰、荣格和鲍勃·斯洛克姆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是不是压根就没有一种共同的中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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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丹·麦克亚当斯观察到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无论我们遭遇过什么，都不曾抱怨自己的中年危机。我们开着玩笑，告诉自己应当享受这种乐趣，因为生活迟早会回归平静。这是因为我们当时比现在更有远见、更自信吗？还是我们坚持用同种疗效的眼药水发挥了作用？还是因为我们严格自律，坚持不过度捕捞？或者每天早起做了十分钟瑜伽？还是我们已经被电子科技所麻痹？抑或新一代的抗抑郁药终结了中年的忧郁？又或者说，人类普遍的生命历程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共同的中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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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今基本上没有人会和鲍勃·斯洛克姆那时的人一样自我预设中年危机。的确，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无数研究都得出结论：中年危机与我们四五十岁时感受的折磨根本没什么关系。《老年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告诉我们，25岁的小伙子也会买红色跑车。如果我在40多岁时确实为自己设定了新目标，这是因为我要么已经达成了，要么已经失败，或厌倦了自己的旧目标。毕竟，这也需要一些时间。若我在25岁时就没有任何目标，那我还重新设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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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没有证据表明，个性会在不同阶段发生特定改变”，一份经过广泛调查的中年研究报告这样总结道，“改变的是……对你而言最重要的角色和事件。人们也许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个性发生了改变，但实际上是他们的习惯、生命力、健康、责任与外部环境在变化——而不是他们的基本个性。”报告指出，如果你在25岁时就知足常乐、情绪稳定，那么几十年后你依然会如此。确实有很多研究表明，在多种专业领域，人在四五十岁之间应该是最高产的十年。他们说，老年人在回首人生时，总是认 为四五十岁是他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篇章。另一项研究说“当人变老时，会变得刻板、古怪。这种偏见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对自己人生故事的感受如何，取决于整个人生过得怎么样，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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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出现了一些卖弄性别差异的研究。中年女性对“具有侵略性、自我为中心的冲动”会变得没那么内疚。关于时间，男人对于提醒他们要亲近家人、抚育后代的暗示变得更加包容了，他们也更愿意在这些事情上花时间。评估已有的成就，并尝试规划新目标的蓝图，这在男性中更加常见。为什么是男性？研究推测，女性在人生中更加自省，天性如此。言外之意，对于女性而言，发现自己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不会像被猛地踢中下身那样感到突然和剧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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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北走廊（The Northeast Corridor），指美国东北部北接加拿大、东临大西洋沿岸的工商业最发达、城市最繁荣的地区。华盛顿特区、波士顿、纽约都属于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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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埃克哈特小组，流行于欧美的心灵疗法互助小组，发起人是当代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埃克哈特·托利。阿里卡学院（The Arica School），位于智利的人类潜能开发与研究机构。1986年由玻利维亚籍哲学家奥斯卡·伊扎佐创立于圣地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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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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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08 插曲：其他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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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与各种愿意亲密交谈的男女展开对话，他们坦诚告诉我自己的人生故事是如何展开的。我没有刻意追求戏剧化的故事或非同寻常的悲惨人生，或者有神圣使命与光荣傍身的生活。他们都是些普通人，年龄跨度从二十几岁一直到老年人。据我所知，其中没有特别富有或特别穷的人。他们都名不见经传，也没有理由相信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他们。我主要是想进行一个真实的考察，关于人们如何看待人生故事，而人生故事里有章节、人物、转折点、开头、中间，以及迟早会迎来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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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交谈的好几个人，都对我窥探别人的人生故事这件事心存疑虑。他们劝我说，这可是一件冒险的事。难不成谁去世后，我会因此成为普鲁塔克这样的历史学家？当我告诉朋友我正在努力写一部关于人生意义的书时，他瞥了我一眼。就像奥斯卡和菲利克斯一样，在我们还都是纽约城里的年轻编辑时，我们几个就 开始不停地争论，不管争论些什么，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奥斯卡有些烦人（他的妻子半开玩笑地说她的墓碑上会写“生前已被纠正好”），但他异常聪敏，我很重视他的建议，这倒也不是说每个路灯下都有圣人指引，事实上，我把“圣人”输进克雷格搜索栏，只获得一个结果——芝加哥的聚会策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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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谈人生的意义，对吧？”奥斯卡问，“这就是你说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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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他刻意压抑着的进攻性格，我是知道并熟悉的，我已经做好准备接受他的攻势。奥斯卡建议我要格外小心，他说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奢侈”——有足够的时间和方法——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只有上层1%的人才可以，这就好像得到一张汉普斯顿的停车券那么难。他说，那些家中有小孩或有老人需要照顾的读者，打两份工或者找不到工作的人，不住在纽约或者洛杉矶的人，全世界几十亿信仰上帝的人，所有这样那样的人，注定要对我这种为“意义”瞎折腾的人感到生气。奥斯卡继续说着，明显是要发射另一枚攻击导弹：不仅如此，我曾经的职业不具有“典型性”，并给很多人八竿子打不着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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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反驳，但我忍住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不计较一些事，谁有空争辩呢？如果是在年轻时，我恐怕已经开始长篇大论，说寻找意义如何不是一件奢侈的事，研究又是如何表明，无论在社会经济的上层还是底层，那些挣扎着想发现人生意义的人普遍承受了一系列精神疾病和恐惧，甚至滥用药物。寻找人生意义对于那些生活舒适——有更多选择、消遣和物质欲望的人来说更具有挑战性。因为这些都会让人搞不清重点所在。在 人类历史上，无论贫穷、富有，不管你是法老还是穴居人，无论如何都要面对同样的黑暗深渊。调查表明，个人的情感依赖是生活满足感的主要决定因素，远比收入、年龄、性别、种族或考试绩点这些要更加关键。我和奥斯卡都知道我的职业飘忽不定、无法预测，好在我年少无知的时候运气比较好，但我的人生还是不具有“典型性”，我还想问他谁的人生是比较典型的，顺便也审视了一番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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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奥斯卡的反馈和担忧。我告诉他我会很谨慎，并且一定会大声而清晰地说出我有多么感恩——真的很感谢——我现在能有时间去思考我为什么在这里，以及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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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又跟奥斯卡简单争辩了几句，具体为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我肯定那是很紧急的事——比如，莱斯特·杨和柯曼·霍金斯到底谁的萨克斯管吹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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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退缩，仍然奋力前行，与完全陌生的人讨论人生、死亡和意义的问题。我没有提任何楼上作者的事，我只是用下面这些问题来激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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