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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另外一本书《医生和心灵》（The Doctor and the Soul），比《活出生命的意义》更加专业。在这本书里，他用很大篇幅阐述了工作的意义，因为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核心地位。如果我们活得很充实，通常都归功于工作，而更多时候，工作为我们空虚的生活背了黑锅。我们花大量时间去工作，自我价值源于工作。弗兰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解释，他把我们从工作中获得的社会地位、物质奖励与工作给予的意义做出区分。他说，职业本质上是无法提供救赎的。举个例子，你可能是一位医生或护士，这两种职业都需要必要且精熟的业务，但意义却不在于做出正确的诊断、准确地开刀，或者抽血和清理伤口。这些任务虽然重要，但不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需求。弗兰克说：“医学的艺术不在于医学手段，在于对病人说出合适的话。”这句话也适用于当前医生的困境。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在《时代》周刊上坦言，超负荷的工作和过度疲劳导致医生的自杀率是其他行业的两倍多。“因为他们连措辞的时间都没有，他们的工作根本毫无意义”，弗兰克说。“不管怎样，我们首先要做好人，不管什么生意、什么工作，白领还是蓝领，无论多么卑微，都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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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简直是毁灭性的，直接导致了“存在虚无”。弗兰克说：“没有工作的人要度过空虚的时间，就会产生内心和意识的空虚。因为一个人没有事做，就会觉得自己是废物。没有工作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这也是教宗方济各在2015年所要传达的，那年他就全球的困境发表了通谕，痛斥化石燃料的疯狂消耗带来的环境危机，他观察到，“经济发展正在倾向于科技工艺，通过裁员和以机器替代人工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教宗宣称，工作“是一种必需 品，是这个世界上人类意义的一部分，是人类成长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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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而言，我同意弗兰克的观点，即在我们的行为和事迹中找意义；在我们与他人相遇相知的过程中找意义；在我们如何克服面临的挑战中找意义。但我还想自以为是地补充一点被弗兰克和教宗忽视的关键——根据这些来编写故事的必要性。毫无疑问，我们有身体也有大脑。很明显，两者都很重要，身体和大脑分别让我们在实体和精神的维度生活，他们能完全证明（以感官和思想的形式）：是的，我们确实是存在的。但如果大脑缺乏叙事机制，故事就不会自己水到渠成。于是，我们楼上的小伙伴就要介入了。如果不是某人（这位蹩脚的作者）把我们的身体感官和心理活动编写成故事，一切都会没有意义。编写故事的过程，显然是在储存我们记忆的脑区附近完美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人类千万年的进化后，我们的常驻作者仍然居住在大脑里，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比如幽门括约肌或其他不可描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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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追寻意义是十分基础且必要的，但它也能将你累垮，尤其是当你已经步入中年的时候。一天下午，天空是钢铁般的灰色，我盯着封冻了一半的密歇根湖，不由得想起父亲那十分短暂的中年时光——转折之年。我记得他不是个忧郁的人，肯定不压抑，但我还是能想起我父亲经常面无表情地盯着空白处看。那时他刚刚人到中年，43岁，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小孩。那时还没有现在常见的神奇药物和外科手术。有段时间，他随时都有心脏病发作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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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盯着湖面，想起从前的每个周日晚上，电视里播放着《艾德·沙利文秀》，而我父亲似乎总会叹口气，自言自语道：“好吧， 明天回盐矿。”那时我不理解，他是微生物学家，又不是盐矿工人，也不带镐去工作，他带的是一个旧旧的棕色皮质公文包，里面装满了他未完成的期刊文章手稿。周六早上，他常开车带我去医院里的实验室。那里是烧杯、漏斗和烧瓶组成的水晶世界。他很开心地向我展示显微镜是如何操作的，他点燃本生燃烧器向我演示化学反应。我还记得那个地方的味道——淡淡的金属味儿。他热爱这个小世界里的一切，他的研究贡献也得到了认可，但也许这些还不够，不然他为什么还会常常叹气，这又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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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眺望密歇根湖，我又开始联想。维克多·弗兰克提出，追寻人生的意义就像是某种流行病。他不是说我们必须整日郁郁寡欢地坐着（尽管我们中有些人是这样的），但他也确实说过对意义的需求会不时爬上我们心头，弗兰克称其为“周日神经衰弱症”。当一周的忙碌终于谢幕，它就会乘虚而入。这一周我们越忙，跑得越欢，周日时我们心灵的碰撞就越激烈。约瑟夫·海勒笔下的鲍勃·斯洛克姆就深受其害。“周日是致命的，空闲时间毁人不倦。”他在《出事了》一书的中间部分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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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边那时，我意识到父亲也有这样的经历，要不然我永远不会把他与那烦人的斯洛克姆相提并论。我父亲一生过度操劳，他的父母也都英年早逝，他成了孤儿，在高中和大学时就半工半读，还要帮忙抚养弟弟们。他大学毕业时年纪小得不可思议——19岁吧？由于民族份额政策，他没能进医学院——比如在耶鲁，犹太裔学生的申请表上都会有个明显的“H”记号——但他一口气取得了微生物学的高等学位。他没有被卷入战争，因此有机会研究新一代抗生素。我姐姐出生时他已经30岁了，到我来到这个 世上时，他35岁。写《医学实践中的抗菌治疗》这本书时他43岁，这本书母亲总是放在家里的显著位置。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时44岁，去世时才47岁。所以当那些星期天晚上，《艾德·沙利文秀》刚开始，而他便大喘气时，他才刚刚步入中年，也许他需要的只是片刻的喘息，一个能让他重新调整的机会。坐在湖边我就想，如果他能短暂地休息一下，也许就不会这么早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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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想到一点：如果人生像曲棍球赛一样被划分为明显不同的三节，那会怎样？生物学家早已经把人生历程分成三个明显的成长阶段：进步的、平稳的、倒退的。按人生故事来讲，万一第一阶段在40岁时结束，第二阶段在60岁，第三阶段走向痛苦的结局，该怎么办？这是很有趣的地方：如果人生和曲棍球比赛一样有两个休息时间，一个在第一、第二节之间，另一个在第二、第三节之间。任何人——无论贫穷富有，无论是工资稳定、小时工还是失业人员——都有权利享受这两个公休假（而不仅是终身教授才有）。如果早知道会有假期，你可以在很早之前就开始计划，如果能提前计划坐飞机旅行，也不会带来讨厌的机票变更费。当然，这些休息时间也不能被解释为度假，它们是工作出差、外出静修，这时你跟你楼上的故事作者都可以停下来喘口气，重新找找方向。行程安排？以下这三大点就是了。它们都适用于这两次公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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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顾你目前为止的人生是否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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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当下是否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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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思广益，趁还来得及，需要做点什么才能让它变得有意义，换言之，考虑如何做才能在人生的尽头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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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托尔斯泰、荣格或者鲍勃·斯洛克姆在40岁前也能如此奢侈地享受外出静修，肯定会有所不同。想象一下，如果《黑道家族》里的托尼·瑟普拉诺，《绝命毒师》里的沃尔特·怀特或《广告狂人》里的唐·德雷珀都能在中年之前享受到公休假，结果将会怎样？假设你在正值中年或中年以后已经度过了公休假，已经客观评价了自己的表现，评估了你的人生是否足够有意义。如果没有，去制订计划吧！在条件还允许的时候做点儿什么。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你可以利用外出静修的时间去思考怎样做出一些改变，哪怕仅仅是态度上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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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让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外出静修可能会是怎样一种场景。你将驾驭那危险的“肘关节之年”。你和你的常驻作者在万怡酒店的会议室里。那里有巨大的黑板架，上面夹着一本便条簿，桌上有一盒彩色记号笔以及一盘糕点。手机已调至飞行模式。假设你的作者在这样的场合很随意，如同正在高尔夫度假区：他穿着汤美·巴哈马牌的短袖开领衬衫、打褶的百慕大式运动短裤、深色及膝短袜、渔夫凉鞋，头戴蒂利牌遮阳帽。他这样可不大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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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像我一样被迫去过一两次外出静修，无疑会对以下这种行为很熟悉。这时，你是会议主持人，从离甜甜圈最近的地方开始引导谈话。你的故事作者溜须拍马，“自愿”在那本巨大的本子上做笔记，他边走边把本子的纸撕下来，又用胶带一张张贴在房间里的四面墙上。你已经确定的议程——回顾！评估！头脑风暴！——两分钟后可能就要中止了，有人会提出一些本应准备、但却没有准备好的问题。事情照常进行着，我知道我们都想尽力 说到重点，但你不认为在我们想出如何达到目的之前，是否应该搞清楚这个所谓意义的重点到底是什么？此时，你和你的作者开始抛出所有可能的答案，你的作者将它们记在大本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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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就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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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希望？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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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死亡，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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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成就？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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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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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衍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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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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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或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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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如何对待别人，等等）？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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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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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名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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