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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芝加哥以后，我有点儿不舒服，因为不能再在田园牧歌式的墓地里蹦蹦跳跳了。我根据当时的情况做了所能做的。我开始在附近的林肯公园长时间徘徊，那里有动物园、植物温室、操场等常见的休闲设施。我突发奇想，我之所以去那里，是被 内心某种难以名状的诉求所吸引，想跟长岛的那些乡村亡魂的城市远亲们进行交流。距离林肯公园不远处，曾经是芝加哥的市政公墓（能容纳1.5万人），其中一大片地方是为穷人准备的。4000名邦联士兵的遗骨也长眠于此，他们在戴维斯集中营作为内战中的俘虏死去，就在这里以南几公里的地方。市政墓地旁边曾经是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专属的墓地，犹太教原有的那块地方现在被一个棒球场所替代。盗墓是很严重的恶行，人们雇了私家侦探作为警卫来保护所有亡者。某些寻求尸体的医学生，不顾莎士比亚“移我尸骨者要被诅咒”的警告犯下盗窃之行。已经成为过去式的市政公墓，绝对不是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墓地，这里弥漫着恶臭。1867年报纸上报道了附近的酿酒厂的废水渗入地下，导致墓地发出“腐烂的令人厌恶的气味”。两名新下葬的儿童不得不被重新挖出来。感谢上帝，他们的蓓蕾已经在天堂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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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在1871年，一场大火席卷了墓地，许多墓碑上全是废弃物，这导致成千上万从未被侵扰过的遗体被迫大规模迁移。现在，偶尔需要修新路或者维修地下设施时，常会发现一两片遗落的犹太人、天主教徒或穷人的遗骨，他们在被重新安置到芝加哥某地之前，出来静静地看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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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墓碑来供我们沉思，脑海里的故事作者和我只好阅读公园里长椅上镶嵌的众多铭牌。实际上，还在长岛的时候，我俩就开始记录这些东西了，用来逐渐打磨自己的审美偏好。我们觉得有些铭牌上可以再多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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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孩子和小狗相处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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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我们喜欢的，不知道是应该质疑他们的文笔还是该坦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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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父亲爱狗之人空中交通指挥员铁人三项运动员来吧，坐到我身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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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是我们看一眼就觉得不喜欢的，比如在墓地不远处遇到的：“纪念_____”就印在木桩上部的路标上，这行字上面还有另一个标识：“请选一条路。保持小镇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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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的，如果你真的很爱某个人，而他现在已不在人世，请尽量忍住不要通过一块生锈的金属牌来怀念他。选一条公园的长椅就可以了，或者一棵树的根部。然而，请记住，没有什么是永恒的。长椅会腐烂，树木会被暴风雨、昆虫和病害摧残。甚至花岗岩也可能会被回收。2013年，某个破产的大教堂的信仰之路上竖起来的近2000块刻好的墓碑被原地拔起，因为这块地被罗马天主教区接管了，随即进行了一次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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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情况下，我认为纪念碑或者墓碑应该被树立在一个逝者生命中有意义的地方。比如这人曾在这里遛狗，在这里与孩子相处，或者在这里读了本好书、看潮起潮落，又或者在此坠入爱河。 至于效果，我希望能让纪念仪式简短、优雅、真诚，绝不能多愁善感。要选择一种传统的、有品位的字体，尽量避免使用缩写。像《纽约客》的校对一样以毫不留情的眼光检查拼写和标点，文字越简洁越好。在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附近的海边，我曾看过一个很好的范例，那段悼文很简洁地指出了逝者与所属地方的纽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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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诺斯1927.9.6—2011.10.13“画家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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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也会碰到让人头疼的例子。某个下午，在纽约的华盛顿广场公园，我一屁股坐在长椅上，发现椅背上一块用螺丝固定的黄铜铭牌。铭牌上没有刻日期，但是铜面整洁发亮，所以应该挂在那里没几年。大概有人定期地来做抛光保养，对于逝者来说这是很暖心、很用心的举动。铭牌用四根螺丝固定，不是那种开槽螺母的螺丝，也不是飞利浦的。上螺丝需要某种特殊的两叉形工具，这也是种安全措施。怎么会有人来偷一块纪念铭牌——典型的盗墓行为——真是个谜。曼哈顿的粗人要把一块纪念铭牌偷去钉在哪里呢？难道会是某个熔炼工干的？即使是纽约的熔炼工，会自贬身价地干这种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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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铭牌上有三行字，设计还不赖。最上面一排用最大的字体刻着的，是其家人、朋友或邻居想在市中心公园背阴角落的长椅上来纪念的这位女主人的名字。在名字下面用略小的字体刻着：“帮助别人是她最快乐的时刻。”在更下面，用中等字体刻着：“对上帝来说，岩石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巨大坚硬的门。”这句话我不熟，找不到其出处。这句话缺少了人们通常期望在纪念铭牌上读到的、挽歌式的高雅——比如精心挑选的莎士比亚或华兹华斯的十四行诗的片段，抑或惠特曼或弗罗斯特的诗，或者梭罗或爱默生的散文，又或者艾伦·瓦茨引导冥想的磁带里挑选出来的让人心平气和的观点。这句话看起来像是自己创作的。我感到好奇，就用手机谷歌搜索了这个句子，答案立刻就蹦了出来：“对上帝来说，岩石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巨大坚硬的门”是理查德·巴赫《海鸥乔纳森》（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里的一句话。记得那本书吗？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版的最畅销的寓言故事，后来被改编成一部非常糟糕的电影。（罗杰·埃伯特评价说：“这一定是本年度最虚伪的文化剽窃、最假冒形而上学的东西。”他在影片开始45分钟后离开了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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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搜索了这本书的封面，上面写着：“这是一本为遵循内心、自己制定规则的人而写的故事……为那些仅仅因为把事情做好就感到特别愉悦的人，即使这事也只是为他们自己……为那些相信生命不仅是呈现在眼前的人们：他们会和海鸥乔纳森一起，越飞越快，超乎自己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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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对这位女性而言，生命的内涵、人生的意义呈现在这里，无论如何是认识她的人给她的判词。她遵从了自己的内心，从把事情做好中获得格外的愉悦，相信超越眼前的这些东西。这就是她的故事。或者她可能曾经试图成为那种人，但并未完全做到。无论如何，这个故事会在认识她的人们的记忆中流传下去。而且， 这些人将会把故事铭刻在铜牌钉在公园长椅上，让数不清的其他人，比如那天的我与我脑海里的作者以及现在的你，也能一起了解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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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21 惊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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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早上，天气很糟，我没法去搜寻纪念铭牌了，也不适合做其他户外活动，于是我走到了离公寓几个街区的纽贝瑞图书馆。纽贝瑞是一个巨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1887年开放。它是由一位沉默寡言的铁路大亨兼银行家沃尔特·纽贝瑞捐赠的，他在1868年去欧洲旅行时去世于海上。《纽约时报》一则有趣的报道称，同船的乘客认出了纽贝瑞，说服船长不要随意把他的尸体处理掉。据报道，这人跟船长保证说，逝者的家属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大家长的遗体安全运回美国。船长同意了这个请求，命令把尸体放在贮藏朗姆酒的桶里运到纽约。然后，被酒浸泡过的纽贝瑞尸体通过货运火车运到了芝加哥，在那里，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木桶被埋葬在了北部的某个公墓里。这或许是个很精彩的故事，但并不完全是真的。纽贝瑞的尸体仅仅是暂时存放在桶里，之后被做了防腐处理，并按照传统安放在棺材里下葬。顺便说一 下，他的墓前有一个很花哨的方尖碑作为标志，那是一座很高大的碑——我知道它的模样，是因为某个周日下午我带琳达去那里做了一次朝圣之旅。在19世纪中期，那是在上流社会里大受欢迎的一种设计。他的碑文刻着“期待着神圣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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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希望沃尔特·纽贝瑞找到了他神圣的不朽，因为此刻我觉得自己正受惠于他。本书的很大一部分是在纽贝瑞图书馆写成的。不仅是因为那个跟朗姆酒有关的都市传说很病态地符合我这个项目，而且是因为这座图书馆几乎长年是空的——一个干净、明亮、洞窟式的地方，一个用来思考和写作的完美场所。那天，我在三楼常坐的地点安顿下来，把我的索引卡拿出来铺开，开始在电脑上用功。另一个总是出现的事物，也已经在平时的地点就位了——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先生，他也在很勤奋地用功，身边都是些看起来很冷门的书，有的有插图，有几本是拉丁语的。我们从未交谈过，隔着些距离我也看不清他在做什么。我猜那可能是一本古罗马艺术方面的专著。总之，是很深奥的东西。他那僧侣般的神态——面无表情，十分专注于工作——有种学者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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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感，不管是学术的、神职的、爱国的、关于创造力的或危险的——波尔布特[1]也认为自己具有种使命感——特指感受到某种使命选择了你，而不是你选择了它。使命感在神话中处于核心地位。约瑟夫·坎贝尔会解释传统的使命感是如何起作用，并让人当作自己的使命。英雄会踏上梦幻般的冒险，这是无法抗拒的。如果抗拒这种使命的召唤，你就会陷于单调无力的生活——就像 可能会降临在我身上的，假如我当时没有出于对生活的恐慌而参加《时尚先生》的比赛。因此接受召唤吧！不管以何种方式，开启一段旅程，带你深入丛林或攀登峰顶或放逐孤岛，或者就此时而言，隐居在图书馆里写一本关于古代艺术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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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境遇不同，通常会有非人类的东西在准备着折磨、取悦或启发这些被召唤的人，虽然我在纽贝瑞图书馆从未遇到过（换句话说，我从来没有上到三楼以上的地方）。但这种使命感不一定是超脱尘俗的。对教堂、社会项目、道德事业、社区、学校或全世界的强烈的承诺，都有机会带来某种使命感，无论是你一直在做的事还是周末才做的。维克多·弗兰克讲过很多关于这种使命感是如何宝贵的话。这种使命感可以填补人生的空缺。使命感“使人们的人生充满意义感、责任感和尊严”，心理学家保罗·黄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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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使命的召唤深深地令人满足，这种召唤却不总是有趣的。圣女贞德、内森·黑尔[2]、阿梅莉亚·埃尔哈特[3]都是因为遵从自己的使命感去世的。纳尔逊·曼德拉在被使命召唤解放一个国家之前，在监狱里度过了27年。这种使命召唤也可能对那些依靠被召唤者生活的其他人造成不公，甚至会非常残酷。众所周知，高更在中年早期抛弃了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因为他说他的使命是绘画——再见了，我的爱人！然后他就抛妻弃子去了塔希提岛，让他们自 力更生。心理学家会说高更值得赞扬，没有让社会教条冲击他自我实现的动力，而自我实现是有意义的人生的制高点。其他人会认为高更是一个任性的暴徒，或者更差，像谣传的那样是打老婆的男人、一个有天赋的画家，但不是什么遵守道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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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那天早上我在纽贝瑞图书馆，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正在写理查德·本·克莱默的追悼会那一章。我需要拉伸一下，就站起来走到窗前，向外望可以看到街对面的“精神病院广场”（Bughouse Square），这个绰号源于它曾是芝加哥对伦敦海德公园演讲角的呼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印在肥皂盒上的演说家们曾在这里大骂资本主义，其中最激烈者认为有种颠覆性的力量在召唤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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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窗前，突然有一段记忆浮现出来。这可能是由我某处反射神经回路的衰退引起的。或者是我脑海里楼上的故事作者正在重新整理一些发霉的记忆，而其中的一段恰好鲜活了起来。意外总会发生，不管是什么引起的，这段突然浮现的记忆对引导我思考人生的意义极其有帮助：我想起来我记日记的那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从未有人读过，直到现在我应该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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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回到家里，我发现我的日记文档（文件名“日记”，写于1989年8月29日）保存完好，被存储到我现在电脑硬盘里的某个古老的文件夹里。这个文档穿越了时间与空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连续在我七八个电脑里保存过，从台式机转移到笔记本电脑再转移到台式机，至少十几次的苹果操作系统更新也没让它丢失。乔布斯都去世了它还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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