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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铭牌上有三行字，设计还不赖。最上面一排用最大的字体刻着的，是其家人、朋友或邻居想在市中心公园背阴角落的长椅上来纪念的这位女主人的名字。在名字下面用略小的字体刻着：“帮助别人是她最快乐的时刻。”在更下面，用中等字体刻着：“对上帝来说，岩石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巨大坚硬的门。”这句话我不熟，找不到其出处。这句话缺少了人们通常期望在纪念铭牌上读到的、挽歌式的高雅——比如精心挑选的莎士比亚或华兹华斯的十四行诗的片段，抑或惠特曼或弗罗斯特的诗，或者梭罗或爱默生的散文，又或者艾伦·瓦茨引导冥想的磁带里挑选出来的让人心平气和的观点。这句话看起来像是自己创作的。我感到好奇，就用手机谷歌搜索了这个句子，答案立刻就蹦了出来：“对上帝来说，岩石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巨大坚硬的门”是理查德·巴赫《海鸥乔纳森》（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里的一句话。记得那本书吗？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版的最畅销的寓言故事，后来被改编成一部非常糟糕的电影。（罗杰·埃伯特评价说：“这一定是本年度最虚伪的文化剽窃、最假冒形而上学的东西。”他在影片开始45分钟后离开了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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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搜索了这本书的封面，上面写着：“这是一本为遵循内心、自己制定规则的人而写的故事……为那些仅仅因为把事情做好就感到特别愉悦的人，即使这事也只是为他们自己……为那些相信生命不仅是呈现在眼前的人们：他们会和海鸥乔纳森一起，越飞越快，超乎自己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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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对这位女性而言，生命的内涵、人生的意义呈现在这里，无论如何是认识她的人给她的判词。她遵从了自己的内心，从把事情做好中获得格外的愉悦，相信超越眼前的这些东西。这就是她的故事。或者她可能曾经试图成为那种人，但并未完全做到。无论如何，这个故事会在认识她的人们的记忆中流传下去。而且， 这些人将会把故事铭刻在铜牌钉在公园长椅上，让数不清的其他人，比如那天的我与我脑海里的作者以及现在的你，也能一起了解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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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21 惊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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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早上，天气很糟，我没法去搜寻纪念铭牌了，也不适合做其他户外活动，于是我走到了离公寓几个街区的纽贝瑞图书馆。纽贝瑞是一个巨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1887年开放。它是由一位沉默寡言的铁路大亨兼银行家沃尔特·纽贝瑞捐赠的，他在1868年去欧洲旅行时去世于海上。《纽约时报》一则有趣的报道称，同船的乘客认出了纽贝瑞，说服船长不要随意把他的尸体处理掉。据报道，这人跟船长保证说，逝者的家属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大家长的遗体安全运回美国。船长同意了这个请求，命令把尸体放在贮藏朗姆酒的桶里运到纽约。然后，被酒浸泡过的纽贝瑞尸体通过货运火车运到了芝加哥，在那里，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木桶被埋葬在了北部的某个公墓里。这或许是个很精彩的故事，但并不完全是真的。纽贝瑞的尸体仅仅是暂时存放在桶里，之后被做了防腐处理，并按照传统安放在棺材里下葬。顺便说一 下，他的墓前有一个很花哨的方尖碑作为标志，那是一座很高大的碑——我知道它的模样，是因为某个周日下午我带琳达去那里做了一次朝圣之旅。在19世纪中期，那是在上流社会里大受欢迎的一种设计。他的碑文刻着“期待着神圣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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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希望沃尔特·纽贝瑞找到了他神圣的不朽，因为此刻我觉得自己正受惠于他。本书的很大一部分是在纽贝瑞图书馆写成的。不仅是因为那个跟朗姆酒有关的都市传说很病态地符合我这个项目，而且是因为这座图书馆几乎长年是空的——一个干净、明亮、洞窟式的地方，一个用来思考和写作的完美场所。那天，我在三楼常坐的地点安顿下来，把我的索引卡拿出来铺开，开始在电脑上用功。另一个总是出现的事物，也已经在平时的地点就位了——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先生，他也在很勤奋地用功，身边都是些看起来很冷门的书，有的有插图，有几本是拉丁语的。我们从未交谈过，隔着些距离我也看不清他在做什么。我猜那可能是一本古罗马艺术方面的专著。总之，是很深奥的东西。他那僧侣般的神态——面无表情，十分专注于工作——有种学者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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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感，不管是学术的、神职的、爱国的、关于创造力的或危险的——波尔布特[1]也认为自己具有种使命感——特指感受到某种使命选择了你，而不是你选择了它。使命感在神话中处于核心地位。约瑟夫·坎贝尔会解释传统的使命感是如何起作用，并让人当作自己的使命。英雄会踏上梦幻般的冒险，这是无法抗拒的。如果抗拒这种使命的召唤，你就会陷于单调无力的生活——就像 可能会降临在我身上的，假如我当时没有出于对生活的恐慌而参加《时尚先生》的比赛。因此接受召唤吧！不管以何种方式，开启一段旅程，带你深入丛林或攀登峰顶或放逐孤岛，或者就此时而言，隐居在图书馆里写一本关于古代艺术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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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境遇不同，通常会有非人类的东西在准备着折磨、取悦或启发这些被召唤的人，虽然我在纽贝瑞图书馆从未遇到过（换句话说，我从来没有上到三楼以上的地方）。但这种使命感不一定是超脱尘俗的。对教堂、社会项目、道德事业、社区、学校或全世界的强烈的承诺，都有机会带来某种使命感，无论是你一直在做的事还是周末才做的。维克多·弗兰克讲过很多关于这种使命感是如何宝贵的话。这种使命感可以填补人生的空缺。使命感“使人们的人生充满意义感、责任感和尊严”，心理学家保罗·黄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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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使命的召唤深深地令人满足，这种召唤却不总是有趣的。圣女贞德、内森·黑尔[2]、阿梅莉亚·埃尔哈特[3]都是因为遵从自己的使命感去世的。纳尔逊·曼德拉在被使命召唤解放一个国家之前，在监狱里度过了27年。这种使命召唤也可能对那些依靠被召唤者生活的其他人造成不公，甚至会非常残酷。众所周知，高更在中年早期抛弃了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因为他说他的使命是绘画——再见了，我的爱人！然后他就抛妻弃子去了塔希提岛，让他们自 力更生。心理学家会说高更值得赞扬，没有让社会教条冲击他自我实现的动力，而自我实现是有意义的人生的制高点。其他人会认为高更是一个任性的暴徒，或者更差，像谣传的那样是打老婆的男人、一个有天赋的画家，但不是什么遵守道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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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那天早上我在纽贝瑞图书馆，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正在写理查德·本·克莱默的追悼会那一章。我需要拉伸一下，就站起来走到窗前，向外望可以看到街对面的“精神病院广场”（Bughouse Square），这个绰号源于它曾是芝加哥对伦敦海德公园演讲角的呼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印在肥皂盒上的演说家们曾在这里大骂资本主义，其中最激烈者认为有种颠覆性的力量在召唤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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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窗前，突然有一段记忆浮现出来。这可能是由我某处反射神经回路的衰退引起的。或者是我脑海里楼上的故事作者正在重新整理一些发霉的记忆，而其中的一段恰好鲜活了起来。意外总会发生，不管是什么引起的，这段突然浮现的记忆对引导我思考人生的意义极其有帮助：我想起来我记日记的那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从未有人读过，直到现在我应该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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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回到家里，我发现我的日记文档（文件名“日记”，写于1989年8月29日）保存完好，被存储到我现在电脑硬盘里的某个古老的文件夹里。这个文档穿越了时间与空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连续在我七八个电脑里保存过，从台式机转移到笔记本电脑再转移到台式机，至少十几次的苹果操作系统更新也没让它丢失。乔布斯都去世了它还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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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从奈德出生那天开始记，直到凯瑟琳来到人间后不久。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停止记日记了，也不很确定当初为什么开始的。没有人说过，请注意，孩子出生是改变你生活的大事件，是一个转折点，若你这时足够明智，就会开始记日记。我只是开始在文档里记录，通常是在晚上，不是每天都记，但是很精彩。“有些时刻很美好，有些更美好，还有的甚至值得我们写下来。”查尔斯·布可夫斯基在一首诗中写道。这正是我当时在做的：记录在当时看起来值得记录的时刻。日记的第一篇就是关于奈德出生的那天早上基本的时间、地点、人物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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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晚上10点到达纽约市立医院，我在候产室待了几个小时，在走廊里来回走动，适应了胎儿监护器等。琳达被转移到楼上，我们在那里又待了至少10个小时。S医生，刚度假回来，很不耐烦地来回踱步，终于，平时帮我们看病的M医生过来了。最后每个人都很累。医生想回家，琳达准备好生了，我也准备好了。S医生站在床尾，M医生的身体探到琳达的腹部，用前臂帮她往下推，不行。又往下推了一次，还没生。这时我已经吓得灵魂出窍了。S医生拿起钳子（泛着亮光的、超大号的沙拉钳，很吓人），用力拉扯了一下还是两下，慢慢拉出来一个红色的、蠕动着的、滑溜溜的小人。是个男孩！！一个护士为他称了体重，帮他擦干净身体，拿着一个手术剪，问我是否想要剪脐带。我还没有准备好，就摇了摇头。这是第一个身为人父的测试，我竟然畏缩了。我不知道还需要做什么，就做了男人常做的事情，帮他拍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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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这个文档里主要包含关于一个婴儿的、完全没有新闻价值的发育过程的超详细笔记，很显然，观察者由于从未见过刚出生的人类生命体而无比惊叹。突然出现的面部表情或者声音，头发或眼睛颜色的细微变化，没有一处未被发现、被欣赏、被记录。不时地，还会有短暂的忏悔或突然的自省。比如，三个月后，我发现很难记起奈德出生前自己的四十多年生活是怎样的了。几页之后，我写到了对要出差的抱怨，害怕自己错过孩子成长过程中某些非凡的成就。若我不在时他学会了抬头呢？会翻身了呢？又过了几页，我再次思考了晚年得子的情况下时间是多么宝贵（那时我43岁，刚刚开始到“肘关节”）。然后文档中记录了我不得不去米兰出差时发生的事情。以前在《时尚先生》工作时，我必须参加欧洲男装秀——为杂志做宣传，与广告商交谈等等。若你认为参加男装走秀令人羡慕、风光无限，你可千万别这样想，除非你喜欢坐在没有空调的帐篷里，里面极其闷热潮湿，光着上身的超级名模穿着假皮草背心和裁剪得体的短裤，光脚穿着添柏岚靴子，随着“赶时髦”乐队震耳欲聋的《享受安静》来回地走着猫步。你还会觉得自己比别人矮、比别人胖，然后在一个本来没什么意义的世界里更加漫无目的，真是受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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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时装秀开始前的那天我在米兰。这时奈德已经要过第一个生日了。我有一天时间可以自由安排，所以我独自在城里转悠，试着打消对存在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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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一人的下午，在酒店旁边一座很大的公园里，我坐在树下的长椅上，观看了一对夫妇的手风琴演奏。那位女士 踩动踏板，然后踏板会触发放在一张金属折叠椅上的机械手风琴演奏器。她的丈夫戴着宽领带和软呢帽，负责唱歌，唱的是意大利民歌，出自一部很傻也很老的意大利动画。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往这边来，大梁的座位上坐着他的儿子。他大概两岁，体格跟奈德差不多。他的父亲把他从自行车上抱到地上，他就站在那里，完全被音乐吸引住了，惊奇地盯着那个手风琴演奏器。父亲给他一张纸币，鼓励小男孩往前几步，把钱放在叮当作响的手风琴旁边的桶里。小男孩一动不动，一寸也不敢靠近。父亲再次温柔地鼓励他。小男孩迈出了很小的一两步，然后把钱往桶的方向扔了过去。那张钱好像在空中停留了很久，终于直直地飘进了小桶里。简直不可思议。小男孩快速跑回父亲怀里。我的眼泪涌了上来，说不出那一刻有多么想念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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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不会强迫你坐下来看完我们的家庭录像一样，我也不会把这遗失已久的日记强行跟你讲更多。就像我说的，日记又持续了几年，随着时间增长记得越来越少。凯瑟琳出生的时候（那是1991年7月27日凌晨2
:23）我记了很多。这时候我们在伦敦生活，我被派去协助《时尚先生》英国版的发行。凯瑟琳的出生，对于奈德的成长记录而言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结尾。奈德是在预产期后几周才终于大张旗鼓地降生的，而凯瑟琳是在预产期前几周平平静静地出生的，她到来时的背景音乐是轻柔的吉他和弦。她的降生很轻松，没有动用到纽约市立医院的“摔跤二人组”那种顶尖的产科医生，也没人用前臂把她从琳达的肚子里拖出来，也没 用到巨大的沙拉钳，仅仅请到了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名叫莉莉·费尔南德斯的助产士。莉莉那天早上的镇定、温柔和熟练，她的名字和她那天的存在，我都完全忘记了，直到从纽贝瑞图书馆回来的那天下午翻到日记的那几页时才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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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波尔布特（Pol Pot，原名Saloth Sar，1925—1998），20世纪70年代曾任民主柬埔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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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森·黑尔（Nathan Hale），美国民族英雄，在独立战争中窃取情报时被英军逮捕就义，年仅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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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梅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美国著名的女性飞行员，第一位获得十字飞行荣誉勋章的女飞行员、第一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1937年，她尝试全球首次环球飞行时在太平洋上空神秘失踪，1939年被宣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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