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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特别热衷于家居装饰。他不满足于布拉曼特设计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米开朗琪罗画的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又聘请了一位相对不太知名的画家——来自乌尔比诺的27岁的拉斐尔，让拉斐尔给他的梵蒂冈宫殿的私人图书馆绘制一系列巨型壁画。这些壁画将展现尤利乌斯图书馆中的主题：神学、法律、诗歌和哲学。今天，特别受到赞赏的是最后一幅壁画《雅典学院》。在这幅画中，拉斐尔画了一群古代哲学家，主要是古希腊的，但也有古罗马、古波斯和古中东地区的，他们聚在一起热烈地交谈。画中并没有把哲人们画成学者。可以肯定，画中间正在辩论的两个人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手中拿着书。比较肯定的是，左前方在写方程的是毕达哥拉斯，悲伤地独自坐在那里的是赫拉克利特，坐在大理石台阶上的名声不太好的那位可能是犬儒派的第欧根尼。苏格拉底在后排，正在盘问一个年轻人，最左边微笑着、戴着花冠的可能是伊壁鸠鲁。显然，这是一群形态各异的哲学家，他们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激进的思想，其中许多都超出了天主教教条的范围。伊壁鸠鲁是一位唯物论者，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相信转世，赫拉克利特认为存在由火构成的宇宙智慧。但在这里，他们都在梵蒂冈宫殿的墙上喊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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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学院》是我最喜欢的画之一。我喜欢它秩序和混乱之间的平衡，喜欢这些人都有着独特的性格，但他们的思想又有着根本的统一性。我喜欢画中央穿着鲜艳、飘逸的长袍，正在辩论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一个向上指着上天，一个向下指着街道。我喜欢它的都市背景，不清楚那是一座庙宇、一个市场，还是某个理想城市的拱廊。在那里，人人都可以加入谈话，平凡与崇高紧密结合。在看这幅画时，我心想：加入那样的对话会怎样？在雅典学院中学习，聆听那些伟大老师的教诲，“大胆地跟他们说话”会是怎样？他们对我们的时代会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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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梦想中的学校、我的理想课程，我努力把它设计成拥有雅典学院的全日通行证会有的经历。我把12位古代最伟大的老师聚在一起，向我们传授现代教育缺失的内容：如何控制我们的感情、如何应对我们的社会，以及如何生活。他们教给我们励志的艺术（西塞罗写道，哲学教我们做“我们自己的医生”），但那是最好的励志，不是狭隘地只关注个人，而是扩展我们的心灵，把我们跟社会、科学、文化和宇宙联系在一起。这一过程不是规范性的——老师之间意见不一（实际上，他们当中有些人非常看不惯对方），本书提出的不是一套而是好几套哲学。但，就像在拉斐尔的画作中那样，在多样性背后有着统一性：所有的老师都对人类的理性以及哲学改善我们的生活的能力感到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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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上点名时，学院的校长苏格拉底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哲学能够帮助我们，对我们的时代发言。之后，白天的课程分成4节。早上，斯多葛派将教我们如何成为高尚的战士（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将遇到的许多当代斯多葛派人士都是士兵）。在午餐时，伊壁鸠鲁将传授我们享受当下的艺术。在晌午的神秘主义和怀疑论课上，我们思考我们个人的哲学跟我们的宇宙观和上帝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关系。在最后一节的政治课上，我们思考我们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古代哲学对现代政治的影响。之后，苏格拉底主持毕业典礼，给我们上一堂关于“死亡的艺术”的课程。如果你还想深入地探究，我的网站www.philosophyforlife.org上还有许多课外活动，上面有对你在本书中遇到的一些人的视频和文字采访，以及“全球哲学地图”，显示你附近的哲学小组（如果你自己建立了哲学小组，请告诉我，我会加到地图上去）。当然，还有这些哲学家本人的精彩著作，大部分都能在网络上找到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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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重建你在拉斐尔的画上看到的开放与热闹，那种人人都可以加入的热烈的街头辩论。今天，许多人都在重新发现古人，用他们的思想让自己过上更美好、更富裕、更有意义的生活。我们将再次加入拉斐尔精美描绘的气氛热烈的谈话。我们大胆地跟古人对话。他们仁慈地回答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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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01 哲学：幸福生活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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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呃……你……感觉如何？你……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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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得令人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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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96年，我上大学一年级。我本科的学习进展得很顺利，我的导师对我的论文很满意。但我的情绪好像突然陷入了混乱。毫无来由地，我突然变得恐慌、情绪波动不定、抑郁和焦虑。我的生活成了一团糟，而且我完全不知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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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好，谢谢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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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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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打电话给系主任，让他来调查我怎么了。这是因为我在情绪波动期间，信用卡超过了透支的额度。银行联系了我所在的学院，对我们的系主任、一位很受尊重的英国诗歌专家发出了警告，但并非直接的严重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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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在赌博对吧？也没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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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没有。但我上中学的最后几年曾经大肆吸毒。我在想，是不是那样做把我搞得一团糟？我出生在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庭，直到最近还很幸福。但我目睹了几个朋友神经错乱，有几个最终进了精神病院，现在我的精神健康也崩溃了。是不是吸毒破坏了我们的神经回路，导致我们陷入终生的情绪紊乱？或者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神经质的青少年？我怎么才能搞清楚？“哦，我现在很好，先生，真的。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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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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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一阵沉默。“我很喜欢《高文爵士与绿骑士》。”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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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本好书，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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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松了一口气，逃出了情绪的黑暗洞穴，回到了无关个人的、学术性的更清爽的气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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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对此我心怀感激。我的英国文学学位给了我研究《高文爵士与绿骑士》等杰作的机会，去欣赏漂亮的写作。我知道我幸运地得到了这样的机会。但它没有教我如何理解和控制我的情绪，以及如何反思人生的目的。也许这对我们那些超额工作的老师来说提的要求太多了（他们毕竟不是治疗师），但我认为中学、大学和成人教育应该向人们提供一些指导，不仅指导他们的就业，还要指导他们人生的顺境和逆境。《雅典学院》那幅画中描绘的老师提供的就是这样的教育：他们教学生如何改变他们的情绪，如何应对不幸，如何过上最好的生活。我多么希望我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遇到了这样的老师。相反，我发现大学更像是工厂：我们按时进去，交上我们的论文，按时离开，之后我们就得靠自己了，仿佛我们已经是有健全人格的、负责任的成年人。从体制上说，没人关心本科生的幸福或我们更广泛的性格养成。学生们也无法希望我们学习的东西真的能够用于我们的生活，更不用说变革社会了。学位只是为市场、为我们即将进入的工厂所做的准备，其规则都是我们改变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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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读大学的3年时间里，我的课业很顺利，而我的情绪却越来越糟糕。恐慌像地震一样袭来，毁掉了我理解和控制自我的信心。我觉得我说不清内心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就日益退入自己的外壳内，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反复无常的行为导致我的朋友跟我疏远，招致了别人的批评，这只会证实我既有的信念——世界是一个充满敌意和不公的地方。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学的东西对此毫无帮助。文学和哲学对我能有什么帮助呢？我的大脑是一个神经化学机器，我弄坏了它，对此我毫无办法。但是，大学毕业后，我不得不把这个坏掉的设备连接到市场上的巨型金属机器上，并且维持着生命。我1999年毕业，拿到了一个很好的学位，为了表示庆祝，我的神经系统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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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2001年，在恐惧和困惑了5年之后，我被诊断患上了社交恐惧症、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我自己研究后发现，可以用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来治疗我的情绪紊乱。我找到一个社交焦虑患者的认知行为治疗互助小组，他们每周在伦敦我家附近一个教堂的大厅里聚会。现场没有治疗师，我们按照其中一个小组从网上买的一个CBT课程做。我们按照讲义做练习，在康复过程中相互鼓励。对有些人来说，这样做很管用。比如我，一个月左右之后，我就没再遭遇恐慌，开始对我的理智应对狂暴情绪的能力变得更自信。康复的过程很漫长，不是说你越过一个边界之后，突然就好起来了，我仍在康复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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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哲学与现代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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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了解认知行为疗法时，其观念和技术对我来说好像很熟悉。它们让我想起了我知道的那么点儿古希腊哲学。2007年，我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记者，我就开始调查认知行为疗法的起源。我去了纽约采访在20世纪50年代发明了认知行为治疗的阿尔伯特·艾利斯。他去世前，我对他做了最后一次采访，还给《泰晤士报》写了他的讣闻。我还采访了认知行为疗法的另一个创始人亚伦·贝克。随后5年里，我还采访了其他顶尖的认知心理学家。通过这些采访，我发现了古希腊哲学对认知行为治疗的直接影响。比如，阿尔伯特·艾利斯告诉我，斯多葛派哲人爱比克泰德的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不是被事物本身困扰，而是被他们关于事物的意见困扰。”这句话启发了艾利斯的ABC情感模型，它是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我们经历了一个事件（A），接着去理解它（B），然后本着这种理解感受到一种情绪反应（C）。艾利斯追随斯多葛派，提出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我们对事件（A）的想法或意见（B）而改变我们的情绪（C）。同样，亚伦·贝克对我说，他在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时受到了启发，也“受到了斯多葛派哲人们的影响，他们说影响人们的是事件的含义而非事件本身。当艾利斯说出这番话后，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这两位先驱——艾利斯和贝克——拿来古希腊哲学的思想和技术，把它们置于西方心理治疗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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