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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对此我心怀感激。我的英国文学学位给了我研究《高文爵士与绿骑士》等杰作的机会，去欣赏漂亮的写作。我知道我幸运地得到了这样的机会。但它没有教我如何理解和控制我的情绪，以及如何反思人生的目的。也许这对我们那些超额工作的老师来说提的要求太多了（他们毕竟不是治疗师），但我认为中学、大学和成人教育应该向人们提供一些指导，不仅指导他们的就业，还要指导他们人生的顺境和逆境。《雅典学院》那幅画中描绘的老师提供的就是这样的教育：他们教学生如何改变他们的情绪，如何应对不幸，如何过上最好的生活。我多么希望我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遇到了这样的老师。相反，我发现大学更像是工厂：我们按时进去，交上我们的论文，按时离开，之后我们就得靠自己了，仿佛我们已经是有健全人格的、负责任的成年人。从体制上说，没人关心本科生的幸福或我们更广泛的性格养成。学生们也无法希望我们学习的东西真的能够用于我们的生活，更不用说变革社会了。学位只是为市场、为我们即将进入的工厂所做的准备，其规则都是我们改变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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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读大学的3年时间里，我的课业很顺利，而我的情绪却越来越糟糕。恐慌像地震一样袭来，毁掉了我理解和控制自我的信心。我觉得我说不清内心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就日益退入自己的外壳内，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反复无常的行为导致我的朋友跟我疏远，招致了别人的批评，这只会证实我既有的信念——世界是一个充满敌意和不公的地方。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学的东西对此毫无帮助。文学和哲学对我能有什么帮助呢？我的大脑是一个神经化学机器，我弄坏了它，对此我毫无办法。但是，大学毕业后，我不得不把这个坏掉的设备连接到市场上的巨型金属机器上，并且维持着生命。我1999年毕业，拿到了一个很好的学位，为了表示庆祝，我的神经系统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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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2001年，在恐惧和困惑了5年之后，我被诊断患上了社交恐惧症、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我自己研究后发现，可以用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来治疗我的情绪紊乱。我找到一个社交焦虑患者的认知行为治疗互助小组，他们每周在伦敦我家附近一个教堂的大厅里聚会。现场没有治疗师，我们按照其中一个小组从网上买的一个CBT课程做。我们按照讲义做练习，在康复过程中相互鼓励。对有些人来说，这样做很管用。比如我，一个月左右之后，我就没再遭遇恐慌，开始对我的理智应对狂暴情绪的能力变得更自信。康复的过程很漫长，不是说你越过一个边界之后，突然就好起来了，我仍在康复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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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哲学与现代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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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了解认知行为疗法时，其观念和技术对我来说好像很熟悉。它们让我想起了我知道的那么点儿古希腊哲学。2007年，我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记者，我就开始调查认知行为疗法的起源。我去了纽约采访在20世纪50年代发明了认知行为治疗的阿尔伯特·艾利斯。他去世前，我对他做了最后一次采访，还给《泰晤士报》写了他的讣闻。我还采访了认知行为疗法的另一个创始人亚伦·贝克。随后5年里，我还采访了其他顶尖的认知心理学家。通过这些采访，我发现了古希腊哲学对认知行为治疗的直接影响。比如，阿尔伯特·艾利斯告诉我，斯多葛派哲人爱比克泰德的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不是被事物本身困扰，而是被他们关于事物的意见困扰。”这句话启发了艾利斯的ABC情感模型，它是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我们经历了一个事件（A），接着去理解它（B），然后本着这种理解感受到一种情绪反应（C）。艾利斯追随斯多葛派，提出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我们对事件（A）的想法或意见（B）而改变我们的情绪（C）。同样，亚伦·贝克对我说，他在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时受到了启发，也“受到了斯多葛派哲人们的影响，他们说影响人们的是事件的含义而非事件本身。当艾利斯说出这番话后，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这两位先驱——艾利斯和贝克——拿来古希腊哲学的思想和技术，把它们置于西方心理治疗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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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认知行为疗法，以及启发了它的苏格拉底哲学，引发我的社交恐惧症和抑郁的不是心理分析所说的受到压抑的性本能，也不是像精神病学所说的，是只能用药物纠正的神经紊乱，而是我的信念。我持有一些正在毒害我的有毒的信念和思维习惯，比如“我永久地损害了自己”和“每个人都得赞同我，如果他们不赞同我，那就是灾难”。这些有毒的信念是我的情绪痛苦的核心。我的情绪随我的信念而来，我会在社交场合感到极其焦虑，在这些场合不顺利时我就会感到抑郁。这些信念是无意识的、未经省察的，但我可以学着去省察它们，把它们放在理性的阳光下，看看它们是否合理。我可以自问：“为什么人人都得赞同我？那现实吗？也许即使其他人不喜欢我，我也可以接受自己、喜欢自己。”现在这看上去都是显而易见的，但通过这种基本的自我质问，以及我的认知行为疗法小组的支持，我慢慢地从我本来有毒的、非理性的信念转向了更加理性、合理的信念。跟艾利斯的ABC情感模型吻合的是，我的情绪遵循我的新信念。慢慢地，我在社交场合的焦虑减轻了，也不那么抑郁了，更加自信、高兴了，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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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与日常生活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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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贝克称这种省察你的无意识信念的技术为“苏格拉底式方法”，因为它受到了苏格拉底的直接启发。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中最伟大的人物，也是我们这个学校的校长。在苏格拉底之前的一个世纪，也有人自称为哲学家，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但是他们要么以物质的宇宙为中心，要么发展出了非常精英主义的、反民主的人生哲学。生活于公元前469~前399年的苏格拉底是第一位坚决主张哲学应该对普通人的日常关切发言的哲学家。他本人出身卑微——他的父亲是一位石匠，母亲是一位助产士，并不是生来就拥有财富、官场人脉和优雅的外表，但他令他的社会为自己神魂颠倒，虽然那个时代并不缺少杰出人士。他一本书也没写过。他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一套传诸弟子的一以贯之的思想。与耶稣一样，我们只能通过他人的记述来了解他，尤其是他的弟子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记述。当德尔菲神庙的神谕说他是希腊最智慧的人时，他提出，那只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知道得是多么少。但他也意识到其他人都知道得很少。他努力向他的雅典同胞传达的是——他视之为他的神圣使命——质问自己的习惯。他说，他认为“省察自己和他人”是“最高等级的善”，“每天都要讨论这种善”。他说，大部分人终生都是在梦游，从来没问过自己他们在干什么，以及为什么要那么做。他们吸收了他们的父母的价值观和信念，或者他们的文化，毫不质疑地接受了下来。但如果他们刚好吸收了错误的信念，他们就会“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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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坚持认为，你的哲学（你如何理解世界，你认为生命中什么很重要）跟你的精神和身体健康密切相关。不同的信念导致不同的情感状态——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体现在不同的情绪疾病形式上。比如，我太在意他人的赞同（柏拉图说这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典型疾病），这种哲学导致我恐惧社交。借助认知行为疗法，以及古代哲学，我把我无意识的价值观带至意识之中，省察它们，并裁定它们是不明智的。我改变了我的信念，这又改变了我的情绪和身体健康状况。我的价值观某种程度上得自我的社会。但是我不能责怪他人或我的文化，因为是我每天选择接受它们。苏格拉底宣称，“照料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的责任，这是哲学的教导——心理治疗的艺术，它源于古希腊人的“照料灵魂”。应该由我们来省察我们的灵魂，裁定哪些信念和价值观是合理的，哪些是有毒的。在这种意义上，哲学是一种我们可以用在自己身上的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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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灵魂的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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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曾经写道：“我向你们保证，有一种治疗灵魂的医术。它是哲学，不需要像对身体的疾病那样，要到我们的身体以外去寻找它的救助方法。我们一定要使用我们所有的资源和力量，去努力变得能够治疗自己。”这正是苏格拉底通过他的街头哲学想教给他的同胞的。他会跟他在城中散步时碰到的任何人开始谈话（雅典的居民并不多，所以大部分市民都相互认识），去发现那个人相信什么，重视什么，他们在生命中追求什么。当他的雅典同胞因为亵渎神灵而审判他时，他对他的同胞说：“我四处游逛，就是为了说服你们当中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不要去在意你们的身体，或者你们的财富，而是要努力‘使灵魂达到最佳状态’。”他文雅、幽默、谦虚地引导人们去省察他们的人生哲学，把他们带到理性之光下。跟苏格拉底谈话是最普通、寻常的经历，但这些会彻底改变你。跟他谈话后，你就不再是原来的你了，突然之间你觉醒了。认知行为疗法努力重现这种“苏格拉底的方法”，教我们质问自己的艺术。在认知行为治疗过程中，你不只是躺在沙发上，独白你的童年，而是坐在那里，跟你的治疗师对话。他努力帮助你发现你无意识的信念，看看它们怎样决定了你的情绪，然后质疑那些信念，看看它们是否合理。你学着做自己的苏格拉底，所以，当负面情绪击倒你时，你问，我对它是否做出了智慧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合理的吗？我能做出更明智的反应吗？你余生中都会有这种苏格拉底般的能力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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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哲学核心的乐观信息是，我们有能力治愈自己。我们可以省察我们的信念，选择去改变它们，而这将改变我们的情绪。这种能力是内在于我们的。我们不需要向教士、心理分析师或药理学家下跪，去祈求救赎。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随笔作家蒙田说得很好，他说，苏格拉底“为人性做了一件大好事，指出它可以为自己做多少事情。我们都比我们自己以为的更富有，但我们学到的是要去借、去乞求……而自在的生活并不需要多少教条。苏格拉底教导我们，我们身上都有，他教了我们如何去找到它，如何使用它”。蒙田是对的：我们都比我们自己以为的更富有。但我们都忘记了我们身上的力量，所以我们总会去别处乞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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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自己，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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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们的理性的评估是不是过于乐观了？它对我们要求的是不是太多了？一些现代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会对苏格拉底的乐观主义提出异议，可能会斥之为愚昧的励志。首先，他们会质疑，我们是否能够认识自己。他们会指出，我们那些看上去是无意识的、自动的决定过程都是被我们的基因，或者我们的本能反应、认知偏见和我们所处的情境决定的。他们会指出人类理智的限度以及我们质问自己的情绪反应的能力很弱。有的会挑战这样的观念：人类有能力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我们会提出，自己注定会反复犯同样的错误。实际上，有些科学家真的会挑战自由意志和意识观念，他们会说它们是神秘主义的迷信。我们是物质的存在，存在于一个物质的宇宙中，就像宇宙中的万物一样，我们受到物理法则的统治和决定。所以，如果你刚好天生具有强烈的抑郁、社交恐惧症或其他情绪紊乱的倾向，那你就很不幸，从概率上说你就会患上这些疾病。你应对这些紊乱的一个希望是，努力用其他物质来平衡它，要用物质手段来解决物质问题。你的意识和理性是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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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苏格拉底是对的。首先，来自神经科学的证据显示，当我们改变对一个情境的看法时，我们的情绪也会改变。神经科学家称之为“认知——再评价”，他们把这一发现追溯到了古希腊哲学。他们的研究表明，我们对我们如何理解世界有所控制，这使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情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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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认知行为疗法表明，在许多随机受控的实验中，人们能够挑战和克服哪怕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情绪错乱。研究者发现，16个星期的认知行为治疗课程帮助大约75%的病人从社交恐惧症中恢复，65%的人从创伤后应激障碍中恢复，有高达80%的人从惊恐障碍中恢复（虽然认知行为治疗的康复率在强迫症患者中低于50%）。对于从轻微到中度的抑郁，认知行为治疗帮助大约60%的病人康复，这跟抗抑郁课程的效果差不多，但认知行为疗法课程之后的复发率要低于抗抑郁课程之后的复发率。这一证据表明，我们能够学会克服天生的思维和感受习惯。曾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经常对我们克服非理性认知偏见的能力很悲观，对于这一点他却很乐观。他对我说：“认知行为疗法显然表明，人们的情绪反应是可以再学习的。我们不停地学习和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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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练心灵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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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家用一个词称呼这种人脑改变自己的杰出能力：可塑性（plasticity）。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家们是可塑性的早期拥护者。用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话来说：“没有比人类的心理更好驯服的了。”他们知道，正如我们刚开始知道的，我们的道德品格有多少是由可以改变的习惯构成的：实际上，“伦理”一词即源自古希腊语中的ethos（习惯）一词。当代心理学家如丹尼尔·卡尼曼提出，我们拥有“双处理器”大脑，一个思维系统基本上是自动的、以习惯为基础的，另一个思维系统则能做出更加有意识的、理性的反思。意识——反思系统比自动的体系要慢一些，也要消耗更多能量，所以我们对它的使用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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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哲学要改变我们，它需要跟这两个系统一起工作。古希腊哲学正是这样做的。它涉及一个双重过程：首先生成习惯性的意识，然后生成有意识的习惯。首先，我们把我们自动的信念通过苏格拉底式的省察带至意识中，以裁定它们是不是理性的。然后我们带着我们新的哲学洞见，重复它们，直到它们变成新的自动的习惯。哲学不仅是一个抽象思考过程，也是实践。亚里士多德说，“我们通过练习获得美德”，我们不能“在理论中避难，就像病人不能认真地听医生的话，却一点儿也不按照医生的话做”。哲学是一种训练，一套日常的精神和身体锻炼，会随着练习而变得更加容易。古希腊哲学家们经常用体操做比喻：就像反复练习会加强我们的肌肉一样，反复练习也会加强我们的“道德肌肉”。经过充分训练，我们自然就会在正确的情境中感到正确的情绪，并且采取正确的行动。我们的哲学变成了“第二天性”，我们达到了斯多葛派所说的“生命的良性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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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改变我们的思维和感受的自动习惯，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和勇气，还需要谦卑：没人愿意承认他们的世界观是错的。我们固守着我们的信念，哪怕它们麻痹了我们。认知行为疗法只对60%~70%的情绪紊乱患者有效，表明苏格拉底式的认识你自己和改变你自己的能力不过是一种能力。古希腊人没有宣称人类生来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完美的理性存在。他们提出，人类实际上是严重的无意识、拙于思考的动物，一辈子都在梦游。但他们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致力于我们的哲学练习，我们大多数人可以用我们的理性去选择更加明智的人生道路。我们用情绪方面的习惯去思考的能力本身也许是天生的、被环境决定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几乎总是会有一些空间，某种挑战我们不假思索的天性的能力。通过练习，几乎所有人都能变得更智慧、更幸福。这种有限的认识自己、改变自己的能力可以彻底地把悲惨的人生变成相当令人满足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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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能拯救你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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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认为，哲学真的能够改变人，给他们带来幸福，这种观念几百年来一直遭到嘲笑，甚至18世纪苏格兰思想家大卫·休谟也嘲笑它，休谟非常痛切地驳斥哲学的治疗能力。他也许是有意要煽动，他写道，大部分人“被阻挡在哲学的自命不凡和所谓的心灵医学之外……哲学帝国只覆盖了少部分人，对于这些人，它的权威是虚弱、有限的”。我要说，艾利斯和贝克证明休谟错了。他们已经证明，哲学，哪怕是它非常简化、基本的形式，都能帮助亿万普通人过上更幸福、更经过省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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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可避免地，在把古代哲学变成16周的认知行为治疗课程时，认知治疗师不得不对它加以删减，缩小其范围，结果变成了简略的、工具形式的励志，只以个人的思维特点为中心，忽略了道德、文化和政治因素。我们即将遇到的古代哲学当然向我们提供了快捷、有用的治疗工具。但是它们比这更丰富。它们还提供了对社会的批判，以及关于社会应该如何运行的政治思想。它们还提供了各种关于神和人生的意义、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的理论。自我拯救在古代的影响力和普遍性要远远大于现代，它把心理学跟道德、政治和宇宙联系了起来。它给人们提供的不是短期的解决方案，练习一两个月之后就让位给了新的励志潮流，而是一种持久的生活方式。某种每天练习一直练上许多年的东西，激进地改变自我——也许还会改变社会。今天，许多人正在寻找一种生活哲学，他们在古代哲学家们那里找到了一种他们可以依托的东西。你在本书中遇到的每个人都被古代哲学改变了人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跟我一样说，古代哲学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来自各个阶层：士兵、宇航员、隐士、魔术师、帮派分子、家庭主妇、政治家、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发现，哲学真的很管用，哪怕是在最危险、最极端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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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哲学带回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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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这种观念迥异于当代哲学的学术模式——学生们学到一套理论，然后检验这种理论。如我所说，对古希腊人来说，哲学生活实践性更强。学生要全身心地练习它，不仅练习自己的智力。今天怎样实践这种哲学呢？一种做法是，努力把哲学带回街头，苏格拉底就是在街头实践它。1992年，年轻的法国学者马克·苏特（Marc Sautet）激怒了他的同行：他宣称哲学已经变得太体制化了，跟普通人的关切脱节了。他选择了一种替代方案，建立了哲学咖啡馆，每个周日的上午在巴黎的灯塔咖啡馆（Cafédes Pharos）聚会。谁都可以参加，在那一天投票决定讨论什么话题，然后一大群人一起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有时会有200人挤在咖啡馆里参加讨论）。这一运动借助互联网迅速传遍全球：现在全世界大约有50个苏格拉底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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