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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认知行为疗法表明，在许多随机受控的实验中，人们能够挑战和克服哪怕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情绪错乱。研究者发现，16个星期的认知行为治疗课程帮助大约75%的病人从社交恐惧症中恢复，65%的人从创伤后应激障碍中恢复，有高达80%的人从惊恐障碍中恢复（虽然认知行为治疗的康复率在强迫症患者中低于50%）。对于从轻微到中度的抑郁，认知行为治疗帮助大约60%的病人康复，这跟抗抑郁课程的效果差不多，但认知行为疗法课程之后的复发率要低于抗抑郁课程之后的复发率。这一证据表明，我们能够学会克服天生的思维和感受习惯。曾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经常对我们克服非理性认知偏见的能力很悲观，对于这一点他却很乐观。他对我说：“认知行为疗法显然表明，人们的情绪反应是可以再学习的。我们不停地学习和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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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练心灵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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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家用一个词称呼这种人脑改变自己的杰出能力：可塑性（plasticity）。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家们是可塑性的早期拥护者。用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话来说：“没有比人类的心理更好驯服的了。”他们知道，正如我们刚开始知道的，我们的道德品格有多少是由可以改变的习惯构成的：实际上，“伦理”一词即源自古希腊语中的ethos（习惯）一词。当代心理学家如丹尼尔·卡尼曼提出，我们拥有“双处理器”大脑，一个思维系统基本上是自动的、以习惯为基础的，另一个思维系统则能做出更加有意识的、理性的反思。意识——反思系统比自动的体系要慢一些，也要消耗更多能量，所以我们对它的使用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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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哲学要改变我们，它需要跟这两个系统一起工作。古希腊哲学正是这样做的。它涉及一个双重过程：首先生成习惯性的意识，然后生成有意识的习惯。首先，我们把我们自动的信念通过苏格拉底式的省察带至意识中，以裁定它们是不是理性的。然后我们带着我们新的哲学洞见，重复它们，直到它们变成新的自动的习惯。哲学不仅是一个抽象思考过程，也是实践。亚里士多德说，“我们通过练习获得美德”，我们不能“在理论中避难，就像病人不能认真地听医生的话，却一点儿也不按照医生的话做”。哲学是一种训练，一套日常的精神和身体锻炼，会随着练习而变得更加容易。古希腊哲学家们经常用体操做比喻：就像反复练习会加强我们的肌肉一样，反复练习也会加强我们的“道德肌肉”。经过充分训练，我们自然就会在正确的情境中感到正确的情绪，并且采取正确的行动。我们的哲学变成了“第二天性”，我们达到了斯多葛派所说的“生命的良性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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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改变我们的思维和感受的自动习惯，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和勇气，还需要谦卑：没人愿意承认他们的世界观是错的。我们固守着我们的信念，哪怕它们麻痹了我们。认知行为疗法只对60%~70%的情绪紊乱患者有效，表明苏格拉底式的认识你自己和改变你自己的能力不过是一种能力。古希腊人没有宣称人类生来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完美的理性存在。他们提出，人类实际上是严重的无意识、拙于思考的动物，一辈子都在梦游。但他们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致力于我们的哲学练习，我们大多数人可以用我们的理性去选择更加明智的人生道路。我们用情绪方面的习惯去思考的能力本身也许是天生的、被环境决定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几乎总是会有一些空间，某种挑战我们不假思索的天性的能力。通过练习，几乎所有人都能变得更智慧、更幸福。这种有限的认识自己、改变自己的能力可以彻底地把悲惨的人生变成相当令人满足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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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能拯救你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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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认为，哲学真的能够改变人，给他们带来幸福，这种观念几百年来一直遭到嘲笑，甚至18世纪苏格兰思想家大卫·休谟也嘲笑它，休谟非常痛切地驳斥哲学的治疗能力。他也许是有意要煽动，他写道，大部分人“被阻挡在哲学的自命不凡和所谓的心灵医学之外……哲学帝国只覆盖了少部分人，对于这些人，它的权威是虚弱、有限的”。我要说，艾利斯和贝克证明休谟错了。他们已经证明，哲学，哪怕是它非常简化、基本的形式，都能帮助亿万普通人过上更幸福、更经过省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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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可避免地，在把古代哲学变成16周的认知行为治疗课程时，认知治疗师不得不对它加以删减，缩小其范围，结果变成了简略的、工具形式的励志，只以个人的思维特点为中心，忽略了道德、文化和政治因素。我们即将遇到的古代哲学当然向我们提供了快捷、有用的治疗工具。但是它们比这更丰富。它们还提供了对社会的批判，以及关于社会应该如何运行的政治思想。它们还提供了各种关于神和人生的意义、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的理论。自我拯救在古代的影响力和普遍性要远远大于现代，它把心理学跟道德、政治和宇宙联系了起来。它给人们提供的不是短期的解决方案，练习一两个月之后就让位给了新的励志潮流，而是一种持久的生活方式。某种每天练习一直练上许多年的东西，激进地改变自我——也许还会改变社会。今天，许多人正在寻找一种生活哲学，他们在古代哲学家们那里找到了一种他们可以依托的东西。你在本书中遇到的每个人都被古代哲学改变了人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跟我一样说，古代哲学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来自各个阶层：士兵、宇航员、隐士、魔术师、帮派分子、家庭主妇、政治家、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发现，哲学真的很管用，哪怕是在最危险、最极端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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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哲学带回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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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这种观念迥异于当代哲学的学术模式——学生们学到一套理论，然后检验这种理论。如我所说，对古希腊人来说，哲学生活实践性更强。学生要全身心地练习它，不仅练习自己的智力。今天怎样实践这种哲学呢？一种做法是，努力把哲学带回街头，苏格拉底就是在街头实践它。1992年，年轻的法国学者马克·苏特（Marc Sautet）激怒了他的同行：他宣称哲学已经变得太体制化了，跟普通人的关切脱节了。他选择了一种替代方案，建立了哲学咖啡馆，每个周日的上午在巴黎的灯塔咖啡馆（Cafédes Pharos）聚会。谁都可以参加，在那一天投票决定讨论什么话题，然后一大群人一起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有时会有200人挤在咖啡馆里参加讨论）。这一运动借助互联网迅速传遍全球：现在全世界大约有50个苏格拉底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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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大众哲学运动紧随苏特而起。2000年，在利物浦，三个利物浦工人发起了“酒馆哲学”运动，现在英国有30个哲学酒馆，仅默西塞德郡就有14个，使利物浦无可争议地成为大众哲学之都。有一个哲学酒馆的创办人罗布·刘易斯对我说，他失业时上了一门哲学课，那成了他人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他说：“学习哲学帮助我克服了我们很多人有时会感到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源自我们身处的社会想评判你，看你配得到多少机会。”从一开始，哲学酒馆的理念就是把哲学带出学院，超出罗布所说的“饶舌阶级”，把它的力量带给工人阶级。一个叫保罗·杜兰的创办人告诉我：“我希望10年后，走进英国任何一家酒馆，问他们的哲学俱乐部在一周中的哪一天聚会，都会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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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众哲学组织通常具有一些反学院精神。比如，2008年，备受欢迎的哲学家阿兰·德波顿成立了一个叫人生学校（School of Life）的组织，希望把哲学从学院死板的机构垄断中解放出来。他抱怨说，学院哲学不再教人们如何去生活，“奥普拉·温弗瑞比牛津的人文教授问的正确问题都多”。我对这种观点很有共鸣。我记得我问过一位斯多葛派的专家，他是否曾经把它用于自己的生活。他回答说：“天哪，从来没有。幸好我的生活从没变得那么糟。”他好像把古代哲学看作一个布满灰尘的遗迹博物馆。但其他学者不太驳斥古代哲学在当代的用处，比如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朗格（A.A.Long）、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我帮助运作的哲学小组伦敦哲学俱乐部，我们已经邀请了许多学院派哲学家主讲，他们空出时间，免费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街头哲学和学院哲学并非死对头——他们相互需要。没有学院哲学，街头哲学就会变得语无伦次；没有街头哲学，学院哲学就会变得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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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新兴的哲学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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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学校、哲学酒馆和伦敦哲学俱乐部都没有要求他们的成员遵循某种哲学或道德生活方式。它们是自由的论坛，陌生人可以在那里会面、讨论各种哲学，而不需要忠于某一种哲学。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跟苏格拉底的后裔如犬儒学派、柏拉图主义者、斯多葛派或伊壁鸠鲁创建的哲学学派不同。如我们将看到的，那些古代学派更像是宗教派别，其成员要效忠于某种特定的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兴起的新的哲学群体更接近于古代的模式。比如，我们会遇到新斯多葛派，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当代斯多葛派组织。我们会遇到“幸福行动”（Action for Happiness），这一运动致力于传播理性快乐主义。我们会去拜访像古代的犬儒主义者一样在伦敦的人行道上扎营的无政府主义者群体。我们会遇到经济科学学校（School of Economic Science），一个有着大约两万名追随者的柏拉图主义群体。我们会遇到地标论坛（Landmark Forum），他们声称已经用他们富有冲击力的苏格拉底哲学培训了100多万人。我们还会去拉斯维加斯，参加一个怀疑论者的全球聚会，这是一个拥有几百万成员的群众运动。这些哲学群体中的一些替代了传统宗教的敌手。这当然对历史性的重建提出了挑战：自从于2000多年前成立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都不再是活生生的传统，所以现代的追随者需要努力把碎片拼贴起来，建设新的传统。这也提出了组织方面的挑战。这些群体真的在不变成教派的情况下取代传统宗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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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找到一种幸福生活的模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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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哲学治疗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成分。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信念会令我们生病，或者帮助我们成长。我们从自己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体系获得了许多信念，所以见习哲学家都要决定，要跟他们的社会保持什么样的关系。老师们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比如，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宣称，他们内心独立于他们的文化中有害的价值观，但不会努力去传播福音或改变他人。对于普通人对哲学的兴趣和改变的欲望，他们是很悲观的。伊壁鸠鲁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哲学的影响持有类似的悲观主义者观点，从社会撤退到哲学群体。但是有些老师认为哲学很有希望，认为它真的可以变革社会。我们最后的一节课是关于政治的，将会考察第欧根尼、柏拉图、普鲁塔克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探索人们如何正在把他们的政治观带到今天的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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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世纪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认为应该让人们“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善”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就坚决反对可以让整个社会都只信奉关于幸福生活的一种哲学或宗教的观念。战后的两头自由主义哲学的雄狮——卡尔·波普爵士和以赛亚·伯林爵士都警告说，寻找某一种幸福生活的公式是“形而上学的妄想”。整个国家不再会赞同同一个幸福的模型，所以政府把一种哲学强加给公民的任何企图都必然会成为强迫和专制。伯林坚持认为，政府应当保护其公民的“消极自由”——他们免于干涉的自由，同时让他们自己去追求他们的“积极自由”，以及他们自己的个人和精神实现（spiritual fulfilment）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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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积极推进的幸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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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20世纪末，以及21世纪初，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感到，多元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已经走得太远了，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已经使我们变得原子化、孤立化，缺乏共同利益感。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认为，政府应该鼓励公民的精神成长，这种观点又成了西方思想的主流。实际上，今天它已经变成了压倒性的共识。是什么让政策制定者突然间获得了信心，认为政府可以让人们变得更幸福？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认知行为治疗获得的成功。亚伦·贝克和阿尔伯特·艾利斯似乎已经证明，从科学上说，可以教会人们去克服情绪和行为紊乱。接着，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伦·贝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学生马丁·塞利格曼提出，心理学应该不仅帮助人们克服情绪紊乱，还要帮助他们成长，过上最好的生活。他把他的新领域称为“积极心理学”。就像贝克和艾利斯受到了古希腊哲学的启发那样，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探索了古代西方和东方哲学的理论和技术，然后用实验加以检测，看哪些真的管用。积极心理学的“美德总监”克里斯托弗·彼得森戏言：“亚里士多德从来没获得过7点量表带来的好处。”[1]通过融合古代哲学和现代心理学，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希望建立一个客观的“成长科学”，然后把这种科学带到西方政治的核心。塞利格曼说，请想象一下，如果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公司教他们的公民和雇员幸福的科学——就像美第奇家族把柏拉图哲学传到佛罗伦萨。这不是很美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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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格曼把这场新的运动称为“幸福的政治”，它已经非常成功，吸引了政治和金融方面的支持。比如在英国，政府同意花5亿多英镑，训练6000名新的认知治疗师，为国民提供认知行为治疗。英国学校的大部分孩子现在在上一个全国性课程，叫“社交与情绪学习”，教他们如何提高情商，包括取自认知行为治疗的技术。在美国，每一名士兵都要上“适应思维”课，它是由马丁·塞利格曼及其团队设计，并于2010年年底开始推出的，力求减少军队中创伤后压力失调和自杀的发生。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项目的核心是取自认知行为疗法和古代哲学的认知技术。在欧洲，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2011年12月向200位世界各国领导人赠送了一本关于积极心理学的书，呼吁他们在2012年把幸福当作他们的首要政策目标。世界各国政府，包括法国、比利时、不丹、芬兰、奥地利、英国和德国，近年来都开始测算“国民幸福”，并提出政府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公民的成长，就像亚里士多德坚持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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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的幸福政治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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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运动的许多方面我是支持的，尤其是英国政府大胆地扩大提供精神健康服务的范围。我自己就受到了认知行为治疗的大力帮助，如果上千万受到认知行为治疗帮助的人当中有人继续探索其古代哲学根源，那就更好了。我成长于新自由主义的贫瘠时代，也对古希腊的成长观和幸福观回到教室、工厂和政治的核心感到兴奋。但是，这一运动进入公共政策领域的速度和范围让我感到不安。新的幸福政治很容易就会变得不自由、强迫，如果科学家们和政策制定者辩称他们已经证明了某种幸福模型，因此不需要民主辩论或赞同。这有迅速从经验证据的“是”跳到道德和政治的“应该”的危险，最终变成关于人们必须如何思考、感受和生活的僵硬的、反自由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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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种危险在神经科学家山姆·哈里斯的新书《道德景观》中最为明显。哈里斯认为，道德唯一合理的基础是关切所有具有感知能力的生物的幸福。他坚持认为，科学能够告诉我们关于幸福的事实，因此科学——唯有科学——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幸福的生活。他的书引发了许多教士和哲学家的愤慨。他坚持认为科学能够也应该渗透至道德辩论，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古希腊人完全会同意：他们的哲学，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把生理学、心理学、物理学跟伦理学和政治结合了起来。任何可靠的道德规范都应该努力符合关于人性和宇宙本性的科学证据。比如，如果科学告诉我们，人类认识不了也改变不了我们的思想或情绪，那对苏格拉底伦理学来说是坏消息。另一方面，如果来自认知行为疗法的科学证据表明，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理性去改变我们的想法和情绪，那对苏格拉底伦理学来说是好消息。直到这一步，哈里斯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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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哈里斯大胆地跃入政治哲学。如果科学能告诉我们关于人类幸福和道德的精确事实，那么它应该被用于指导国内和国际政治。我们应该用它去设计更好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体制，设立一个普遍的道德框架，斟酌、衡量、评判所有人、所有社会的风俗和道德。哈里斯期盼有一天，国际科学委员会的专家们可以照看我们，给我们的道德行为提供清晰、精确的指导。这种观点让我们想到以前赋予梵蒂冈的权力和权威，一个神学专家委员会在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的道德科学的指导下，照看着基督教世界，依照其中的规则发出道德评判。近来，它让人想起实证主义，即奥古斯特·孔德在19世纪发起的一种奇怪的哲学热潮。孔德说，他终于把古代哲学的智慧和天主教神学变成了一种铸铁科学，政府只需把权力移交给一个科学专家委员会。实证主义早期的拥趸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看到了这种观点的危险。他警告说，如果这变成现实，会带来一个“社会对个人的专制，超越了古代哲学家中最严格的纪律信奉者的政治观念思考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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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哈里斯的实证主义观点已经在成为现实。2010年底，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命令国家统计办公室（ONS）确定和测算国民幸福指数（无疑是一杯毒酒）。国家统计办公室建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他们立刻提出了一个政府官方对幸福的定义。这个委员会完全由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组成，其中没有一个哲学家、艺术家和教士。对于应该如何定义幸福，也没有进行真正的民主辩论，只是由国家统计办公室的官员在全国巡游，短暂停留，举行“全国对话”。国家统计办公室报告说，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许多参与了哲学活动的人说，对他们的幸福观来说，宗教很重要。但是很自然地，上帝没有进入国家统计办公室的科学幸福公式。科学怎么能测量一个人跟上帝的亲近程度？批评这一动议的人说，国家统计办公室测量的只是一个人的幸福感，这是纯粹功利主义或伊壁鸠鲁式的幸福定义。但是国家统计办公室坚持认为，它也测量了哲学意义上的幸福，古希腊人所说的“幸福”（eudaimonia），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斯多葛派用它指“道德幸福”。国家统计办公室说，它的问卷这样测量道德幸福：问他们“如果分值从1到10，你的生活有多少价值？”这本身是一个超现实的问题。它也许能让我们大致了解一个人对他的自我实现程度的估价，但不能告诉我们他们实际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如何对待别人，或他们的生活更广泛的影响和价值。我们真的认为一个简短的问卷就能测量一个人的生活的美德、意义、影响和价值，给他们一个数字，然后就把他们排到全球道德等级中去？这是把一般留给无所不知的神的技能归给了统计员。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一个有教养的人的特点，就是在每种事物中只寻求那种题材的本性许可的确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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