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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哲学治疗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成分。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信念会令我们生病，或者帮助我们成长。我们从自己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体系获得了许多信念，所以见习哲学家都要决定，要跟他们的社会保持什么样的关系。老师们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比如，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宣称，他们内心独立于他们的文化中有害的价值观，但不会努力去传播福音或改变他人。对于普通人对哲学的兴趣和改变的欲望，他们是很悲观的。伊壁鸠鲁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哲学的影响持有类似的悲观主义者观点，从社会撤退到哲学群体。但是有些老师认为哲学很有希望，认为它真的可以变革社会。我们最后的一节课是关于政治的，将会考察第欧根尼、柏拉图、普鲁塔克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探索人们如何正在把他们的政治观带到今天的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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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世纪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认为应该让人们“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善”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就坚决反对可以让整个社会都只信奉关于幸福生活的一种哲学或宗教的观念。战后的两头自由主义哲学的雄狮——卡尔·波普爵士和以赛亚·伯林爵士都警告说，寻找某一种幸福生活的公式是“形而上学的妄想”。整个国家不再会赞同同一个幸福的模型，所以政府把一种哲学强加给公民的任何企图都必然会成为强迫和专制。伯林坚持认为，政府应当保护其公民的“消极自由”——他们免于干涉的自由，同时让他们自己去追求他们的“积极自由”，以及他们自己的个人和精神实现（spiritual fulfilment）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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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积极推进的幸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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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20世纪末，以及21世纪初，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感到，多元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已经走得太远了，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已经使我们变得原子化、孤立化，缺乏共同利益感。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认为，政府应该鼓励公民的精神成长，这种观点又成了西方思想的主流。实际上，今天它已经变成了压倒性的共识。是什么让政策制定者突然间获得了信心，认为政府可以让人们变得更幸福？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认知行为治疗获得的成功。亚伦·贝克和阿尔伯特·艾利斯似乎已经证明，从科学上说，可以教会人们去克服情绪和行为紊乱。接着，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伦·贝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学生马丁·塞利格曼提出，心理学应该不仅帮助人们克服情绪紊乱，还要帮助他们成长，过上最好的生活。他把他的新领域称为“积极心理学”。就像贝克和艾利斯受到了古希腊哲学的启发那样，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探索了古代西方和东方哲学的理论和技术，然后用实验加以检测，看哪些真的管用。积极心理学的“美德总监”克里斯托弗·彼得森戏言：“亚里士多德从来没获得过7点量表带来的好处。”[1]通过融合古代哲学和现代心理学，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希望建立一个客观的“成长科学”，然后把这种科学带到西方政治的核心。塞利格曼说，请想象一下，如果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公司教他们的公民和雇员幸福的科学——就像美第奇家族把柏拉图哲学传到佛罗伦萨。这不是很美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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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格曼把这场新的运动称为“幸福的政治”，它已经非常成功，吸引了政治和金融方面的支持。比如在英国，政府同意花5亿多英镑，训练6000名新的认知治疗师，为国民提供认知行为治疗。英国学校的大部分孩子现在在上一个全国性课程，叫“社交与情绪学习”，教他们如何提高情商，包括取自认知行为治疗的技术。在美国，每一名士兵都要上“适应思维”课，它是由马丁·塞利格曼及其团队设计，并于2010年年底开始推出的，力求减少军队中创伤后压力失调和自杀的发生。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项目的核心是取自认知行为疗法和古代哲学的认知技术。在欧洲，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2011年12月向200位世界各国领导人赠送了一本关于积极心理学的书，呼吁他们在2012年把幸福当作他们的首要政策目标。世界各国政府，包括法国、比利时、不丹、芬兰、奥地利、英国和德国，近年来都开始测算“国民幸福”，并提出政府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公民的成长，就像亚里士多德坚持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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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的幸福政治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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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运动的许多方面我是支持的，尤其是英国政府大胆地扩大提供精神健康服务的范围。我自己就受到了认知行为治疗的大力帮助，如果上千万受到认知行为治疗帮助的人当中有人继续探索其古代哲学根源，那就更好了。我成长于新自由主义的贫瘠时代，也对古希腊的成长观和幸福观回到教室、工厂和政治的核心感到兴奋。但是，这一运动进入公共政策领域的速度和范围让我感到不安。新的幸福政治很容易就会变得不自由、强迫，如果科学家们和政策制定者辩称他们已经证明了某种幸福模型，因此不需要民主辩论或赞同。这有迅速从经验证据的“是”跳到道德和政治的“应该”的危险，最终变成关于人们必须如何思考、感受和生活的僵硬的、反自由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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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种危险在神经科学家山姆·哈里斯的新书《道德景观》中最为明显。哈里斯认为，道德唯一合理的基础是关切所有具有感知能力的生物的幸福。他坚持认为，科学能够告诉我们关于幸福的事实，因此科学——唯有科学——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幸福的生活。他的书引发了许多教士和哲学家的愤慨。他坚持认为科学能够也应该渗透至道德辩论，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古希腊人完全会同意：他们的哲学，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把生理学、心理学、物理学跟伦理学和政治结合了起来。任何可靠的道德规范都应该努力符合关于人性和宇宙本性的科学证据。比如，如果科学告诉我们，人类认识不了也改变不了我们的思想或情绪，那对苏格拉底伦理学来说是坏消息。另一方面，如果来自认知行为疗法的科学证据表明，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理性去改变我们的想法和情绪，那对苏格拉底伦理学来说是好消息。直到这一步，哈里斯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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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哈里斯大胆地跃入政治哲学。如果科学能告诉我们关于人类幸福和道德的精确事实，那么它应该被用于指导国内和国际政治。我们应该用它去设计更好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体制，设立一个普遍的道德框架，斟酌、衡量、评判所有人、所有社会的风俗和道德。哈里斯期盼有一天，国际科学委员会的专家们可以照看我们，给我们的道德行为提供清晰、精确的指导。这种观点让我们想到以前赋予梵蒂冈的权力和权威，一个神学专家委员会在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的道德科学的指导下，照看着基督教世界，依照其中的规则发出道德评判。近来，它让人想起实证主义，即奥古斯特·孔德在19世纪发起的一种奇怪的哲学热潮。孔德说，他终于把古代哲学的智慧和天主教神学变成了一种铸铁科学，政府只需把权力移交给一个科学专家委员会。实证主义早期的拥趸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看到了这种观点的危险。他警告说，如果这变成现实，会带来一个“社会对个人的专制，超越了古代哲学家中最严格的纪律信奉者的政治观念思考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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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哈里斯的实证主义观点已经在成为现实。2010年底，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命令国家统计办公室（ONS）确定和测算国民幸福指数（无疑是一杯毒酒）。国家统计办公室建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他们立刻提出了一个政府官方对幸福的定义。这个委员会完全由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组成，其中没有一个哲学家、艺术家和教士。对于应该如何定义幸福，也没有进行真正的民主辩论，只是由国家统计办公室的官员在全国巡游，短暂停留，举行“全国对话”。国家统计办公室报告说，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许多参与了哲学活动的人说，对他们的幸福观来说，宗教很重要。但是很自然地，上帝没有进入国家统计办公室的科学幸福公式。科学怎么能测量一个人跟上帝的亲近程度？批评这一动议的人说，国家统计办公室测量的只是一个人的幸福感，这是纯粹功利主义或伊壁鸠鲁式的幸福定义。但是国家统计办公室坚持认为，它也测量了哲学意义上的幸福，古希腊人所说的“幸福”（eudaimonia），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斯多葛派用它指“道德幸福”。国家统计办公室说，它的问卷这样测量道德幸福：问他们“如果分值从1到10，你的生活有多少价值？”这本身是一个超现实的问题。它也许能让我们大致了解一个人对他的自我实现程度的估价，但不能告诉我们他们实际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如何对待别人，或他们的生活更广泛的影响和价值。我们真的认为一个简短的问卷就能测量一个人的生活的美德、意义、影响和价值，给他们一个数字，然后就把他们排到全球道德等级中去？这是把一般留给无所不知的神的技能归给了统计员。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一个有教养的人的特点，就是在每种事物中只寻求那种题材的本性许可的确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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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美好生活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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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幸福哲学都涉及对一些大问题的价值观、信念和判断，比如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上帝存在吗？自我实现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组织社会？关于这些问题，经验研究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东西，但是我们也需要运用我们的实践道德判断，或者古希腊人所说的“智慧”（phronesis）。如苏格拉底所说，单独以及跟人一起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以及选择你自己的回答，是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政府不应该拒绝让人们参与这一过程，强迫他们融入一个专家设计、预制好的幸福模型。这剥夺了他们的自主权、理性和选择——而它们都是人类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幸福科学家不应该把他们自己的道德假定藏在欺骗性的科学客观性后面。相反，对获得幸福的不同道德路径都应该被提出来并加以探索，以便人们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我们要找到古希腊的幸福观和尊重人们的提问权与选择如何生活的权利的自由、多元政治的恰当平衡。不然幸福政治很快就会变得具有侵略性、反自由、官僚主义，遭到人们深深的厌恶。我们可以把人们引向哲学之泉，但我们不能强迫他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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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传统的四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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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本书中说明的是，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子们提出的不是一个幸福的定义，而是好几个。我们在这所学校里将要遇到的方法都是我所说的苏格拉底传统的分支。它们都遵循这三个苏格拉底式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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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能够认知自己。我们都用理性去省察我们无意识的信念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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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类能够改变自己。我们可以用理性去改变我们的信念。这会改变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的情绪循着我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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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类能有意识地培养新的思维、感受和行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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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步骤是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思想。这些步骤拥有充分的证据基础，它们展现的是思维技巧，而非特定的道德价值观，因此我认为政府在中学、大学、心理诊所、军队等地方教授这些技巧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将遇到的这些哲学还有第四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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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果我们把哲学当作生活方式来遵循，我们就能过上更加美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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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试图决定什么才是美满的生活时，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到这里，价值观、道德和实践理性就进来了。前三步教你如何驾驭你的心灵。第四步告诉你驾驭着它去哪里。我们系里所有的哲学家都迈出了第四步，但是是迈向不同的方向。他们对良好社会有不同的观念。他们对生活的目的也有不同的观念——有的相信生活的终极目标是跟上帝结合，有的则怀疑上帝的存在或跟人类生活有任何关系。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同意前三步），但对于第四步他们有着根本差异。也许，古代哲学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关于美好生活的共同观念和技巧。也许它甚至能提供一个信仰者和无信仰者、科学与人文相会的地方。但总还是会有一些分歧。我认为我们将遇到的哲学没有哪一种是完美的，你永远也不能让所有人都遵从其中一种哲学。不丹国王经常被拿来当作整个国家都遵从一种幸福哲学的范本。但是，不丹是一个很小的、单一文化、半文盲、以农村为主、人口比伯明翰还少、由国王统治的国家。不丹政府给人民强加一种共同的幸福哲学（佛教），要比一个庞大的、世俗的、文化多元、自由的国家这样做更容易。因此，政府和公司都不应该试图向他们的成员强加一种幸福模式，而是要教授通往美好生活的不同道路，然后让人们自己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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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每种哲学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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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种我们将要遇到的哲学，我问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可以从这种哲学中拿来什么励志技巧，用于我们的生活？第二，我们能把这种哲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吗？最后，这种哲学能成为一个群体，甚至整个社会的基础吗？对每一种哲学，我采访了一些在生活中用这些哲学克服严重的问题、改善自己的生活的人。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意识到，这些技术源于古代哲学，在许多例子中，被采访者有意识地赞同某一种古代哲学，并努力把它当作生活方式来遵循。他们都在践行哲学，在实践时都比我更认真。需要指出，刚开始，虽然哲学对我帮助很大，但我认为自己并非哲学家，而是一个对人们在现代生活中如何应用古代思想感到好奇的记者。有鉴于此，我们该注意塞内加的这句话了：“没时间玩闹了。你被雇用为不快乐者的顾问。你已经许诺要帮助那些海难者、囚徒、病人、有需要的人，帮助那些头悬在毒斧之下的人。你的注意力溜到哪里去了？你在干些什么？”没错，塞内加，我们该上课了。上午的课开始于阿拉伯沙漠，朗达·科纳姆即将颠簸着降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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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点量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中的一种，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李克特于1932年在原有的总加量表基础上改进而成的。7点量表中的分数分别为非常不同意、很不同意、不同意、无意见、同意、很同意、非常同意7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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